邵莉／文
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九项重点工作，业界将首提“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操作方案”视作第一看点。
5月19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发布重点课题报告《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下称“报告”），建议制定并公布人民币可兑换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2015年末实现可兑换。虽然是非官方金融学术研究组织发布的报告，但由于课题组主要成员中有多位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学者，因此颇为引人注目。
把握黄金战略机遇期
课题组顾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介绍说，今年3月，吴敬琏提议，希望在2013年这个关键时刻，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些有扎实功底、有可行性的方案。根据这个提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很快启动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的重大课题。
报告提出，中国加入WTO获益良多，但在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发达国家急于实现经济复苏背景下，WTO多边贸易体制日益边缘化，推进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选择。一旦由美国主导的TPP与TTIP融合，将重塑国际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格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主动参与、要么被动接受国际贸易领域新规则。我国在这个浪潮中已经落后，亟待迎头赶上。
据了解，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包括消除对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的限制性措施。比如，不得限制外资控股比例和经营范围等；在知识产权、劳工、环境、政府采购等领域制定高于WTO现行标准的规则。
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表示，通过WTO，中国融入世界贸易生产体系，在接受世界规则过程中促进国内改革。过去30年，中国开放着眼于吸引外资，而投资体系、资本体系相对弱势，因此设立一系列保护措施，比如，资本账户保护等，十分必要。但现在要“走出去”，很多政策都要调整，汇率肯定要改，资本账户肯定要开放，这都是整个大格局变化中的必然环节。
范文仲进一步表示，从很多国家没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发现，往往“引进来”做得好，“走出去”就不行了。中国能不能迈过这个坎，从被动接受西方规则，到参与制定规则，甚至引领规则，就要看后20年，能不能把贸易体系生产分工和资本投入体系中的角色转换处理好。能推进利用新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重新定位的只有“开放”，历史给一个国家的战略机遇期不会很长。
《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认为，我国加入WTO以来的发展经验表明，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领域，都发展得比较好，竞争力较强、同国际接轨比较密切；凡是保护比较多，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相对滞后的领域，改革发展也相对落后，竞争力差，市场认可程度低、同国际标准和前沿水平差距比较大。
资本项目开放成突破口
报告执笔人之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周诚君认为，面对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的趋势，如果不以开放心态去适应，参与规则制定，很有可能在未来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被边缘化。
因此，课题组建议，以金融业相关领域服务业对外开放为突破口，把医疗、教育、卫生等一系列高标准引进来，特别是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电信业、邮政快递业、建筑业和法律服务等领域彻底放开市场准入，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
周诚君说，凭借入世10余年的开放经验，这些没有问题。此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时机也比较成熟，可以公布时间表和路线图。
报告提出，明确2015年末实现可兑换。近期加快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及资本市场跨境投资领域改革；推行QDII2、股票市场国际版、境外发行熊猫债等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形成人民币定价国际资产，并在条件基本许可范围内加大试点和推广力度，测试人民币实现交易和定价国际资产功能后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中期可全面推进外债和资本市场领域对外开放，将外债管理转向以负债率和币种匹配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管理；允许部分非居民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市；进一步扩大QDII和QFII主体资格，增加投资额度；允许境内银行和企业参与境外衍生品市场，允许非居民机构投资境内衍生品市场；允许个人接受或发放跨境贷款及合法资金转移等。同时，构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体系，健全风险防控措施，并将资本项目可兑换纳入法制框架。报告同时强调，要避免人民币剧烈升值。
课题组主要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李波说：“加入WTO是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融入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资本项目开放则是融入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体系，以前我们是搞制造业，搞贸易，下一步得学会玩儿资本，因为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就要参与全球资本配置。我们双边投资协定（BIT）谈不拢，资本项目不开放就是一个重要的障碍。”
李波说：“我个人认为，相对其他服务业来讲，金融业和国际接轨是比较好的，扩大开放有信心，金融业不会成为扩大开放的障碍。”
课题组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不存在技术问题，以后三年完全有条件实现。资本项目开放不仅是金融业，也是整个开放的重要突破口。在金融机构准入方面，银行业外资持股现在有25%的限制，券商是33%，都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支持资本账户开放，在具体操作方面，需要进一步落实细则。比如，到2015年，国际环境是什么样，如何平衡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怎样防止开放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
自由兑换不代表放弃合理管控
资本账户开放关系整个金融，乃至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安全。正因如此，作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上恪守审慎原则。虽然资本账户相对封闭，我国避免了1997年东南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现阶段经济增长放缓，国内改革、结构调整举步维艰，又有谁敢肯定这不是“审慎”的代价呢？
实际上，大多数人担心资本账户开放风险时都有一个误区，即完全自由的资本跨境流动，政府不干预、无管理。而实际情况却是，IMF《汇兑安排和限制》中60个已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经济体都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管理措施。
据IMF统计，在上述60个国家和地区中，大部分都对非居民投资通信、运输、能源等敏感性产业采取限制措施。反垄断类限制上，英国限制削弱媒体多元化的兼并；公民利益类限制上，不少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对养老金投资组合实行比例管理；宏观审慎类限制方面，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为降低金融体系受短期资本流动冲击风险，韩国从2010年6月起实施三项新宏观审慎政策，包括将银行外汇衍生品交易上限由真实贸易的125%下调至100%、规定银行外汇贷款仅限于海外使用、提高银行外汇资产流动性要求。巴西从2009年10月开始对流入资本市场的外国资本征收2%的金融交易税；微观审慎类限制方面，60个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外汇头寸限制、风险比例管理、信息披露要求等措施。
金砖国家中，除中国外，都已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但可兑换程度相对较低。这些国家的资本项目管理主要集中于账户管理（如俄罗斯仅外汇和非居民专用账户就有20几种）、宏观审慎（如巴西实行“托宾税”）、规模管理（如印度虽然每个资本项目均有开放渠道，但对部分渠道设置总规模上限）。
这些国家对跨境证券投融资等与短期资本相关度较高的资本流动，则通过宏观审慎、专用账户、实需背景等进行管理，实现有控制地允许资本跨境流动和货币兑换。
2006年宣布开放资本账户的俄罗斯也顶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没有再现上个世纪90年代卢布暴跌、资本外逃的恐慌局面。
国际经验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有弹性和调整空间的制度安排，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经济体的实际开放水平参差不齐，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代表放弃合理管控。
我国在设计资本项目可兑换政策框架时，可根据中国国情，以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防止过度使用避税天堂、宏观审慎等名义保留部分资本项目管理措施，以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调控能力。
同时，各项具体开放措施在时间安排上也有一定灵活性，可根据我国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改革基础条件的变化择机实施，成熟一项，推动一项。
此外，央行直接干预市场，以及在危机情况下变浮动汇率为有管理的盯住汇率都有先例。近年来，各国央行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大幅干预汇率，甚至直接入市干预的情况比比皆是。
不论2015会否成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元年，人民币期待实现成为真正国际硬通货的“中国梦”。
作者系新华社经济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