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越男 徐蕊／文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近日决定放宽《巴塞尔协议Ⅲ》中的流动性要求，以防止损害银行业向实体经济放贷的能力。
银行业博弈巴塞尔
《巴塞尔协议Ⅲ》初版于2010年推出，当时针对雷曼兄弟倒闭等危机，对银行业提出三个监管要求：一是大幅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二是设定稳定的融资比率；三是规定银行业流动性覆盖率必须大于等于100%。
对流动性覆盖率做出要求为首创之举。所谓流动性覆盖率（LCR），就是银行持有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与未来30天资金净流出量之比例。要求流动性覆盖率至少达到100%，意即银行应持有足够的现金或流动性资产来应对持续30天的危机，防止银行出现短期流动性危机或支付危机。
此次调整后，流动性覆盖率的达标期限从2015年推迟到2019年；“优质流动性资产”界定范围被扩大，原来只包括政府债券、优质公司债和现金，现在也包括BBB-级以上公司债、优质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蓝筹股；流动性规模的计算方法也有所调整，降低了许多银行必须持有的流动性规模。
此次巴塞尔松绑流动性，主要是欧美银行业游说的结果，也是巴塞尔配合各方为刺激经济复苏所做的努力。
银行业的说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欧债危机爆发后，危机国家的政府债券折价严重，将政府债券划为优质资产的“一刀切”做法不合理；二是过于严格的流动性要求，遏制了银行业向实体经济放贷的能力和动力，由于政府债券、公司债收益率较低，银行被迫大量持有这些资产，盈利能力被削弱，反过来会遏制其扩张信贷的能力，并且，较高的流动性资产比例也会挤压信贷资产的规模。
银行业监管是一个动态过程，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目前，欧洲经济陷入衰退，银行惜贷阻碍经济复苏。去年第二、三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连续收缩，连欧洲经济领头羊德国2012年全年GDP增速也大幅下滑至0.7%。
业界普遍认为，设置银行业流动性覆盖率标准从未有过先例，仍处于试验阶段，巴塞尔委员会出于谨慎考虑修改政策，以缩小银行监管给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是可以理解的。
新规是把“双刃剑”
巴塞尔委员会怀着对银行业扩张信贷的期望放松流动性要求，但信贷扩张却不是必然结果。银行是否放贷主要基于两点因素：一是实体经济是否有贷款需求，二是银行是否看好贷款企业及所属行业的还贷前景。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在最新报告《巴Ⅲ新动向分析》中指出，目前银行业并不缺少流动性，放松流动性监管恐怕难以起到刺激银行扩张信贷，从而刺激经济复苏的效果。欧洲央行于2011年10月起启动了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操作，累计为银行业提供了超过1万亿欧元的流动性总量，然而，这些钱没有被注入实体经济，而是被重新存回欧洲央行。银行将钱存于利息几乎为零的央行账户实属无奈之举，一是由于信贷需求不足，二是银行对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
欧洲银行业普遍欢迎对流动性要求进行调整。不过，德国银行业仍认为放宽尺度不够大，新规定要求优质流动资产中至少有60%为政府债券和央行储备，但目前欧债危机仍未解除，青睐政府债券的做法似乎并不合理。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此次调整可以在促进银行业稳定的情况下，适当为银行留下缓冲空间，缓解了《巴塞尔协议Ⅲ》给银行业带来的压力，给欧洲银行业一个喘气的机会，使得金融机构应对市场变化更加灵活，对于全球银行业也是个利好。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巴塞尔放宽流动性要求，一方面有助于银行增持收益率较高的资产，降低银行的合规成本，改善其利润前景，可能会缓解其惜贷情绪；另一方面，新规定允许优质流动性资产中有15%来自股票、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投资级公司债，或将刺激这些市场的需求，推动证券市场复苏，也有助于刺激企业通过发债进行融资。但这些都是“潜在”影响，是否会发生，还有待观察。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此次调整或为银行业挑战《巴塞尔协议》打开缺口，给监管者带来新的挑战。监管者必须确保纳入优质资产范围的股票、住房抵押支持证券等的确为高质量资产，当银行面临支付危机时，能够迅速找到买家兑现这些资产。否则，一旦危机爆发，想象中的“优质”资产其实并不“优质”，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国内银行影响有限
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巴塞尔委员会放宽流动性要求，对中国银行业影响不大。
招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我国对银行业实施严格的贷存比要求，与西方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的流动性较为充足。
2011年10月，银监会就《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中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存贷比和流动性比例，其中，对流动性覆盖率要求的具体内容和条款与《巴塞尔协议Ⅲ》基本一致。《办法》原本拟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要求中国商业银行2013年底前满足LCR达到100%的监管要求。之后《办法》的正式出台遭到推迟。
对于《巴塞尔协议》，业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中国应尊重国际规则，按部就班地稳步推进《巴塞尔协议Ⅲ》，为银行业提供更好的条件，避免我国金融机构面对更大的压力；也有人认为，中国不应将积极执行作为准则，而应主要从我国国情和银行业特征出发，适当参考国际金融监管新方向和理念，采用适合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
《巴塞尔协议》属于“指导性原则”，通过国际压力敦促各个国家将协议规定写入各国法律，各国可结合自身情况进行调整。
目前，多个国家已执行《巴塞尔协议Ⅲ》或将其列入计划，中国一直是比较积极的践行者。美国在去年宣布推迟执行，且尚未给出时间表，其背后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巴塞尔协议为欧洲主导，二是美国金融业实行多头监管，多家监管机构众口难调。
向松祚说，巴塞尔协议可为中国银行业监管提供借鉴，但中国急进地实施巴塞尔要求是不对的，它不符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现实。并且，从数十年的国际经验看，《巴塞尔协议》并非防范银行危机、金融危机和银行过度杠杆化的万应灵药。
他还认为，中国作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国，也应积极提出我们的意见，增强我国在国际银行业监管问题上的话语权，体现大国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