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梁敉静／文
2011年12月16日，一个普通的礼拜五，你可能正伏在办公桌前想象周末的欢愉，网页突然弹出新华保险上市的消息，对你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然而，对于新华保险董事长康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新华保险成功上市。
带领新华保险“杀进”A股市场的，正是精神矍铄的“康老爷子”。
打磨新华
康典1982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并于1984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加入新华保险公司之前，康典曾任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时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和副总经理、粤海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长及粤海证券董事长、中国包装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以及供职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海外投资部。
自2009年12月起，康典出任新华保险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并自2010年1月起兼任新华资产管理董事长，并兼任银建国际实业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步入花甲之年，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退休后要靠喝茶和打牌度过，但是，在亲自操刀粤海重组，并在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拼搏多年后，康典并没有解甲归田、颐养天年，而是冲进保险战场继续搏杀。
对他来说，保险是一个全新的“战场”。
“新华保险凭什么上市？你和已经上市那几家保险公司有什么不同？”这是上市前，投资者问的第一句话。
“我把新华保险的发展战略讲了下，他说你这个思路很新，新华上市就是这样成的。”康典说。
康典认为，新华保险上市成功最关键的是，公司发展战略受到专业投资机构认可，即专注寿险，回归保险本源，以客户为中心。
保险圈内人士谈到康典，都会提到他2009年上任新华保险董事长时，一个人背着双肩包悄然出现在北京长安街新华保险大厦大堂中的故事。
那时的新华保险，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在公司治理、偿付能力、业务结构、内控方面都面临重重挑战。
被称为“救火队长”的康典，通过多方协调沟通，进行人事改革、引进专家团队进行IT系统整改、引进投资管理人才重开投资渠道等一系列措施，令新华保险重获新生。
上市前，偿付能力不足一直困扰着新华保险的高层。
2009年掌舵新华保险之初，康典就针对这一硬伤给保监会做出承诺：“第一，2010年底偿付能力要达到100%；第二，到2011年底偿付能力要争取达到150%以上。”
如今，康典已经兑现了这两个诺言。
但是，他仍然觉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他看来，在新华保险的上市承诺中，还有不少内容没有兑现，并且离完全兑现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新华的转型一定要贯彻‘均衡’的原则，拒绝转型，拒绝改变，是极端。但希望一天就转过去也是极端，这两种都会带给公司毁灭性的打击。最大的障碍是，事情成熟是需要时间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你丧失了耐心，丧失了韧劲。”他说。
2012年3月，在一封被业界称赞“有文艺范”、“饱含温情”、“言辞恳切”的《致股东函》中，康典说：“在当前的国内外环境下，指望经济基本面和资本市场有较大惊喜显然不切实际。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寿险业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他认为，新华保险营销员渠道面临不容轻视的挑战，客户结构也不理想，资产业务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不明朗，“不但会影响我们的盈利水平，也会转化为对偿付能力的压力”。
在这份《致股东函》中，康典引用了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也许正是这种“负担”，让康典化压力为动力，更为勤恳、审慎。
一位保险公司战略研究人员认为，康典的到来，使新华保险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从公司治理，还是业务方面，都更加井然有序，也更有效率。
在一些与康典接触过的业内人士眼中，康典不但“很有本事”，而且“很务实、重实践”。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康典喜欢到一线调研。
“去年（2011年）12月21号在钓鱼台庆祝上市成功后，第二天一觉醒来，好像缺点啥。对呀，下基层去。当天就到了内蒙古，然后是山东、湖北、广东、深圳等。直到元旦前，我一口气跑了六个分支机构。如果时间允许，最好是跑遍所有的机构，因为一线的将士们最可爱、最可敬、最辛苦。”康典说。
一线将士辛苦，经常活动在一线调研的康典也需要健康体魄的支持。
“我可是运动员出生，以前是北京市中学生排球代表队的队长，打两次全国中学生比赛，其中还拿了冠军。现在那帮老球友说现在有老年排球，一直约我去打。锻炼是要有的，没有哪成。”康典说。
“我还酷爱并支持过中国女足呢。因为在那一届队员身上，体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华民族精神。没有精神的人无异于骷髅，没有精神的企业无异于机器。”他说。
热心公益
记者见到康典，是在新华保险某个公益活动上。没有过多装饰，没有如今很多董事长身上咄咄逼人的气质，康典只是一身黑色西装，与新华保险总裁何志光坐在前排。当某位发言人提到他曾经当知青的经历时，他只是微笑，淡定而从容。
此后，在北京某基金会理事的名单上，记者看到了康典的名字。这一基金会是于2008年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致力于中国乡村教育环境的改善。
事实上，这一基金会为康典与家人在香港成立，原因正与他的知青经历有关。
无论是成立基金会，还是他当知青的经历，都不为众多人所熟知。
“回想起来，平生第一次接触农村的学校，还是在40年前。那是一个神圣与罪恶共生，奋争与堕落并存的年代。”康典回忆说，“我们一帮城市知青，下放到陕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日出而耕，日落即歇，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电话，油灯一盏，就着油灯发出的那点亮，两三个人可以将就着看看书，写写信，算是村子里最高的文化境界了。”
这是他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走进大山里“简陋但还算整洁”的教室。
康典在中学学习的是俄语。他说，农村的孩子第一次听一个北京学生讲课，格外兴奋，“古怪的卷舌发音使得他们异常开心，夹杂着陕西口音的俄语更使得大家经常笑得前仰后合，除去所教的内容让人感觉有点怪之外，总体看，这实在是一个让所有参与者都感觉分外开心的经历。”
农村孩子的善良、淳朴、真诚、好学和所处的艰苦环境，给康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康典再次接触农村学生，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外面的世界已经很精彩了，高楼林立，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纸醉金迷。然而，这种精彩和发达，却没能给这些并不算十分偏远的农村学校带来更多的温暖，给这些农村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鼓励。相对于外面世界的精彩，这里的世界很无奈。”康典说，“其实，这些农村孩子一年的学费并不多，对于发达地区来说，常常不过是商业应酬中中档饭馆里一个人的一顿饭钱。这种对比，不免使人悲哀。”
在汶川地震中，众多农村教师们在那一瞬间所表现出的恪尽职守的精神，和忘我的责任感，使康典“感动之余又感触良多”。
“我们不能对此保持冷漠，即使在一个物质至上、私利至上的年代。我们不能保持冷漠，因为那只握着笔的手在向我们提示：作为人不能没有责任感；那一个个伏下的身躯在告诫我们：作为人不能只剩下本能。”康典说。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为我们的农村做点事情，就是为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将来做点事情。”他说，“这不是施舍，不是赠与，不是虚荣心的满足，事实上，我们需要它，在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净化自己的精神，我们需要拯救自己的灵魂。”
2012年，在康典为该基金会撰写的文章中，记者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如今这样一个鱼龙混杂，光怪陆离的时代，我们不敢追求轰轰烈烈，只想在宁静的山间和可以嗅到花草香的小道上，完成一些最普通的琐事。”
拼杀在保险领域，这位年轻的老将心中，不仅仅有金融界残酷的弱肉强食，更有侠骨柔情，他的另一面，更加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