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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狼”靳海涛 [《金融世界》2013年02月号 ]

尽管始终伴随着质疑之声,但靳海涛在一定程度上着实改变了中国创投行业。

本刊记者  孙弢/文

2011年3月,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创投”)董事长靳海涛平生第一次站到了哈佛大学的讲台上。2010年,深创投投资的企业有24家实现挂牌上市,一举改写了创投界全球纪录,并因此被哈佛大学收入全球案例教学库。

深创投是“国家队”创投的典型代表,但在投资策略方面,却完全不似国企“稳扎稳打、适量投资”的作风。

刚满59岁的靳海涛体态微胖、面方耳阔,一枚标志性的光头,一副大号金丝边眼镜,看起来颇为和善,但行事作风却敏锐、果决。

有PE圈人士这样评价靳海涛:“他扮演过‘士农工学商’多种角色。”

1969年,15岁的靳海涛入伍当兵。6年军旅生涯,他历任班长、文书、新兵营书记。据靳海涛回忆,那段时期,除了日常训练,主要工作就是种水稻。“虽然我没有当过农民,但当兵期间所做的却是农民的工作。”他说。

复员后,靳海涛从普通工人做起,此后先后出任国营761厂厂办主任兼书记、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系统工程局综合处处长、计划处处长、总经理助理。

1993年,靳海涛出任深圳赛格集团副总经理。此时的赛格可谓风雨飘摇,由于此前过度扩张,截至1992年年底,赛格净资产亏损1.6亿元。

靳海涛任职期间,赛格集团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和规范经营,从一家净资产为负的亏损企业变为一家拥有6家上市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

“1994〜1996年间,资本运作在中国是非常不成熟的,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各种做法是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时任深圳赛格集团董事长王殿甫评价说。

靳海涛坦言,在赛格集团的资本运作经验以及待人接物的技巧,对其日后从事风险投资事业帮助很大。

2001年,靳海涛出任全球策略风险投资基金驻中国特别代表,正式操刀风险投资业务。3年后,他与深创投正式结缘。

彼时,这家号称“中国最大的官办创投”企业已被深圳市政府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注册资本金才16亿元,而外面“漂”着的就高达16亿多(因为委托理财等原因收不回来),早期投资的企业也找不到退出通道。

由于此前曾成功运作过深圳“赛格系”,又有4年操刀风险投资事务的经验,在外界看来,靳海涛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在他接手深创投之后,有两件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事相继发生:2004年,证监会正式批复同意深交易所在主板市场内设立中小企业板块;次年,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央行商务部等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

在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前,由于“没有退出机制”,1999年至2000年间建立的国内投资基金大面积泥足深陷。

据软银赛富投资基金合伙人陆豪介绍,当时,如果项目采用上市方式退出,公司每年累计转让股份比例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5%的话,需报国务院国资委审批;如果项目采用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则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规定:“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

“对于创投来说,股权就是其产品,卖个产品还这么曲折,又是产权所公开挂牌,又是报国资委批,这会使公司丧失很多好的机会,机会成本很高。”陆豪回忆说。

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后,靳海涛在给某证券类报纸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大胆预言:“股权分置改革将使创投从进入到退出有了完整实现的可能。中国创投行业的春天即将到来。”

就在同行举棋不定的时候,靳海涛率先开启了积极的战略调整。

他首先提出“立足深圳,面向全国”的发展理念,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布点。在股权分置推出的短短一年间,深创投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西安、成都等地的分支机构相继成立。

但这种组织模式在当时没有任何国内外先例可循。记者了解到,当时,深创投采取的组织模式为:总部给每个分公司派一名最高级别的负责人,再由此人负责在当地招聘其他员工。通过这位负责人,总部来达到对分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而实际上,投资项目从立项、调研、到决策等核心程序都集中在总部。

这种运营模式在当时受到了不少质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弘毅投资的LP对深创投这一模式的看法是:如果一个团队同时运营多只基金,且各个基金的投资范围又有重合,那么利益冲突是很难协调的,你用这个LP的钱投了,那另一个LP就会质疑,为什么没有我的份?如何权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但靳海涛不为所动。

这种固守终于在2005年下半年带来回报。当年11月,十部委出台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中提出: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

“创投管理办法的出台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不可以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方式,和政府形成互动,再结合项目源基地建设,来形成自己的网络。”靳海涛回忆说。

此时,靳海涛提早布局全国各省市的作用恰恰体现了出来。

“率先在全国布点,使得深创投在与各个省市合作推出政府引导基金时都有了具体开展工作的‘抓手’,比其他同行‘早走了半步’,可谓占尽先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若山认为。

“当时,创投类公司几乎没有全国布局的。”靳海涛的“前任”阚治东评价说,深创投当年如果没有全国布局,不可能变成今天有这么大影响力的机构。

与此同时,靳海涛也对深创投的传统投资决策程序进行了革新。

在他的主导下,深创投形成了今天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两个部门需分别对项目出具分析报告,经过综合讨论后再决策,有利于决策的公允性。

据深创投员工介绍,不同于一些创投公司离开办公室到酒店去开会的“闭门决策”方式,深创投整个投资决策的过程向全体员工开放,每一个员工,包括秘书、前台都可以旁听会议并发表看法。 

一系列调整为深创投带来了明显的变化。2007年,深创投投资项目从17个迅速增加到49个,且投资团队开始更多地主导投资,而非简单的跟投。

但也有质疑认为,靳海涛将投资公开化、简单化的做法,埋下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据深创投内部知情人士介绍,在靳海涛之前,深创投内部流行着这么一句口号:“宁可丢项目,不可丢人。”为了实现这个口号,深创投内部曾有一套十分严格的项目审核机制。“一个项目要想通过,其难度不亚于通过发审委。”有接近深创投的人士透露。

而进入靳海涛时代,投资程序的调整,使得项目通过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但与此同时,深创投投资项目过会被否或投资失败的案例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

一些业界人士将深创投这一时期的迅猛增长评价为“赶上了”。

“时机好。如果没有股权分置,就没有深创投的今天。刚刚实行了股权分置改革,证监会、深交所、上交所焦头烂额、各地等米下锅。而深创投恰好比其他人早走了半步,踩进去了。这其中,人为因素不是没有,但十分有限。”李若山认为。

对于这种“撞大运”的评价,靳海涛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时机的确很重要,但我们能够在未来还相对模糊、其他创投还在收紧钱袋的观望时刻大举进攻,这很需要勇气。”他回应说。

事实上,前文提到的政府引导基金,也是靳海涛首创。

“所谓政府引导基金,就是政府出一块钱,我出一块钱,其他的机构出一块钱,共组一个基金,以公司制形式组建一个创投公司,以深创投为主进行管理,政府来推荐项目。”靳海涛介绍说。

但这一过于理想化的构想起初并未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直到2007年,武汉科技局才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政府部门,试探性与深创投进行了接触。

“他们想寻找科技成果产业化体制的变革,我们在寻求真正覆盖到当地的合作模式。所以,双方必须寻找需求的结合点。”靳海涛回忆说。

但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之间根本的差异,这种需求结合点并不容易找到。直到2007年,政府引导基金模式才在苏州首先得到落实。

“各地政府出小钱,深创投出大钱的模式,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亏了,但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项目源,更实现了深创投低成本扩张。无异于在全国织起了一张项目输送网,多个地方政府俨然成为深创投‘供应商’。”陆豪指出。

尽管这一模式此后被各家创投不断复制、发展,但市场对于这一模式,始终存有质疑。

在深创投发起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中,均有当地政府引导基金和民营机构参股。

“通常说来,一个基金的出资比例是三三分成。具体到政府引导基金上,深创投占三分之一、当地政府的引导基金占三分之一,其他民营机构占三分之一。而管理公司中,引导基金和民营机构也会占到30%左右的份额。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项目,深创投并不支持投,而当地政府极力却推荐时,怎么处理?这种合作模式很可能会埋下隐患。”一位业内人士说道。

外界的这一疑虑也在深创投的实际投资过程中得到了侧面印证。

“从‘深圳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命名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不叫创业投资,而叫创新投资。这意味着不局限于投资高科技、高成长型的企业,主要是关注创新,只要有创新的企业,我们就可以考虑投。”靳海涛曾这样介绍深创投的投资范围。

但值得注意的是,深创投所投的项目中,初创型企业仅仅占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项目仍然由具有成熟商业模式、上市潜力的中、大型企业构成。“这背后显然有政府导向在推动。”前述不愿具名的弘毅资本的LP表示。

尽管有政府方面的强力支持,靳海涛也曾因为几起案例的失败而遭遇了“信任危机”。

2010年,四川优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过会失败。根据证监会的解释,四川优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度较2008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下降较大,上述事项能否持续,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对申请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这不仅让深创投暂失获得数倍收益的机会,还“套牢”了1000万的原始投资。有创投业人士这样评论这笔投资:“四川优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模式挺好,但是过分依赖波动较大的外贸,一开始就具有风险。”

2012年,深创投入股4年有余的江苏海四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IPO被否。

几乎与此同时,深创投入股的一些上市公司业绩纷纷变脸,令一些投资者大呼“伤不起”……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2009年,深创投只有40〜50余人,如今,已经超过200人。其规模也快速扩张到了200亿元的资产管理规模。另据投中集团统计,该机构成立的基金数量高达63只。

“平均每个投资经理有数亿元的资金要投资,哪有那么多好的项目!”深圳某创投机构董事长称,为了将资金投出去,只能降低项目筛选标准。

“观察深创投过会被否的项目,不难发现,2009年之后的较多,当时,该公司已经进入快速扩张期。扩张快了,把关难免不严。”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秘书长王守仁指出。

对于这些问题,靳海涛本人并不避讳提及,他对于研究失败案例有一种特别的偏好,甚至还曾专门出书剖析过创投企业的三十三种“死法”。

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事风格,为靳海涛赢得了“土狼”的名号。“在冷酷贪婪的创投圈中,一头狮子指挥的一群绵羊,未必斗得过一头老狼带领的一群‘土狼’。”有媒体曾这样评价靳海涛的行事作风。

但在靳海涛自己看来,“狼”的比喻并不准确。“狼的嗅觉灵敏,这一点和创投人很相像。狼群讲究团队合作、坚韧不拔。其实,在这方面,搞实业的人比我们更接近‘狼’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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