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弢／文
方星海，温州乐清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后远渡重洋赴美求学，师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海外深造十数载，但其报国之心从未有迟疑，遂毅然回国。从零起步、再战“江湖”，历任建行、银河证券、上交所管理人员、高管，现出任上海金融办主任。
作为出镜率最高的金融办主任之一，有金融圈人士这样评价这位“明星”主任：“90%的同窗都在金融机构担任高管，年薪百万起跳；他的年薪不到同窗的1/10，却主导着整个上海滩的金融布局。”
1964年5月，方星海出生在温州市乐清芙蓉镇一个普通军队家庭。1978年，因父母工作调动，14岁的方星海转学来到了上海。
第二年，方星海以市级三好学生的身份考入复旦大学附中。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班主任老师极力推荐他攻读复旦大学物理系。但自小就十分有主见的方星海却另有主意：他打算报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
在刚刚迈出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经管”还是一个十分小众的词汇。读“经管”有出路吗？很多人这样问他。
“当时清华经济管理系刚刚成立不久，师资、设备都相对薄弱。但我坚信，中国未来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指导，研究和发展经济管理学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面对质疑，方星海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微观的偶然性聚集起来，抵消各种矛盾因素后，就会呈现出宏观上的必然性……”经管系充满思辨的讲解激起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最为重要的是，他从这些课程中学到并掌握了一种受益终身的方法论：“对决策依据加以量化，遵循现实社会中的‘大数定律’，避免人生道路产生方向性偏差。”
1985年暑假，方星海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回家，而是选择了参加邹至庄出国计划。当年，该计划在清华大学共推荐了2名本科生，4名研究生，方星海即为2名本科生中的一个。经过激烈角逐，他最终被美国匹兹堡大学录取。
在匹兹堡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方星海申请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转校攻读经济学博士。担任他博士生导师的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时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格利茨。
“我至今都记得，他时常告诫我们：‘你们都很幸运，能够进入名校，接受最好的教育。但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人远没有你们幸运，但你们不要忘记自己对他们的一份责任。’”斯蒂格利茨所倡导的观念与儒家文化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不谋而合，这令方星海受益良多。
博士毕业后，从未想过要留在美国的方星海却并不急于回国。在他看来：“只在学校学习并不能真正地了解美国，必须要工作一段时间。”
在众多报酬优厚的公司中，方星海选择了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侧重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虽然我不能直接从事中国业务，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了解中国。”方星海解释说。
在世行的5年间，他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同地域的金融决策者进行交往。这段经历，让方星海对各国政府如何运作、配置金融资源，如何寻求发展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1998年，方星海收到时任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的一封邮件，问他是否愿意回国。几次电话沟通后，方星海深感双方的很多想法都“不谋而合”。
1998年8月，他动身回国。
此时，成立已三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因中外股东的冲突而备受困扰。回国后，方星海接手的第一件事，便是作为中金公司的中方股东代表进行调停。
“当时最困难的，就是寻找双方利益的切合点。”方星海说。
“方星海在中金公司中方股东和外方股东间扮演了有效的纽带角色。”中金公司的高层评价。
此后，方星海进入建设银行负责集团协调委员会工作。国内第一例债转股项目——梅山钢铁公司的17亿元债转股就是由他牵头操作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国内机构之间的运转关系、财务的运作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方星海和我认识的很多海归不一样。他不会挟洋自傲，更从不生硬照搬西方的东西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他善于在自身理想与现实中找到平衡。”曾在建行与方星海共事过的建行高层这样评价说。
2002年，方星海调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任副总经理。
“那里是证券市场的最前沿，汇集着众多的市场信息及现象。众多的信息足以成为深层次研究的素材, 可以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建议。”在方星海看来，上交所无疑又是一个广阔的平台。
甫一上任，方星海便展现出一贯的果敢。在一次以交易所发展为主题的论坛上，中欧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向方星海抛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仍然颇难作答的问题：“中国的证交所会上市吗？”令人意外的是，方星海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从中长期看来，交易所应该是要上市。交易所是组织市场上交易行为的机构，是可以盈利化经营的，而且世界上很多交易所都已经公司化上市了。”
在上交所工作的几年间，方星海逐渐将关注点投向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这一问题上。“上海应该客观评判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与北京相比，一家外资金融机构若只能在国内设一个代表处，一般会选择北京；与香港相比，处在中国内地这个还不够发达的大金融环境下，上海无法太超前。”他直言不讳。
针对上海的“病灶”，他大胆开出“药方”：“在中国加入WTO的5年过渡期满后，外资将全面介入国内市场。可以想象，上海仅依靠外资金融机构就有可能在十年内改变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中心在北京的局面。” 那时的他，也许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这幅金融蓝图的“绘制者”。
2005年年底，带着这份蓝图，方星海走进了上海市金融办，出任副主任一职。由于当时并没有专职金融办主任，这一职位由时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吉晓辉兼任。
这个设立不久的议事协调部门为方星海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据称，在当年上海落实建设金融中心的具体措施，有近1/3是由他牵头完成的。
“他横跨银行、证券、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领域的丰富从业经验，在进行金融资源调配时得心应手。”上海金融办的知情人士评价说。
2007年，浦发银行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金运到了退休年限。曾担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一职而后转投政界的吉晓辉被公认为接替金运的最佳人选。2007年5月，吉晓辉正式调任上海国际集团董事长并兼任浦发银行董事长。
上海金融办主任一职出现了空缺。当时的方星海也是热议的人选之一，但因刚刚四十出头，且此时的他进入金融办工作只有不到两年，关于他“太年轻、资历尚浅”、“过于活跃，能否踏实扮演好服务角色”的争议不绝于耳。
背负着一个个未知的问号，同年9月，方星海正式出任上海金融办主任。
对此，有人猜测，是因为方星海的“敢干”，才让他有机会得以委任。“上海金融改革盘根错节、涉及多方利益，需要一个行事果敢的人予以强力推动。”接近上海市政府的知情人透露。
方星海似乎有意要用实际行动回击所有的质疑。当时，上海正在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在沪落地，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由于中央部委、金融监管部门、大型银行总部大都设在北京，北京在政策、资金、人脉等方面的优势均非上海所能比。
天津滨海新区是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先行先试的政策。“天津当时的势头非常好，GDP增速曾达到20%以上。随时能够超过我们。”时任浦东新区金融办主任施海宁回忆说，当时，上海金融系统上下压力都很大。
但方星海表现得颇为淡然，在一次会议上，他这样鼓励大家道：“我是1998年回国的，以这些年的观察，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不要为暂时的困难所吓倒，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变化的。”
这种淡定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那时的他，已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设立了一个“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将上海建成中国的资产定价中心；第二步，着力成为资金、资产管理中心；第三步：成为金融基础设施的运作中心，这三步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关系。
2008年伊始，作为推进上海加快建设资金与资产管理中心的重要措施，上海金融办出台了大力发展私募证券投资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措施。
“上海在私募领域的突然发力，从侧面反映出在面临深圳、天津等城市的竞争，上海金融办强烈的危机意识。”参与上海金融业“十一五”规划制定的知情专家透露说。
这一时期，在方星海的推动之下，上海金融办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完成了“确权”到“扩权”的身份转变；上海市属金融企业通过开放性重组，形成了以浦发银行、上海银行等为代表的知名金融机构。
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务院19号文），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规划。但方星海悬着的一颗心并未因此而放下。
什么是国际金融中心？“就是全世界的人和公司都可以在这里做买卖，没有国界。你在这里可以买到全世界所有公司的股票，全世界所有的公司都可以在这里上市。”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系主任潘英丽教授指出。
方星海深知“离这个状态，上海显然还差很远。”在国务院19号文发布后，上海市金融办又拟定了九十多项措施，作为后续重点建设工作，被业界形容为“带来无限可能性”。
在他的推动之下，上海明确了“一城一带”（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的金融核心区域布局；争取了上海增值税改革和金融高管薪酬所得奖励等吸引海内外金融人才政策……
2012年，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十二五”规划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方星海却没有因此松懈，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扩大上海在全球人民币定价中的影响力，到2015年全球范围内将有更多的人民币投融资定价参考“上海价格”。
一般说来，大多数政界的官员接受采访时都是谨小慎微，唯恐说得太多被媒体抓住“话柄”加以炒作。但方星海是个例外，这么多年，他说话直接、从不会拐弯抹角的风格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无论是已经推出的或是正在研究的创新，他都大大方方拿出来“晒一下”。
“在国外成熟的金融市场，三天两头都会有新产品出现。” 秉承着“创新对任何一个市场都是重要的”的理念，他先后推动了QFLP试点等多项创新型金融产品。
这一高调的做法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国际板、递延税说了两三年了，还是没有落地”；“上海想做的是不是太多了”？
面对争议，方星海回应说：“我们监管是会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对任何交易都是用显微镜来看。”
无论是个人经历还是行事风格、性格特点，方星海留给人们的印象都是一个“另类”官员的形象。但事实上，这个外表硬朗、言语犀利的金融办主任，内心其实颇为细腻、感性。
有时，眺望着浦东高耸入云的高楼，他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从当年回国到现在，我的想法一直没有变过。那就是为中国做一些事情，自己在若干年后回想起来，没有什么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