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梁敉静／文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张居正曾说。
“现在民间借贷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借贷或者直接融资，出现了规模化、组织化、产业化的特点，投资公司与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我们接触的案件来看，目前这类案件成批量增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王一凯对本刊记者说。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市各大法院受理了大量民间借贷案件，这些案件中，除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以外，还有企业为解决资金问题进行融资引起的纠纷，案件数量相当可观。
记者发现，目前这类案件主要分为三类：
一类是一些中小企业为规避“企业之间不准相互借贷”的禁止性规定，采取较为隐蔽的方式进行变相融资；一类是一些企业为解决融资困难，不惜借高利贷进行资金周转，这种高利贷由于采取隐蔽方式进行，发生纠纷后一般不易受到保护；另外，就是某些民间借贷案件已出现金字塔式传销特点，金融风险增大。
借贷变“拆借”
前些天，王一凯的桌上出现了这样一份诉状：2011年，原告孙某（化名）与被告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该公司向孙某借款20万元，利息1万余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采用等额本息方式按月还款，共分3期。另一自然人被告对该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且代收这笔借款。后来，该公司并未按期还款，故孙某将该公司连同另一自然人被告一同起诉至法院。
这样一起民事案件，粗略浏览之下，似乎并无异常，然而，王一凯告诉记者，以孙某为原告的类似案件，在海淀法院还有好几起。虽然这一案件中的借款金额不大，但几起案件加起来的借款总额较大，似有公司之间假借向个人借贷为名，进行拆借资金的嫌疑。
2012年2月，洪某（化名）与北京某工程公司，以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化名）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该公司向洪某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10天，对于该合同，余某负有无限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后，两名被告未及时履约，洪某将其诉至法院。
办理该案件的法官王一凯认为，这一公司从规模来看，并非小型公司，以公司名义向洪某这一自然人借款，已经十分可疑，并且借款数额如此之多，并非普通人可以负担。该案件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公司间拆借资金的特征。
如果说，上述案件只是令人怀疑的话，那么，下面这一案件更是疑点重重。
2011年年底，某化工公司股东李某（化名）与单某（化名）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李某向单某借款1000多万元，借款期限3天。同日，该公司另一股东韩某（化名）也与单某签订近20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两笔合计3000万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北京某投资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借款用途为化工公司增资扩股。
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时产生纠纷，诉至法院。
3000万的巨额借款，竟是从个人手中借出，事件本身就令人咋舌，而3天的借款期限，更增加了疑点。
记者调查后了解到，这一案件，表面虽是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其背后，却很可能是公司之间拆借资金。
“这类案件非常多，我们也在聊天中，或者在打听情况的过程中，有意无意知道了这案件其实是公司之间的拆借资金行为，这一行为在现行法律制度下，是明文禁止的。”几位知情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些案件表面看起来非常简单，无非是企业向个人借款没有归还，或两个自然人之间借款没有归还，但是，从借款的金额、案件背景，以及通过对自然人身份的了解，可以推断出，实际上是企业为了解决融资困境，进行了拆借资金的行为。”王一凯说，“这种变相融资的方式由于较为隐蔽，一般不容易被察觉。”
“从一些借款协议的内容也能够看出端倪，比如两个公司股东之间的借款，一般写‘为某某公司进行某投资项目使用’等。但表面看来，就是普通的民间借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湘说。
李湘与王一凯均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较少，而通过银行等传统方式借贷审批手续繁琐，并且结果有时不尽如人意，企业又急需资金流转，可能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
传销式借贷
“晚上接到父亲电话说，他跟着老乡去趟广西桂林，老乡说广西有个国家支持的资本运作项目。我一听就发麻了，问他有没有给钱，他说给了几万，那人还让他回来发展下线。唉，舍不得吃穿省下几万被传销者骗走了。”近日，一名当事人向本刊记者提供线索时称。
这名当事人告诉本刊记者，其父亲的老乡称广西是“国家开发的热土”，有许多“国家支持的资本运作项目”，并带着当事人的父亲去了广西某市。
他父亲到了某市后，受到了老乡的热情接待。这时，老乡对他父亲说，某市有个国家大项目，“是绝密项目，别人都不知道，也不能对别人说”，并向其父借款几万元，用于投资该项目。
“父亲就把银行卡里的3万多元全都取出来给了他的老乡，这名老乡还让他回来发展其他人加入，有提成。”当事人对记者说。
这名当事人称，当时一听就知道是骗局。果然，某律师介入后查明，该项目并不存在，并且属于传销。
目前，此案正在查办当中。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类事件并不鲜见。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十余件案件，均与吉林某公司和一家投资担保公司有关，这一担保公司注册地为河北某县。
吉林某公司称其拥有某项目，以此为名向数名当事人借款。但办案人员发现，该项目并不存在，根据借款协议，当事人通过购买“份额”方式向这一公司借款，并且这一“借款”可以“转单”。由于怀疑这些案件有传销嫌疑，目前这些案件已被移送公安机关查办。
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看，这些案件中，每份借款协议的金额都较小，期限均为3个月至1年，涉及100余人，目前被告已无法找到。
知情人士透露，由于该公司合法存在，而投资公司也合法存在，因此，有可能证据不足，无法定性，最后仍会回到民事程序。
记者了解到，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北京、河北，江浙一带也有类似案例。
隐蔽的高利贷
有传销嫌疑的民间借贷，在中国目前属于个案，较为鲜见。然而，具有高利贷特征的民间借贷在实践中却极为常见。
“这宗民间借贷案件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已经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在北京某法院，一名法官对本刊记者说。
记者在卷宗中看到，这宗案件的当事人，一方是个人，另一方是企业法定代表人，后者为借款人。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3个月，而借款利息远超银行同期利息4倍。
上述案件中，借贷活动的高利贷特征十分明显，办案法官认为，这些案件的当事人通常因为不懂法，对法律规定不了解而进行高利贷借贷活动。
王一凯和李湘两位法官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当中，相当数量的案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高利贷特征，有的明确借款利率超出中国法律规定的利率，有的则采取较为隐蔽的方式。
“在一些案件中，借款利率不会直接写在利息中，而会直接算在借款数额当中。这一方式极难察觉。发生纠纷后，也不易受到法律保护。”李湘说。
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田小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民间借贷“变形记”问题的产生，从根源上来说，是因为金融垄断利益大多在国有经济中分配，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被排除在正规的金融服务之外，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无效率。
记者了解到，虽然上述观点目前在业界仍有争议，但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
田小皖说，面对民间融资需求，要逐步承认民间借贷的合理及合法性，做到阳光化、正规化，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民间借贷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不规范、不透明的特性决定了其风险隐患极大，但或因其存在暴利空间，或因中小公司急需资金周转，而产生大量需求。
如何能在满足中小企业发展需求的同时，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是民间借贷面临的重要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温州已开始了新的实践。
在温州，这座2011年因民间借贷危机吸引了无数目光的城市，一场金融改革正在进行，第一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已正式挂牌，被业内称为温州民间借贷阳光化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现行法律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定，对于企业间借贷的限制，又给这一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提出了新问题。
对于那些在法律边缘游走的民营企业来说，是否能够自愿走入这一阳光化道路，不仅是企业要面临的选择，也是政府监管部门将要面临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