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弢／文
近期，徽商银行的股权转让引起了市场的注意。从2010年1月至今，徽商银行股东已经先后8次转让所持股权，累计转让股份超过7.6亿股，接近其总股本的10％。然而，看似异常的举动却也在情理之中。
“频繁转股并不是对徽商银行不够看好，最大的可能性是通过股权转让和股权清理，促进徽商银行尽快达到上市要求。”中信证券银行业研究专家分析指出。
事实上，徽商银行的举动只是近来城商行的一个缩影。
根据证监会在其官方网站上披露的“上市待审名单”，截至今年4月底，拟上市城商行再添新成员——成都银行，数量扩充至11家。尽管“待审”并不意味着最终“放行”，但监管层态度的日渐明朗，使得城商行上市预期不断被推高。
在这一预期下，各地产交所无疑收获巨大，众多城商行股权转让交易出现在产权交易所的盘面上。
产交所的“蓝海”
2012年4月25日，三门峡银行董事长李克斌在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后，匆忙赶往机场，去参加第二天由一家金融资产类交易所举办的“地方商业银行上市辅导培训”活动。虽然时间非常紧，但他还是舍不得不去。
“授课嘉宾都是来自对口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国内顶尖机构的法律专家、投行研究专家。”李克斌介绍说。
在培训现场，记者看到，与他一道参加培训活动的，还有来自50余家城商行的负责人。其中，作为上市“备选”的11家城商行代表更是悉数到齐。
李克斌告诉记者，随着城商行上市预期再度升温，眼下，像这样各类为城商行量身定做的上市培训和辅导也日渐增多起来。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多家产权交易所负责人的肯定。“与城商行相关的股权交易、融资服务是产权交易所发展的‘超级潜力股’。”河北产权交易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各家产权交易所热衷于举办各类培训活动，目的无外乎一个：通过与各家城商行负责人的深入交流，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以便更好结合城商行的需求推出相应服务，争抢市场。
根据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等产权交易所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2011年5月20日，已有12家地方银行股权挂牌公开转让。
在频繁的股权转让背后，嗅觉敏锐的产权交易所看到了商机所在。
“由于缺少全国统一的专业交易平台，城商行股权交易透明度偏低，市场信息不对称，难以实现交易价值最大化，股东效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可能为未来IPO埋下隐患。”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认为。
由此，今年3月，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专业的城商行股权转让平台。北金所方面表示，将在已有的金融交易所制度基础上，打造全国地方商业银行股权专营店，形成市场化询价、议价机制。该平台设立当天，包括浙商银行、成都银行、徽商银行在内的8家城商行在该平台上进行股权转让，涉及总金额6.5亿股。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亦不甘落后，自今年以来，加大了对股权转让业务的推介力度，全面向区域性股权转让中心转型。今年以来，其股权转让平台已撮合了多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交易。
不久前，杭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股权通过上海产权市场挂牌，信息向长三角各地同步发布后，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关注，6位竞买人参与项目竞价，最终成交价较当初1350万元的挂牌价增值了31.85%。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部负责人表示，通过产权市场这一公开的交易平台，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对称，发现更多的竞买方，更加充分地实现城商行股权的公允价值。
“目前，产权交易所已成为城商行股权转让的最主要平台。”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国际金融专家赵庆明指出。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产权交易所一直都在谋求转型。凭借大力发展城商行业务，产权交易所也找到了新的业务来源。
“近些年，中央和省一级国企改革与产业重组基本告一段落。产权流动不可能是持续频繁的，交易量面临萎缩，产权交易市场一直在努力摆脱单纯的国有资产处置平台的角色。”国资委产权局局长邓世雄表示。
“产权市场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中的定位表现为：门槛低、初级资本市场、服务于绝大多数未上市企业。”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总裁蔡敏勇指出，而城商行IPO过程中的一系列需求，恰与产权交易市场的功能设置契合。
城商行的诉求
城商行IPO兵马未动，各地产交所已经赚得满盆满钵。人们不禁要问，城商行IPO为什么要求助于产交所呢？
实际上，城商行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
“城商行上市大门之所以难以重启，与城商行自身存在的诸多短板有着重要联系。”银监会法规部副主任王科进表示，“脱胎于城市信用社的城商行具有三大先天性不足：一是股权结构相对复杂，二是管理水平比较落后，三是经营区域相对狭小。这些特点制约了城商行的进一步发展。”
这其中的“股权分散”，更是成了城商行上市前普遍面临的瓶颈。
“不止我们一家，很多城市商业银行都面临着股权清理规范和梳理管理。”齐商银行董事会秘书马慧玲直言。
2006年年初，国务院颁布《关于做好贯彻实施修订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依照修订后的证券法，依法公开发行的证券，除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外，还可以在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未经国务院批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不得擅自设立证券交易场所或者利用现有交易平台提供证券转让服务。
“在目前情况下，只有产权市场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主任高峦指出。
“尽管目前产权市场已经开展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协议转让，但一次性买卖式交易手续繁杂，股权流动性差，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发现价格，不能有多个投资人同时购买同一出让标的的股权。”高峦坦言。
由此，股权登记托管成为2012年产权交易市场“点击率”最高的热门词。
“对于城商行的股东而言，股权托管可以有效杜绝私下交易、黑市交易等不规范行为，保护自身利益；方便股权变更，防范欺诈行为；增加股东股权的流动性，拓宽股东的融资渠道。” 安徽省产权交易所独立董事叶维根指出。
南京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城商行上市最大的问题确实是股权难题，由于股权过于分散，我们无法专门去清理，但要上市就必须解决这些，最终，我们将6000多个股东都成功转移到了一家股权托管中心。”南京银行董事长林复回忆说。
“独立的第三方股权登记托管，大大增强了股份公司股东名册的公信力，能够为股份企业提供系列创新的资本服务。”赵庆明认为，“从中期来看，股权托管可以为企业提供上市之前的良好培育，这对于立志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而言，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不同于上海银行等已建立成熟发展模式的城商行，更多处于发展初期的城商行对产权交易所还“另有所求”。
“我们是2009年底建行，之前城商行发展的几次机遇都没有赶上。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达州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刘邻坦言，“虽然规模小，资金规模甚至不到百亿，但我们也希望能像其他‘老大哥’一样引入战略投资者。”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城商行中，只有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广州银行和烟台银行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引入了外资战略投资者。
“而产权交易所就好像一个搜索平台，聚集着大量优质行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我们按照某一个关键词去搜索，总能找到双方各自想要的信息。”私募基金管理人、北润集团总裁王晓东表示。
“私募基金想把钱投出去，企业想获得资金支持，双方为了找到合适的另一半而苦苦寻觅。现在，有了产权交易所这个‘媒婆’牵线搭桥，双方很容易地就被撮合到一起。”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关负责人透露，“最近，我们已经与几家城商行就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了多次接洽，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
除了股权转让、托管，引入战略投资者，在推动城商行上市过程中，产权交易所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从交易品种定位来看，产权交易市场除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外，还包括金融资产处置、科技企业投融资、知识产权交易和为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登记托管提供专业化服务，业务覆盖了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各个方面。”在内蒙古产权交易所董事长马志春看来，“产权交易市场除了不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外，可以交易企业财产权益的所有权项。”
据他介绍，在城商行IPO的过程中，产权交易所可提供覆盖整个企业成长上市操作流程的所有服务，包括股权登记托管、股份制改造、私募融资、上市辅导培育进入等。
风险不容忽视
尽管当前产权交易所的城商行业务开展得红红火火，但产权交易所主打的“股权转让”业务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
近一段时间走势近乎“疯狂”的城商行股权转让交易，源自于日渐强烈的上市预期。但这一基于预期的上涨趋势并不稳定。
事实上，早在去年下半年，曾经多次出现城商行股权被低价抛售的事件。
2011年8月22日，北金所拍卖公告显示，中国电投挂牌转让福建海峡银行5445万股股权，有效期为8月22日至9月22日。
其实，早在2010年10月中国电投初次挂牌时，上海电力就决定拟以1.58亿元受让持有的福建海峡银行共计5445万股股权。
但因上海电力在2008年遭遇了整个火力发电行业政策性亏损的影响，经营业绩出现较大亏损，导致公司的部分财务指标未能达到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股东的相关规定。最终，上海电力放弃收购。
由此，中国电投时隔一年后再次挂牌时，市场行情已然大变。根据北金所披露信息显示，最终5445万股福建海峡银股份以1.48亿元的价格挂牌北金所，转让方为中国电投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电力开出的1.58亿元相比，此次挂牌价整整降低了1000万元人民币。
折价甩卖的不仅海峡银行一家。此前厦门银行2495万股股权以每股6.5元的价格转让，一度因价格过高无人参与而流拍。2011年6月9日，在上海中富拍卖行举行的拍卖会上，2495万股厦门银行拍卖股权，被一来自厦门的神秘买家以5.1元/股的底价拍走。
现实的情况是，场外投资者对一些城商行投资价值并不看好。“那些发展较为成熟、上市启动较早的城商行，高管持股、内部员工持股问题在前两年陆续已解决，通过产交所清理股权的需求不大，并且由于这些银行的上市概念从2008年开始已炒作很久，其法人股在一级市场上已经炒作很高，投资收益已经很有限了。”前述中信证券银行业研究人士分析指出。
此外，产权交易机构目前尚不具有对产权 “确认权力”的功能，产权交易后，当事主体还须到工商部门进行交割，才能确保交易最终完成。“对于股权分散的城商行而言，这一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马慧玲指出。
由于城商行股东人数众多，历史沿革中股份变动方式也很多样：有转让双方直接签订转让协议的；有转让方委托公司转让持有股份的；还有因法院裁定、清算投资、以及股东本身被合并、分立或被兼并而导致的股东变更等多种情形。
“我国的《证券法》1999年才开始施行，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原始股如何转化成普通股、错过公告期怎么办。这里面存在较大的争议。未来，建立专业的第三方确权机构是发展的方向。”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关人士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