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韩韬／文
上海外滩，汉口路50号。一座意大利巴洛克风格老建筑。
1912年2月，中国银行在这里成立，从此走上百年征程。生活往往带有戏剧性，从起点出发，最终，往往又会回到起点。
1949年，中国银行离沪进京，这座大楼几经变迁，曾入住数家机关单位、学校和居民。此次，终于迎回老主人。有业内人士形容，一个世纪的轮回，中国银行“衣锦还乡！”
2012年3月20日，随着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共同启动电子光球，中国银行“第二总部”在上海正式成立，挂名“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
“中行回到上海，具有特殊意义。”在“第二总部”成立庆典上，肖钢显得很激动，这位素来以理性和冷静为业内所熟知的银行家，年轻时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而今天，积淀的历史情怀使他难以抑制情绪的起伏。
至此，中行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中，真正意义上在沪设立“第二总部”的银行。
上海的魔力
对于中国银行来说，“第二总部”选择上海，并非回到“出生地”那么简单。其深意在于，向人民币交易市场“阵地前沿”拓展业务，为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助力，并获得更大利润空间，实现转型发展。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上海要在2015年，形成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结算中心。
其中所蕴含的机遇，无疑令各大金融机构梦寐以求。
“根据上海未来的定位，人民币产品交易量肯定会有大的突破，每一家银行都会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没有一家银行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一位银行从业人员坦言。
正所谓，“你有情，我有意”，多年以来，立志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也一直希望争取“一行三会”和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落户。
2005年8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率先在上海成立“第二总部”。但随后几年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却大多按兵不动。
不过，随着2009年上海提出打造“两个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战略，上海市政府再次大力游说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落户。
为避免利益上发生直接冲突，借鉴人民银行成立“第二总部”的先例，上海“退而求其次”，依托其已形成的包括资本、货币、外汇、贵金属、期货等多种金融要素在内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争取各大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上海成立面向金融市场的“第二总部”。
当时，已经有几家银行表现出了相当的积极性。
据记者调查，去年年初，民生银行就曾传出由副行长邵平、上海分行行长王建平主持筹建民生银行上海“第二总部”，并且根据当时的计划，民生银行总行的保理业务、信用卡、中小企业、票据、市场金融同业、租赁等部门都将归并“第二总部”，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总行在沪事业部。
但是，最终于去年5月成立的民生银行资金交易中心却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级别。
“由于当时监管部门属意要把第一家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的银行资格留给国有大行，因此，民生银行的‘第二总部’计划也就此作罢。”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同时，上海方面也没有放弃努力。
在去年5月下旬举行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继续抛出“橄榄枝”，明确表示，欢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把总部搬到上海。
2011年6月，市场即传出消息称，有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提出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并且监管部门对此已有“积极回应”。
一个月后，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向媒体证实，该行已向银监会提出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的申请。
事实上，中行对此早有准备。
此前，中行就已经把人民币市场业务、债券业务、黄金交易业务移至上海，还在上海设立了中银基金、中银国际证券、中银消费金融公司、中银通支付商务公司等机构。
同时，中行信息科技方面的开发机构、测试备份中心等也在上海，此外，中行还在上海设立了国际结算的单帐处理中心。
肖钢还透露，未来有可能将潜力巨大的私人银行业务搬至汉口路50号。
成立“第二总部”已经水到渠成，百年中行“王者归来”！
肖钢在“第二总部”成立庆典上致辞时表示，在上海成立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是中国银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上海业务战略布局，增强相关业务辐射能力，实现创新发展、转型发展、跨境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中行本来就是在上海起家，而且其外汇业务在五大行中占据优势，所以，会比其他几家大行更快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上海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
不过，其他银行也不甘示弱。有消息称，除中行外，工行、农行、建行、民生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也在积极酝酿设立上海“第二总部”。
“中行是第一家‘第二总部’落沪的国有银行，具有试点意义，预计未来其他国有银行筹建二总部，也将参照中行模式。”上述人士认为。
“二总部”的困扰
经银监会批准，中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的业务范围包括：人民币债券自营交易、货币市场交易、贵金属交易业务，以及金融机构业务等。
肖钢表示，在上述领域，上海总部和总行有同等管理权限，上海总部还要负责统筹管理总行设立在上海的各家机构。
“‘第二总部’的设立，势必涉及城市之间金融资源利益冲突问题，从最终获批的业务范围来看，中行‘第二总部’业务范围比外界预期要窄。”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
事实上，中行对市场影响力比较大的外汇交易业务，此次并不包含其中。“要把交易量庞大的外汇业务搬到上海，涉及各地利益冲突，比较困难，但未来还是要努力争取过来。”接近中行的一位人士表示。
尽管到今天，中行已经迈出重要一步，但也有市场人士表示，与此前期待的“第二总部”相比，“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的称谓还是“差点儿意思”。
原因无他，即未明确冠之以“第二总部”名称，仅为中行一级机构，虽由中行副行长兼任负责人，但层级未超想象，监管也由上海银监局负责。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彦看来，“上海总部”意味着还可能有“天津总部”或者“重庆总部”。
某接近监管层的人士透露，监管层对此也确实不无担忧。“如果上海‘第二总部’获批，可能招致更多城市纷纷效仿，容易造成管理混乱。”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则认为，如果商业银行需要赴异地设立“第二总部”，一定要紧随业务走，“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这些机构必须是自愿来的，而不是依靠行政审批，也不是资源的强制搬迁。”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章玉贵此前也提到，金融中心的创建，从来都不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而是国内外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
部分银行从业者坦言：“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踏踏实实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才是王道！”
此外，成立“第二总部”后，如何调整好与北京总部的关系也很重要。
“一般情况下，市场吸引力再大，四大国有银行也不可能把行政总部放到上海。由于行政级别的要求，四大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必须在北京设立总部。”潘正彦指出，“北京和上海上演‘双城记’，只是‘不得已’的选择，金融机构北京和上海双总部，带有一定的中国特色。”
对此，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将其形容为“脑和手”的关系，也就是说，北京是脑，上海是手，上海总部就是北京总部的“交易员”。
实际上，从人民银行2005年成立上海总部的架构来看，就体现了这一思路，其设计借鉴美联储经验，当初，美联储就将公开市场交易柜台——纽约储备银行放在了国际金融中心纽约。
业内普遍认为，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主要承担部分中央银行业务的具体操作职责，同时履行一定管理职能。
然而，即使是“交易员”，权限也可大可小。另据中国进出口银行一位负责人士透露，中国进出口银行正在谋划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事宜，但与中行模式不同，中国进出口银行二总部的定位，是纯粹的管理职能，并不参与具体金融业务。
业内人士普遍猜测，未来，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第二总部”能否齐聚上海？依然留有悬念。
此外，“二总部”的组织架构、经营范围如何确定，同总行之间权限怎样分配，才能既实现最佳运作效率，又能平衡北京和上海的利益？
这盘复杂的棋局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