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玉洁／文
在寿光市健元春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世龙看来，当地农行是其多年的好朋友。
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三年中，农业银行始终是赵世龙的有力支持者。从提供项目贷款，到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农行的综合金融服务，满足了企业不同时期融资需求。
“农行工作人员时常上门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如今，企业发展战略重点是出口业务，当地农行不仅进行出口信用证服务，还提供一些咨询信息供企业参考。”赵世龙表示。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扩大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优惠政策覆盖范围，对其考核达标县支行施行比农行低2%的存款准备金率。
2012年，农行在原有8个省区市试点基础上，将黑龙江、河南、河北、安徽4省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范围，从而将试点省区市增至12个。
作为四大行中最后上市的银行，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一直被认为是其核心战略之一，即通过管理架构和运作机制改革，寻找一条能够解决“三农”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的新路。
这一点也在农行招股说明书中得到印证，“三农金融事业部”被单独列出一个章节来叙述其潜力和前景。
对农行来说，如何确保自身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并在资本收益率和服务“三农”定位间取得平衡，依旧面临不少挑战。
农行“回归”
“三农金融事业部”诞生，可以说是农行20多年来不断迈向商业化发展的结果。
1979年，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中国经济改革始于农村，加之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因此，农行成为了第一家恢复的专业银行。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专业银行，到国有银行，再到股份制商业银行，农行的战略和定位经历了一系列改变。
早期专业银行时期，农行几乎在每个农村乡镇都设立营业机构，将全部贷款的98%投向农村，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同时，也累积了大量不良资产。
上世纪90年代，在国有商业银行转轨改制中，农行先后经历农发行分设、同农信社脱钩、剥离不良资产等重大事件。
在商业化进程中，为提高经营效益，农行乡镇网点逐步撤出，县级网点一度大幅收缩。结果是，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投放量急剧减少。此外，也造成农信社在乡镇金融服务中居于垄断地位，失去提高服务质量动力。农村金融“失血”严重。
2007年，随着“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改革方针出台，农行开始重新回归“三农”定位。时隔多年，再次“下乡”，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次，农行选择以“单独核算”为核心，实行事业部管理体制，创造一套符合“三农”实际特点的金融运作方式。改革大幕由此拉开。
与业内通常所说事业部制不同，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并非以业务或服务作为主要划分依据，而主要以县域地区作为观察维度，设立事业部。
“主要是把农村业务占比较大的县域放在‘三农金融事业部’之下。”一位农行人士表示。
农行力推“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颇有“底气”和“资本”。
“农行几十年来专注农业，对‘三农’了解程度比其他银行深。”一位业内研究人士认为，“农行支付结算系统覆盖面广，能够为跨区域大型农企提供金融服务，同很多当地龙头企业有长久合作关系。”
业内普遍认为,受益于分销渠道遍布城乡优势,农行具备稳定而低廉的存款来源。
农行2011年年报显示,其县域存款、贷款及垫款，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4010亿元和2176亿元，增速均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在山东寿光这个亚洲最大的蔬菜基地，在农村蔬菜大棚多，且效益稳定条件下，农行寿光市支行创新推出“一权一棚”抵押贷款，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大棚为抵押资产，为农民办理贷款。
同时，由于该地区农业产业化发达，“农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户”业务模式得以运用，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农户担保，银行向其发放小额贷款。
农行寿光支行还通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为当地龙头企业筹集低成本中期项目资金。
在山西省，当地农行通过建设金穗惠农服务“村村通”工程，将小额支付结算业务延伸至相对封闭的村级区域。
“虽然工程初期投入很大，短期经济效益并不明显，但未来潜力很大。”当地农行人士表示。
在陕西省，当地农行通过“惠农卡”，代理发放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在为广大农民省去翻山越岭领取补贴之苦同时，也获得稳定存款来源。
“回归”不易
据调查，2011年上半年，农行“三农”业务成本收入比为40.98%，比城市业务高12.5个百分点；“三农”贷款不良率2.07%，比全行高0.38个百分点。如果剔除其中优质企业客户部分，数字会更高。
“就我省情况来看，‘三农’贷款不良率较高，清收起来，难度很大。”农行中部某省分行人士表示。
事实上，农村金融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普遍难题，尤其是面向农户提供贷款，成本高，风险大。业内普遍认为，大型商业银行这种“巨象”，优势并不明显，小型金融机构更具优势。
“单笔贷款金额小，但业务成本高。”农行董事长蒋超良坦言其中不易。此外，国内农业产业化程度普遍不高，地区情况差异化较大，也会增加成本。
曾为数家农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技术培训的德国IPC公司Weber先生，向记者描述了他的观察：“中国各地农村差异很大，比如，在桂林，当地水稻能收三季，中部地区一般只有两季，信贷人员在测算农户财务状况时，就不能照搬北方那套做法。这需要大量熟悉当地情况的专业信贷人员。”
管理机制问题也是困扰基层农行开展农户贷款业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型银行往往有一套成熟考核机制，而这套机制未必适合情况多样的农村地区。目前，农行从上到下使用一套考核机制，主要有综合经营计划考评、综合绩效考评、各条线考评3套工具。
“在有些地区，基层考核压力大，人员少，收入不高，为完成任务，基层员工自然会将精力放在最容易完成考核任务的目标上，比如，对公业务。而这些业务往往同‘三农’关系不大。” 农行中部某省分行人士坦言。
同时，在一些基层地区，农行营业网点还面临人手不足，员工年龄偏大等问题。“农村金融，尤其是农户贷款，是个靠辛苦、靠投入大量人力赚钱的生意。如果激励机制、管理水平没有很大提升，员工很难被调动起来。同时，还会使经营风险上升。”一位曾在多个省市进行巡视的农行人士表示。
此外，农村金融市场之所以被许多商业银行视为“畏途”，农村金融环境和体制等外部因素也是重要原因。
农行湖北省分行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在一些信用环境比较差的地区，贷款挪作他用、逾期不还等情况并不罕见。甚至个别农户不诚信行为还会引发传染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系统性风险控制考量，农行不得不收缩这些特定地区的信贷业务。
“商业银行是基于审慎监管原则运行的金融机构，本质上属于风险厌恶型，而且处于较为严格的监管环境下，在从事这类高风险业务方面，优势并不大，反而挑战很多。”国家开发银行一位长期从事农村业务的人士表示。
事实上，农户缺乏抵押物和农业保险缺失，也使得金融风险悉数落在商业银行头上。“目前来看，要让农行这种大银行将触角延伸到农村基层，为每个农户提供信贷服务，还是有很大难度。”银监会相关人士坦言。
“自知”之明
不少银行界人士认为，“三农”问题错综复杂。农行，乃至商业银行在其中作用有限。同时，作为一个上市银行，出于对股东负责和商业化经营原则，农行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小额贷款公司等并存的金融服务体系。一位研究人士认为，很明显，农行必须在这个市场中“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一味追求面面俱到，恐怕会重蹈覆辙。
农村金融专家焦瑾璞表示，农业银行应利用自身资金雄厚、网点多、“三农金融事业部”优势，精准定位，实现差异化竞争，避开恶性同质竞争。
在农业银行回复记者的邮件中，也提出农行要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在市场定位上有所区分，发挥其在资金、网络、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这封邮件表示，农行要在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等规模化融资领域发挥骨干作用，此外，还要在农户、中小企业、粮棉大县、贫困县等“贷款难”问题上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