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弢／文
金融和“三农”经济，有如“毛”与“皮”的关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三农’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是共生、共存关系，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如果将‘三农’比喻为人的机体，农村金融则是机体中的重要器官，取之于机体又服务于机体，而不是一个体外的支持器械，可以只管用，不管养。”
长期以来，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远未健全和完善。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之下，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正在寻找新的路径与空间。
不能“放弃”的阵地
1999年，以剥离四大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为序幕的金融改革拉开序幕后，四大行选择撤出农村。农村成了国有大银行最先“放弃”的阵地。
四大行的“撤离”，令贫困农村的金融服务严重“失血”。唯一能提供金融服务的只有1996年从农业银行脱钩的农村信用社。但由于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服务中占据着垄断的地位，令其缺少动力改善自身的服务品质。而在农村网点众多的邮储银行，却因只存不贷反而成为农村金融资源的“抽水机”。
2003年，中共中央首次将“三农”问题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正式明确农行不同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地位，确定了为“三农”服务的定位和责任。
农业银行的二次“还乡”，不仅开启了大型国有银行重归农村金融服务的新征程，也开启了助力农村经济腾飞的金融按钮。
“国内银行业对中小企业贷款在认识上是统一的，就是支持优质中小企业的发展，把它作为金融业信贷支持当中的重点。今年在中小企业的支持方面，加大了投入，向35000户中小企业提供1万多亿元的信贷支持。”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郭浩达表示。
2011年的中资银行的中报显示，除农行外，三大国有银行均开始增大对农村领域的投入。
“实际上，我们在90年代中期犯了两个历史性错误，一是农行进城，进城可以，但原来农行是代管农信社，不应该完全退出农村；第二，在农村大量吸收贷款，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该反哺农业、反哺农村，但由于城市信贷成本低、收益高，却形成虹吸效应，把农村的资源吸到城市。现在我们鼓励机构要到农村，实际上是对那两个历史性错误的一个否定。”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杨再平评价说道。
但是，如果金融机构自身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
“不能改变商业银行的性质，又要求商业银行对于农村、农民的小额贷款给予优惠、降低利率、不要担保等要求，是无法调和的矛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说。
农行一位地级市分行副行长便直言不讳，“农行已经进城，再不可能回到乡下去了。如果让员工们重新下乡，但凡有些能力的员工都会选择跳槽。”
时至今日，农村金融缺口依然庞大，仍是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
“近30年来，农村经济正在经历从小农经济向产业化、规模化转变的巨大变革。原来养三头猪、几十只鸡不需要贷款。但现在产业规模扩大了，养几百头猪要几十万元，养上万只鸡要几十万元，没有金融服务根本做不起来。因此，农民、农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金融服务。”农民起家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指出。
在巨大的需求之下，有限的金融服务已显得捉襟见肘。
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0年年末，获得小额贷款的农户仅占需求农户的14%，还不到两成。
“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农村金融萎缩这个矛盾客观存在，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有另外的资源投入。”许善达指出。
农村金融“三部曲”
最近几年，刘永好一直尝试推行一种“六合作八统一”的金融服务模式，帮助农民解决贷款难题。所谓“六合作八统一”，是指政府支持企业作为龙头合作社，组建银行、保险公司、技术支持公司合作提供包括资金、技术、服务等在内的统一服务。
“有人说农民贷款不太讲信用，贷给他们的钱打酒喝了却不还。但通过我们的模式，却没有一笔不良的记录，为什么？通过龙头企业联合做产业链的格局，普及契约的精神，形成培育有秩序的信贷体系。通过这种模式，银行的风险是可控的，成本是可控的，产业链得到了延伸，农民的收入也提升了，抗风险的能力提高了，食品安全也得到基本保证，有序解决了农村发展问题。”刘永好介绍说。
“我一直主张跳出农村看‘三农’。正如30年前，我们说中国人口多是一个大问题，但现在回头看来近年来中国之所以实现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的优势。事实上，中国‘三农’也存在‘三农’红利的可能。”杨再平指出，金融的重要作用就是跨时空交易，跨时空聚集资源。所以，金融跨时空的交易能加速“三农”红利的实现。
在他看来，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可以通过“三部曲”逐步实现。
首先，逐步实现对农村居民的普惠式金融支持。目前，农村居民中真正得到小额信贷支持的所占比例只有10%左右，有些地处偏远的县域地区甚至还没有任何一家金融机构。“这些都说明我们还没有实现最基本的普惠式支持。”杨再平表示。
第二步，鼓励和支持新型的、创新的金融手段和措施。今天的“三农”与过去的“三农”已经大不相同，杨再平认为，金融创新其实并不复杂，其本质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客户的需求是动态的、多样性的，根据不断变化需求来设计产品和服务就是创新。
对银行来讲，除了体现社会责任感以外，要加快产品创新，使金融产品能够符合现代农业、广大农户、农村的金融需求是第三步，也就是培育良好的“金融生态”系统。
“我们的金融生态应该是多层次、广覆盖、多样化的，既有大树，也有小草，既有大型，也有小型、微型。”全国人大社会和法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指出。
“发展‘三农’要更多地依赖草根金融。将来要形成两个体系：少部分是全国性、跨省区的大型金融机构，大部分则应该是扎根省地县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形成大型金融机构与地方金融的完整互补。”杨再平建议。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时至今日，草根金融、微型金融以及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进程依然十分缓慢。
“现在小型、微型企业是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险、融资乱，融资成本可能是官方汇率的10倍左右，我们迫切需要把底层的微型金融以及非正规金融体系阳光化、合法化、规范化。”辜胜阻建议。
“农村金融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还处于弱势。自身抗风险能力比较弱，整体信用环境的建设还有待提高。”对于这一点，郭浩达深有体会。
如何吸引更多金融机构自觉、自愿地参与“三农”建设？“政府要在金融生态方面多下点工夫。实际上，农村薄弱环节也正是机会所在，在政策支持之下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将会吸引更多金融机构主动‘还乡’，寻找商机。其实，农村金融完全可以形成‘八仙过海’的局面。”杨再平指出。
采访过程中，业内专家不约而同为农村金融开出了“政策扶持”的良方。
“政策的扶持应该放到第一位，没有政策的扶持，就没有市场的活力与服务效率。”刘永好一针见血地指出。
许善达认为，“要避免农村被城市成本低、收入高的金融业务所挤掉，需要政府投入一部分资源来对冲商业银行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为农村金融创造一个自然的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