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村信用社改革于2003年进入全国首批试点，通过采取扩充资本金、消化不良资产、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措施，一度危机重重的重庆农村信用社于2008年6月成功整体改制，组建成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目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服务“三农”银行、最强的中小企业融资银行和县域经济服务银行。

　　尽管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强了服务“三农”的适用性和便利度，但金融支农困局依然没有打破。

防止“弃乡进城”倾向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市场的趋势有增无减，一些地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也在改制后“弃乡进城”，导致金融支农能力明显削弱。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则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的基本方向，把“三农”贷款基本投向写进公司章程，单独编制“三农”业务计划、单独配置财务资源、单独确定绩效工资提取比例，全行考核重点向“三农”业务倾斜。

　　根据重庆市情和自身发展需要，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设置了31家农村支行，每个乡镇都有一家分理处，农村地区网点数量位居全市同业第一，有效填补了因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收缩而导致的县城及以下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空白，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银行”。

　　截至今年8月末，重庆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477亿元，占全行各项贷款总额的40.73%，较成立时增长60.59%。自成立以来，重庆农商行涉农贷款增速一直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先后推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出国务工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等涉农信贷新产品30个，全行涉农贷款已占到重庆全市涉农贷款总量的30%，农户贷款则占到重庆全市金融机构农户贷款总额的90%左右。

　　重庆农商行行长谭远胜介绍，为了对“三农”业务实行专业化管理，重庆农商行调整组织架构，建立起新的金融支农组织保障体系，一是专门设置了农业及个人业务部，负责全行“三农”业务的拓展和管理。二是将全市划分为城市业务和“三农”业务两大板块，即将主城区和总行营业部划为城市业务支行，另外31家支行划为“三农”业务支行，并要求“三农”业务支行涉农贷款增量不低于当年存款增量的50%，贷款增幅不得低于存款增幅。三是31家“三农”业务支行都成立了农户贷款中心，各“三农”业务支行可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单户5万元以内个人抵押贷款、单户10万元以内本行定期存单质押贷款，转授给不良贷款占比在10%以下的一级分理处。

　　与此同时，重庆农商行还探索建立起新的“三农”业务绩效考核政策体系。一是结合经营利润完成情况，对“三农”业务支行信贷创造的利润在同等条件下提高计提绩效薪酬比例，并在年度考核时按全年农户贷款、农业产业化贷款利息收入的20%直接调增支行的利润。二是适度放宽“三农”贷款业务风险容忍度，允许“三农”业务支行新增农户贷款的不良率、迁徙率高于城市支行2个百分点，即“三农”业务支行新增农户贷款不良率控制在3%以内、迁徙率控制在5%以内。仅2009年，重庆农商行调增给“三农”业务支行利润2亿多元，全行新增涉农贷款70多亿元，正向激励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政策困局待解

　　从重庆的情况看，尽管重庆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增强了服务“三农”的适用性和便利度，但金融支农困局依然没有打破，金融支农尚面临诸多难题。

　　目前，重庆农商行涉农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27.3亿元，占到全行不良贷款总量的85%，涉农不良贷款率高于全行平均不良率3个百分点，这已严重影响到该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核心指标的提高，使得重庆农商行的运营风险加大。

　　成本高、效益低是重庆农商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又一问题。该行农村网点占到全行全部网点总数的82.5%，农村网点人员占到全行员工总数的79.1%。由于战线长，重庆农商行各种安全设施投入大，但人均、网均业务量低，农村网点业务成本费用很高。仅2009年，该行31家农村支行的成本收入比为62.7%，高于9家城市支行12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为0.6%，低于9家城市支行0.4个百分点，全行“三农”业务网点亏损346个，占全行网点总数的19.6%，亏损总额1.5亿元。

　　此外，因抵押政策限制等原因，目前，农民“贷款难”与银行“难放款”问题仍十分突出。

　　针对农业的脆弱性和“三农”贷款损失大、经营成本高、效益低等实际情况，政府应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同等的政策待遇。目前，全国不少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虽然名称变了，但服务范围、服务对象没有变，仍以“三农”业务为主，承担的是带有政策性的支农义务。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的农村商业银行应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监管政策上继续享受农信社同等待遇。

　　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财税政策支持也是当务之急，一是对银行涉农贷款的增量和存量分别按照不同比例予以补贴，降低银行经营成本，对经营亏损的农村偏远乡镇网点给予财政资金补贴。二是对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减免营业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农村金融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对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但不包括农村经济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社等涉农贷款。考虑到涉农贷款风险较高、农村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社贷款的重要性，应减免相关贷款利息收入营业税。三是监管部门应对涉农不良贷款实行差别化的管理和考核，允许涉农贷款的不良率适当高于银行不良贷款的平均水平，同时免收农村商业银行的机构监管费和业务监管费。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紧研究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逐步解决抵押政策限制问题，即在保证土地总面积、耕地性质、粮食产量不变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对土地、房屋相对完整的产权，相关部门可以采取措施激活农村要素流通市场，突破农村集体土地抵押等政策障碍，允许农村用整治后的流转土地、农民用自己的房产向银行抵押融资。以重庆为例，目前重庆市农房面积达9亿平方米，宅基地面积585万亩，承包耕地面积2016万亩，林地面积6160万亩，其全部抵押价值在6000亿元左右，按30%的抵押率，它们可帮助农民从金融机构融资1800亿元。但是，除林权能抵押融资外，其它抵押物目前难以向银行抵押融资。

　　此外，健全涉农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也是重要的手段，一是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即在生猪、桑蚕等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适时将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到更多农业支柱产业。二是政策性担保机构应简化担保手续，降低担保费率，尽量减少评估和登记等手续，减轻企业和农户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