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汇丰在内地的第8家村镇银行——湖北天门汇丰村镇银行正式开业，目前，外资银行中，汇丰在内地构建了最广的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共设有8家村镇银行及下属的5家支行，触角遍及西部、中部、华东、华北、华南和东北地区，分别位于湖北随州、重庆大足、福建永安、北京密云、广东恩平、重庆丰都、大连普兰店和湖北天门。

　　2006年底，中国银监会颁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一系列农村金融“新政”相继出台，降低对设立村镇银行的资本金要求，放宽中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的准入政策，外资银行从那一刻起，开始了“下乡”行动。而对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布局，外资金融机构十年前入股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便悄然进行了。

瞄准高收入特色农业

　　“初始阶段主攻当地出口型企业，为其提供相关贷款服务”。随州汇丰村镇银行行长表示。作为汇丰在中国内地的首家村镇银行，该行从成立伊始，就没有打算办成一家农村社区性银行。

　　先进的自助设备、装修豪华的贵宾服务区、以及带着丝巾的客服小姐，位于随州市中心曾都区香港街的随州汇丰村镇银行，处处体现着外资银行的“高贵血统和气质”。只有招牌上的“村镇”二字，让人感觉到有些“扎眼”。

　　汇丰亚太区主席郑海泉表示，之所以选择湖北随州，原因之一就是看中当地发达的出口产业——香菇种植业。仅仅从事香菇贸易结算，每年就可为汇丰村镇银行创造数百万元人民币的中间业务收入，再加上订单融资等信贷业务收入，汇丰村镇银行22位员工的年人均创利可能达到50万元人民币，遥遥领先国内同行。

　　“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客户”，这是银行业的盈利信条，外资银行看好中国的农村金融，实际上是瞄准了中国高收入的特色农业，为中国农村的高收入群体服务。

上山下乡 意在大企业

　　“如果外资银行只是简单地选择面对农村，我相信他们是没有机会的。”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曾经表示，与此话背道而驰的是，在国有银行因利润微薄而逐步从农村地区撤出以后，渣打银行却将自己在中国的首家村镇银行设在了偏远的内蒙古小城和林格尔。

　　“我认为渣打是冲着蒙牛来的。”某位当地银行业人士一语道破天机，“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村镇银行是渣打的唯一据点，可以说，只要有了这个据点，哪怕它只是个储蓄所，渣打就可以对内蒙古的所有大企业进行营销了”。

　　内蒙古自治区的知名企业蒙牛乳业集团，就落户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因此和林格尔以“乳都”自居，这里的支柱产业还有淀粉生产和牛羊肉加工。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与蒙牛、华欧等似乎并不在“村镇银行”营销范围内的当地大企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蒙牛并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它不是我们的客户或潜在客户。而且，我行的经营范围是界定在方圆10公里范围之内的，从地域上来看，把蒙牛作为客户并不现实。”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行长陈诚解释说。然而，蒙牛基地所在的盛乐工业园区，与和林格尔县城的距离，仅比陈诚界定的范围多1公里。

　　外资银行大都希望在大中城市开设网点。但由于申请较难获批，以村镇银行的形式“直插腹地”，配合总部或分行，跟踪大企业，开展“前线营销”，不失为一种好的战略选择，通过这种方法，既响应了中央支持“三农”的号召，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同时又能得到地方政府的诸多优惠政策，可谓名利双收。实际上，为了引进渣打村镇银行，当地政府提供了包括税收在内的很多优惠政策。

　　最初，渣打银行共申请开设两个机构，渣打呼和浩特市分行和渣打和林格尔村镇银行。但只有村镇银行获批。“我想渣打是希望在业务上有所呼应吧。”内蒙古银监局相关人士谈到。而在陈诚的口中，却咬定渣打“只申请了和林一家”，申请两家纯属子虚乌有。

　　汇丰银行倾向于选择毗邻经济开发区的地方开设村镇银行，也是基于这种意图。作为随州汇丰村镇银行的第一位客户，同星农业就落户在随州经济开发区，该开发区内还有武汉健民集团、波导随州公司等大企业。北京密云汇丰村镇银行则选址密云县新东路，而密云经济开发区则汇集了伊利、太子奶、今麦郎、韩国万都等诸多知名企业。

曲线布局“农村金融”

　　从10年前国际金融公司（IFC）参股上海银行开始，外资金融机构对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布局，一直在悄然进行，村镇银行的兴起，使得这一持续10年的战略布局发挥了效力，外资银行得以进一步向中国的基层金融市场进行渗透。

　　2009年7月，银监会发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即“三年规划”），计划到2011年底，全国设立1027家村镇银行。据业内人士透露，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已经开业的村镇银行有214家，正在筹建的有52家，而这些村镇银行主要发起人便是城市商业银行，占比达到80%左右。

　　在跨区设立分行难度加大的政策背景下，村镇银行成为了城商行进军大中城市的“敲门砖”。一家设有村镇银行的城商行管理层人士表示，“开设村镇银行是城商行异地扩张的重要途径，城商行通常跨区申请在县域设立村镇银行，然后再申请在大中城市设立分行。”

　　四川银监局就明确提出“先下乡，后进城”的指导思想，外地城商行若想在成都开设分行，必须先到四川贫困县或地震灾区至少开设一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包商银行为例，该行先于2008年10月在四川省剑阁县开设了包商贵民村镇银行，一年多后其成都分行获准开业。

　　2010年4月，银监会发出《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下称“《通知》”）的急件，再次重申“三年规划”“各地必须严格执行，确保如期完成”，同时特别强调不得抑制中小银行的热情，并明确“对设立30家（含30家）及以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主发起人，允许其探索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控股公司”。

　　正是瞄准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控股公司的经营牌照，城商行跨区设立村镇银行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多家城商行已经将工作重点从跨区设立分行，转移到开设村镇银行上来。一旦控股公司获批，旗下便可以拥有几十家银行，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都将快速膨胀，控股公司还可以单独谋求上市。

　　外资银行正双管齐下，一方面立足于自身的扩张，另一方面，通过参股城商行，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又利用城商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行为，将触角伸向全国各地。这是一条曲线布局中国“农村金融”的道路，只是让人担心，普通农户的贷款依然困难重重，而中国庞大的基层金融市场，可能陷落在外资金融机构的“特洛伊木马”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