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誉为“碳交易之父”和环境英雄，他将二氧化硫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权变成可以交易的商品，把碳金融和环境保护二者相结合。

　　采访中提起自己戴的绿色手表，他说：“这是我妻子送给我的，她很了解我，因为绿色是环境的象征。”

　　他就是拥有点“碳”成金之手的桑德尔博士，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创始人。

　　随着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为其投资方之一。

《金融世界》：F    桑德尔：S

碳交易并非“阴谋”

　　F：作为第一个提出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人，这些年来您主要的精力在哪些方面？

　　S：我也是第一个将其付诸实践的人。1992年，我在美国致力于酸雨计划，所以接到了联合国的电话，邀请我给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写一份报告。我在报告中倡导以市场为基础来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因此，我从事这个工作已将近20年。

　　我将利率商品化，并发明了第一份金融期货合约，同时也是一份利率期货合约。当时，人们认为把利率变成商品是不可能的，而我很幸运地成功了，还发明了一系列的金融期货。后来环保人士找到我，并问：“您能把空气也变成商品吗？”我回答说：“可以。我们在开创那些市场时用到的原则，同样可以应用到环境领域。”

　　我的主要观点建立在我的导师罗纳德.科斯教授的成果之上。1960年，他写了一篇名为《社会成本问题》的文章，并在文中指出：要解决环境问题，交易比行政手段更有效。他凭这篇文章获得了诺贝尔奖，我把他的理论运用到了实践中，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都是科斯教授给我的启迪。

　　F：现在很多人不了解碳交易的意义。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进行碳交易吗？

　　S：碳交易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达到实现低碳的目的。它允许排放企业使用价格信号，然后以最经济的方式做出改变。价格信号很关键，它提供了信息和透明度。因此，企业如果不得不实行低碳的工业生产方法，就能够早做准备，有计划地进行减排，而不是到最后临时抱佛脚。此外，企业还可以对冲风险，并且有效率地规划在资本设备上的支出。在碳排放交易中，灵活性和价格信号至关重要。

　　F：对一些企业而言，减少碳排放意味着增加经营成本。您是怎样游说各大企业成为交易所会员的？

　　S：这是一个很长的教育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我是一个耐心的老师。碳交易市场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这需要专心致志和全力以赴。

　　事实上，我们的会员企业让减排变得更经济了。以杜邦公司为例，他们改变了生产制冷剂的工艺，减少了碳排放量，并且将减少的那部分排放指标变现。美国的DTE能源公司则提高了发电机组的发电效率。因此，一旦给碳定价，能源部门和零售部门的生产行为就会发生改变。他们都找到了提高能效的方法，所以并没有增加太多成本。他们这么做，更好地管理了节能减排的生产成本和财务成本，实现了业务增长与减排之间的平衡。

　　F：对于碳交易来说，价格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

　　S：有三件事必须要做。第一，建立规章制度。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设立交易所。交易所必须有效率地运转，这意味着要有一个合适的交易平台，激励其成员单位创造高效率的流动性市场。必须有一个运行良好的机构，以便他们能为股东生产利润，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方式便是提供有效市场。他们必须保持透明度，并且找到发布价格数据的渠道。第三，设计现货和期货合约。让买方和卖方的保值避险者能高效使用。以上提到的三件事必须在监管之下进行，以提供透明有效率的市场。

　　F：有人称发展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的“阴谋”，您怎么看待这种质疑？

　　S：谈到意见分歧，世上并不存在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解决方案。在发达国家行得通的未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欧洲、北美、中国和印度都会有各自的市场。它们会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但是互不相同。每个国家都应该决定将如何以及何时减少碳排放。这必须与各国自身的特点相适应。中国维护自身利益，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低碳经济，无可厚非。

　　另外，我并不认为有什么“阴谋”。欧洲和美国甚至不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日本与欧洲和美国的观点都不一致，美国也没加入《京都议定书》，怎么合谋？

　　F：您认为世界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S：我认为这个市场会像过去一样继续发展。欧洲的碳交易市场会扩张，美国东北部已发起“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有了区域性的碳交易市场，美国西部也计划在2012年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市场。到2011年，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方向。印度已经开始发展低碳经济，他们采取的则是有异于欧洲和美国的另一种模式。世界碳交易市场不会有一个统一的发展规划，会呈多边发展的趋势。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实行符合自身情况的环境政策。

期待国内市场政策

　　F：碳交易给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机遇？

　　S：给碳定价鼓励企业家们使用可再生能源。中国去年在可再生能源上投入了360亿美元，是美国投入180亿美元的两倍。我认为碳交易会给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带来很多机遇，同时还将引发中国和美国的创新热潮。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应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式之一，而不是为了实现“零碳”。它会带来交通运输领域的技术革新，以及能源领域和消费品的改变。

　　碳金融的发展前景很可观，碳交易的规模也很大。比如说，我们服务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最高日交易量达5300万吨二氧化碳，金额达10亿美元。目前，在欧洲气候交易所，碳期货的持仓量最高达到100万手，超过了原油期货。可以想象，中国本土的碳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中国很有潜力成为碳交易领域的领导者。

　　F：您曾说要“以中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你认为碳交易在中国进行得怎样了？

　　S：我们正在等待“十二五”规划出台，并为之作准备。一旦政府发出相关信号，我们会及时研究采取何种执行方式。我们将根据政府的讯息，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在等待发改委、环境部、财政部以及证监会这些部门的指令。

　　F：碳交易被誉为朝阳产业，您在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S：目标是建一个透明的交易所，我们可以通过它发送价格信号，以便工业界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实现“十二五”规划的目标。

　　F：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S：核心是碳定价机制。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给环境金融产品定价的机制。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出现之前，我们推出了欧洲气候交易所，帮助欧盟给碳排放期货期权定价。美国东北部有一个“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交易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就给这个市场的碳交易定价，推出了期权期货定价体系。美国没有设置联邦的碳限额，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6亿吨的排放限额。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其他与环境有关的指数的定价和交易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中国已经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引入市场机制给碳定价能让企业以低成本减排。碳排放超额的企业可以购买排放指标，排放少的企业则可以卖出指标。

　　我们希望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会采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一些经营技巧。但这需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各投资方就此达成共识。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东方模式，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模式。

　　F：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是否采用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审计机制，来审核会员企业的减排量？

　　S：在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会员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由美国金融业监管局来审计。在中国，这样的审计机构已经存在了，包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环联合认证中心等，都取得了碳审计的资质。在中国的碳市场出现以后，这些机构会进行独立第三方审计。

　　F：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运营情况如何？遇到什么困难？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

　　S：我们还在学习，也做了一些尝试，还是要等“十二五”规划出台。一年以来，我们都在培训雇员，把我们的知识教给他们。目前还没有什么困难和挑战。现在真正的挑战是做好准备，接受教育，建设一支熟知业务的管理团队。

　　我们希望“十二五”规划有一些关于减排目标的规定，是以行政区域划分，还是以行业划分？包括哪些单位？监管结构何如？谁来负责？我们需要政府给出交易所的蓝图，我们根据蓝图来创建交易所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