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向红／文
8月26日，深圳迎来特区成立30周年的生日。
这一天，深圳如愿收到了中央政府送来的一份大礼——《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正式获得批复。
在国内多个城市“金融中心”建设之争和“前跑后追”的态势下，前海这片通过深圳湾大桥与香港相连、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港口土地，承载了深圳千万人的梦想——在不久的将来，还要打造成与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东京新宿和香港中环比肩的世界级金融中心。
然而，在原本创新不足、高度管制的金融体制背景下，在全球金融危机、内外经济失衡的复杂局面中，深圳要实现这一梦想谈何容易。
闯出来的金融中心
深圳，这个原本是南海边的小渔村，历史太短。
1979年7月，深圳与珠海、汕头、厦门被国务院确定为四个经济特区。当年，深圳设市，1980年设立深圳经济特区。
深圳经济特区是作为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而设立的。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找，杀出一条血路来。”
筹措资金就成了深圳金融业首当其冲的历史使命。
中央政策的倾斜与优惠立竿见影，深圳金融业先后在银行、证券、保险等诸多领域里，创造了中国经济史和金融史上的100多项“第一”。
1982年，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开业，成为新中国内地引进的第一家外资银行。
1983年，新中国第一只股票“深宝安”发行，不仅催生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也开创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先河。
1985年，深圳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为中国内地建立规范化的外汇市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1986年1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深圳招商局出资人民币1亿元，组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
在政策的倾斜之下，深圳金融改革创新不断向深水区前行。
1987年5月，尚未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发行筹资股票，第一张股票面市。这只股票的发行几乎完全依赖了深圳市政府的“动员”与“摊销”；而第二只股票的发行，证券公司还是被迫“吃”下了推销不出去的150万股无人问津的“滞销货”。
不过，第一代深圳老股民几乎都是手持深发展的股票走进股市的，也从中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7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成立，成为建国以来第一家向社会各界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领先上海证券交易所18天。但是，上证所拿到正式批文是1990年11月26日，而深交所直到一年后的1991年4月11日才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组建，7月3日正式成立。
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后来自嘲，“至于上海、深圳谁先建的证券交易所，我打个比喻：如果孩子出生早，是我们；如果出生证领得早，是他们。”
从抢先成立这一招，可窥当时深圳市领导者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自此，深圳的“金融中心梦”有了牢固的抓手。
1996年8月，深交所的成交额开始全面超过上交所。当年，深交所以174.92%的傲人涨幅跻身全球股市排行榜的冠军宝座——这是深交所的巅峰时期，并一直持续到1998年1月。
然而，好景不长，深圳金融业便接连受挫。
一波多折的创业板
为了上创业板，深交所从2000年10月起不再发行新股。但谁也没想到，这一停，就是4年。
停发新股对深圳金融业的打击立竿见影。
新股申购资金冻结的利息收入骤然蒸发，一级市场筹资功能丧失，市场交易量半死不活甚至递减，二级市场的资金也随之逐渐流失；描述深市规模的总市值、流通市值、上市公司数量等主要指标均呈负增长。
在此期间，许多券商、基金公司纷纷裁员、减薪，甚至撤离深圳，选择北上。
2002年10月30日，黄金交易所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城市一番角逐之后落地上海，因此很多黄金加工企业开始向上海聚集，这使得有“黄金之都”美誉的深圳黯然神伤。
担心深圳的优势可能被削弱，深圳市政府曾向当年到访的国务院高层领导提出，在深圳建立黄金交易分场，但遭到否决。
2000年以后，深圳依然是金融重镇，但显然已停滞不前，刚刚站稳脚跟的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
主板失意，倒是创业板给深圳金融业带来了憧憬。
2004年5月27日，深交所启动中小企业板块，成为国内中小创新型企业获得直接融资、提高品牌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当年6月25日，首批中小板8家新股挂牌上市。虽然深圳股市的融资功能得以恢复，但仅限于中小型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则在上海上市。当时深圳股市每天成交额，只有上海的一半左右，总市值只有上海的三成。
但随着创业板的开设，深圳的机会来了。
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正式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至此，自1999年1月深交所向证监会呈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行成长板市场的方案研究的立项报告》开始的创业板“十年征程”修成正果。
深圳市创业投资公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守仁欣喜地说，深圳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地位一段时间以来的弱化局面，将随着创业板的开设而扭转。
自此，深圳资本市场形成了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组成的梯形多层次的市场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创业板落户深圳，有助于深圳成为和上海联袂发挥作用的金融中心。
的确，创业板一推出，立即使深交所IPO市场再度火爆。中小板、创业板两条通道进行IPO发行，平均每个交易日就会有一只新股上市。
纽交所7月份发布的2010年上半年全球资本市场IPO及二次融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有161家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募股方式融资226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市场融资总额的22%，成为今年上半年全球融资额最大的证券市场。而在2009年，香港曾是全球融资金额最大的资本市场。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22日，深交所今年共完成216单IPO融资，募集资金总额达到1908亿元。自1998年以来，深市首次在IPO募资金额上超越了沪市。
目前，创业板上市公司已过百家。创业板的开设让深圳进一步成为资本聚集之地，也让特区向资本之城大步前行。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资金账户上，涌入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以千亿计的新股申购资金。这些资金给深圳金融业注入强劲的新鲜血液，极大地支持了深圳券商的发展。
今年上半年，平安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包揽全国投行保荐数量、保荐收入的前三名，3家共保荐承销IPO公司54家，保荐收入22.9亿元，仅这3家公司就占全国投行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但喜人成绩的背后，深圳的创新优势正在面临挑战。
2009年，深圳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148亿元，约占深圳GDP比重13.9%。与2005年相比，提高了7个百分点。但同期的上海金融业增加值为1817亿元，北京为1720亿元。从规模上来看，深圳与上海、北京，相差五六百亿，要想赶超，还任重道远。
基金之都的“没落”
深圳曾执中国基金市场之牛耳。
1998年3月，国内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在深圳成立。之后，不断有新的基金公司在深圳成立，并向全国发行越来越多的封闭式或开放式基金。
2001年至2003年前后，在深圳金融业找不到北的时期，基金业成了一根“救命稻草”，保住了深圳金融中心的大旗不倒。
不仅家数最多，管理的基金数量和总规模也超过了全国其他各省区市之和。
除证券投资基金外，深圳的创业投资基金也引领中国创业投资之前锋。创投机构的数量、创投资本总额和项目投资金额等各项指标均居全国之首，成为中国创投业最活跃的地区。
2002年，还是深圳市副市长的宋海(现是广东省副省长)在第一届中国基金论坛上，代表官方第一次公开表态，深圳要建设中国基金之都。
但随后形势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意料。
2005年开始，先后有长盛和银华两家基金公司总部由深圳迁往北京，这两家公司北迁之后，“北迁”似乎成为了深圳基金公司的“流行色”，有些基金公司在深圳和北京设立两个投研中心，一些基金公司还把市场部单独放在北京。
北京作为首都，在信息获取的速度和层次上无疑占据优势。除了北京先发的政治优势外，上海的政策优惠也是让深圳基金公司不能抗拒。
“上海现在更具吸引力”，一家基金公司高层对记者说，他所在的公司原准备在深圳注册，但最终选择了上海。他认为，上海方面给出的条件更优厚，比如基金公司总部落户浦东，3年内公司所有员工个人所得税减免60%；公司的办公租金每平米给予上千元的补贴。此外，公司领导也会有几千元不等的个人补贴。这样的政策优惠自然让许多基金公司趋之若鹜。
数据显示，在上海设立公司总部的基金公司已达30家，几乎占了全部64家基金公司的一半。2003年以来新设立的近40家基金公司中，其中总部设在北京的有7家，设在深圳的只有5家。
同时，深圳基金的业绩也开始下滑。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在2009年124只标准股票基金排名中，南方基金旗下7只基金平均收益率为58.52%，大大低于71.54%的平均业绩。
在2009年规模前十大基金公司中，深圳的基金公司仅有3家，作为深圳基金业标志性公司的博时基金和南方基金，排名分别下滑至第四和第五。
尽管基金仍是深圳金融业最大亮点之一——目前共有基金公司16家（其中2家在外地办公），管理基金规模8071.28亿份、资产净值为8677.57亿元，约占全国基金总规模、总净值的三分之一，但相比过去占全国的“半壁江山”，深圳官方不得不承认，基金业在滑落。
滑落的主要原因，官方大多归咎于10年前的深交所停止新股发行。“由于深圳主板市场萎缩，创业板迟迟延后，证券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都受到了较大制约。”深圳市政府一位官员对记者说，“为了生存，大小机构都往外跑。”
但业界一些专家并不完全赞同官方的说法。
“深圳再不努力就会很落后。”中国私募基金四大天王之一的明达资产董事长刘明达说：“深圳曾经非常有活力，并一贯有开放的风气，但在政策方面实际上已很落后，北京、天津、上海在支持行业发展方面力度要比深圳大不少。”
达晨创始人刘昼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开放的土壤环境很为当时的创投公司所看重，但之后由于对一些政策的落实程度不够，深圳的创投环境实际上落后一些领先城市不少，甚至让人感觉不到深圳市的一些鼓励性政策是切实的好事。”
刘昼提到了天津：“对金融环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让这个城市很有吸引力，我们公司就在那设置了两三个项目。”
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守仁也坦言，“天津在创业投资和注册方面开辟了先河，不需要场地在那里，不需要管理机构在那里，这点非常好。深圳很多基金冲这点跑到天津去注册。”
王守仁恼火深圳，“一个机关的小科长就糟糕透了，不送红包，手续就办不下来。”
深圳似乎也觉察到这些问题。最近出台了《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明确表示，“落户最高奖励达到1500万元”、“投资深圳的企业或项目单笔奖励最高达300万元”，这是政府首次系统性提出对深圳私募行业的政策扶持。
同时，位于深圳CBD中心区的中国基金大厦即将动工。该大厦是由奥地利“国宝”级建筑大师汉斯·霍莱设计，未来将成深圳又一地标性建筑。业内人士将此视为深圳迈向“全国基金中心”、强力扶持基金产业的标志性事件。
“这一系列举措，肯定能促进深圳基金业的发展，但想要再度拥有以前的繁华，已很难。”
一位基金公司老总感慨道。
携手香港“突围”
在金融中心的争夺赛中，深圳一直很着急——特区不“特”了。
2008年1月1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正式实施，而早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就神情黯淡地叹息：“最后一个优惠政策到此终止。作为首批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昔日的荣光已然褪去”。
早前，深圳曾提交过一个报告，建议全国建立三大金融中心：北京作为首都，是金融行政中心；上海以其雄厚的是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可担当经济运营中心；而深圳是联结国内和国际的金融创新和改革中心。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决定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200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深圳金融定位于打造“区域金融中心”。
这一结果，多少令深圳人有些失落。
深圳金融系统一位厅局级官员告诉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中，还有“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话，“报告征求我意见时，我当即建议将‘国际’两个字拿掉，因为国际金融中心已包含区域。”
这位官员表示，深圳实际上已不是区域金融中心，“连黑龙江的漠河，都有营业部在做深交所的证券业务，这还能叫区域？”
深圳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建新认为，“是不是金融中心，不是口头说的，而是干出来的。深圳目前是区域性金融中心，但长远目标肯定是深港融合，建设国际性金融中心。”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而深圳邻近香港，具有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一位政府官员跟记者说：“仅凭深圳不可能跟北京和上海叫板，但如果跟香港合在一起，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深港合作”之地，定在前海——这片通过深圳湾大桥与香港相连面积15平方公里的港口土地。为此，深圳精心制定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上报国务院。
8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原则同意《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这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中央送给深圳最为盛大的礼物。”负责运作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经营发展的王锦侠认为。
前海，“钱海”——两个名称的谐音在冥冥中或许已经注定，这块珠江口岸“处女地”的产业规划中，创新金融无疑将受到最高的关注。
“深港金融合作将成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展的重点。”深圳金融办主任李林说，未来希望在两个方面能有所突破：一个是允许前海地区在金融机构入驻、产品创新方面能够先行先试，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另一个是在地方财税政策方面能够给予金融机构更多的支持。
根据国务院在批复中的要求，深圳将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推进以跨境人民币业务为重点的深港金融领域创新与合作；第二是稳步推进深港资本市场的合作；第三是大力推进保险创新领域的试验区建设。
王锦侠说，“在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对于香港金融中心溢出来的部分，我们帮它在前海安排；它没有空间做的事情，我们在这边给它做了，构成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后台支撑。”
但在“一国两制”的宏观背景下，内地和香港两种不同的金融监管体系怎样更好结合，无疑还有待破题。
据了解，深港政府之间目前已经签署合作意向书，举办了深圳合作联席会议，成立了深港专责小组，下面设立政策研究小组。
双方就国务院的规划进行了多次研究，深入探讨，达成了共识。香港方面对规划提出了50多条政策意见，相比之下，深圳方面反倒只提有30多条。
而金融领域这一块，管制依旧。未来前海，只能在非金融领域行使计划单列市的权限。
李林说，虽然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但各项金融改革创新，均要上报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审批，有的还要上报中央，审批时间漫长。
据介绍，深港金融合作的一些方案，几年前就已上报，但至今没有批下来。
李林说，“一个地方能够做什么是市场决定的，我们只希望国家给予比较开放的政策环境。”
显然，深圳已迈入体制改革的“深水区”。在多种利益纠结的格局之下，深圳前海地区的金融改革创新如何取得突破，无疑需要更多的勇气与智慧。
深港合作寻求制度突破
本刊记者 刘向红／文
万众瞩目的深港合作会取得哪些突破？可能会遇哪些障碍与问题？未来的金融创新重点在哪？记者与深圳市金融办主任李林展开了交流。
申请金融业标准试点城市
记者：深圳金融业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李林：就是创新意识强。过去在制度上允许做一些探索，比如深交所成立时先出生后拿证等。前30年，深圳出现很多全国第一，第一个一卡通，第一个全国理赔的通赔通付等，这些都是微观平面上的。为了鼓励金融创新，深圳设立了金融创新奖，目前已有上百个项目获奖，奖励累计已达5000多万元。由于创新不断，深圳金融产生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我们不是最大的，也不是外资的，但一定是本土企业中竞争力最强的。平安保险是世界500强，招商银行在世界金融业中大概处于前100位。
记者：和上海、北京等金融中心比，深圳的优势在哪儿？
李林：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营运中心、市场中心，深圳没得比；北京是管理中心、总部中心、信息中心，深圳也没得比。深圳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一是有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深港合作。北京、上海的金融规模比深圳大得多，但深圳金融业的效益最好，2009年，深圳金融业的利润大概是600多亿元，处于全国第一位。另外，存贷比比北京、上海要高。
记者：金融创新下一步往什么方向走？
李林：要往金融标准方面走，深圳正在申请设立全国金融业标准试点城市。
记者：怎么想起来做这个？
李林：我们一直在思考，金融创新如何不断往前推。正巧，前一段时间，国家标准局在深圳做调研，发现深圳金融业许多可做全国行业的标准，由此我们考虑到下一步要做一个标准试点。
记者：现在有哪些标准？
李林：很多，比如：平安保险的业务模式、招商银行的网上交易、深发展的金融供应链等等，这些先是企业标准，然后是整个行业都跟着学。
深港合作寻求制度突破
记者：深港合作会有哪些突破？
李林：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要稳定发展，就必须依靠内地，深圳是它的第一个跳板。这几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和香港在金融方面的合作。怎么合作？要在国家大的政治框架之下，在国家没有大的授权之前，深港的金融合作，只是一些技术产品层面上的。我们正寻求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在一些制度上，不仅仅是一些技术层面。
记者：深港合作有没有障碍？
李林：前30年，深圳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和香港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全国领了先。后30年，在服务业方面能不能继续引领这个潮流，把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引进来，前海就是一块试验田。这当中肯定会有些障碍，障碍在什么地方？就是金融。前海不是封闭的地区，做一些实验，等于在深圳做实验；在深圳做实验，等于在全国做实验。
记者：希望政策上再宽松吗？
李林：是的。我们要求的是三条：一是特殊政策的放开；二是降低门槛，让香港的机构过来；三是允许一些方面先行先试。如果这三条在前海地区可以做，实际上整个深圳都可以做。
记者：国家对金融管制相当严。
李林：因为它的话语权是在中央，监管权也在中央。
记者：是不是每个创新都要到监管部门批一下。
李林：对。我们想做很多实验,希望做一些创新产品，曾经以为当地监管部门批了就可以，现在看来是不行的。比如：消费金融公司，捷克PBF公司，前几年就把总部设在深圳，就准备做消费金融。可以说，深圳是最早申报的，但现在批下来却只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记者：为什么不批给深圳？
李林：不知道。不过，我们还在要求批给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