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五”时期开始，我们就提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但近十年来的调整效果并不理想，很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此进行了具体部署。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毫不动摇地把经济结构调整继续向前推进，不仅要推进结构调整，更要推进结构性改革，通过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一，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逐步摆脱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但还存在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的问题。
第一产业不稳。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关键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强化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削弱农业。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现代农业的中心功能就是确保粮食安全。目前，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农业组织化程度、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农业管理体制等方面还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升、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已经影响到了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第二产业不强。目前我国虽然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但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非核心部件加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装配环节，在全球产业链上仍然处于中低端，先导性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缺少自主品牌和知名品牌，管理方式粗放，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十分突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无遗。在实施一揽子计划过程中，一些本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又恢复生产，在压缩库存同时，又出现了新一轮产能过剩，部分产业出现逆向调整，致使传统的粗放式扩张重新显现。
第三产业不大。“十一五”时期，我国第三产业虽然实现了较快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明显滞后。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40.5%增加到42.9%，提高2.4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2005年的31.4%增加到34.8%，提高3.4个百分点；但并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分别提高3个和4个百分点的目标要求。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69%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经济发达国家72%的平均水平。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与国际水平比较差距更大。服务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2009年，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等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在服务业中占比仍高达36%，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服务业供给能力和水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世界各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趋势，都是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目前，为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各国争相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十二五”时期，我国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三个产业协同带动的基础上，建立在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基础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才能在未来国际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
第二，推进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消费尤其是国内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最大“短板”。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再一次暴露出需求结构失衡的问题。
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40%左右，2007年达到66.2%。2010年出口总额高达15.78万亿元，超过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物出口跃居世界第一。由于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发达经济体在这场危机中加速调整外部不平衡，全球供需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贸易保护有所抬头，加上国内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制约，未来我国出口难以再现前些年持续快速增长的风光。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潜藏风险。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需求推动，增加投资成为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手段。1978~2010年，资本投入年均增长超过11%，年均贡献率达到50%以上。2003~2008年，投资率年均超过42%。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把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最主动、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而一些地方政府为投资而投资，基础设施过度超前。扩大投资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和信贷扩张，产生了地方债务和通胀压力等消极后果。
消费不足是内需的最大顽症。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8.8%，2009年下降为35.1%，下降了13.7个百分点，远低于美国的70.1%，也低于印度的54.7%。近两年来，虽然我们采取许多措施扩大国内居民消费，但效果并不明显，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比2009年还回落2.1个百分点。由于市场不成熟，未来消费市场还存在由外商和舶来品主导的危险。
“十二五”时期，怎样驾驭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实现从投资大国、制造大国、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下大力气降低投资率、稳定出口率、提高居民消费率，优化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推动出口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就成为需求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第三，推进城乡结构战略性调整
我国城镇化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到2009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6.6%，比1978年提高28.7个百分点。我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镇化历程，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城镇化进程落后。根据测算，我国城镇化水平比工业化水平至少低15个百分点。在6.07亿城镇常住人口中，将近一半城镇常住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并未真正城镇化，实际仍属于“准城市人口”。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80后”、“90后”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备受关注。
城镇化质量不高。据公开资料，目前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大都市”，有50多个城市在建设“中央商务区”，还有10多个城市在建设“金融中心”。由于城市规模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迅猛增长，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中心集聚，引发了许多“城市病”。例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地价房租昂贵，严重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乡村凋敝衰落。乡村工业越来越失去竞争力，新兴产业逐步向大中城市和工业园区、新技术开发区聚集。巨大的城乡差距，让许多年轻人不愿再生活在乡村，“产业空心”、“年轻人出走”等因素，造成了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
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动力。“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仍将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我们必须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注重对城市发展区位、时序、速度、质量进行引导和调控，统筹规划、循序渐进，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第四，推进要素结构战略性调整
经济高速发展依赖大量的能源、土地、矿产等资源，也会给环境和生态带来负担。从要素投入结构看，人口红利面临拐点、资源趋于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脆弱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征。
人口红利面临拐点。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我国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人口数量问题已经转变为质量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在人口质量方面，最主要是由于严格控制生育，城市生育率下降较多，但农村超生人口却比较多，加之教育难以及时跟上，影响新出生人口素质。
资源趋于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基础上。2009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美国的2.9倍、欧盟的4.3倍、日本的4.9倍。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的比重，明显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8.5%，但消费的铁矿石、粗钢、氧化铝和水泥占世界消费总量的比例却分别达到54%、43%、34%和52%。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也很大。受价格因素影响，资源消耗的成本压力会越来越大。维持经济高速发展需要尽可能使用有效的廉价资源，但目前价格合理的资源并不多。随着发展标准提高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资源约束日益增强。
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脆弱。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付出了过高过大的生态环境代价。针对“十五”期间节能减排指标没有完成的问题，“十一五”规划把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期，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近几年来，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的行动目标。“十二五”规划把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实质上首先是满足发达国家的利益。
由于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主要使用化石能源，对我国更为急迫的威胁是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问题而不是地球变暖问题，因此我们要警惕“被气候变化”，同时还要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广低碳技术，增加森林碳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