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5日,农行上市。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完成收官之作。2005年6月,交通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股改的“试点”,成功完成上市。此后,“重组、引资、上市”的“三部曲”被成功复制于四大行。
“以交通银行香港上市为分水岭,中国的银行概念戏剧性地感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前倨后恭。从最初的乏人问津,到愈演愈烈的抢购风潮,以及不断提升的定价水平,国有商业银行的价值越来越被认可。”汇金公司高管回忆说。正如中行行长李礼辉所言,“投资者用自己的钱,投下肯定的一票。”
从四大行的恢复、重建,到推进商业化改革,再到基本完成股改上市,邓小平“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夙愿,终于实现。
从“大一统”到专业银行
“二十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4~1994年是专业化改革阶段,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工、农、中、建四家专业性银行;1994~2003年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阶段,工、农、中、建四大行由专业性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从2003年年底开始的这一轮改革,则以股份制为目标,通过财务重组、改革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上市,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股权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实现绩效最大化。”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曾这样总结国有银行的改革历程。
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银行体系及其基本职能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但仍然是兼有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的“大一统”国家银行体系。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金融体制改革的大幕也即将拉开。
1979年4月,邓小平在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说,“是否可以设想,将财政拨款制度改为银行信贷制度,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对投资少、见效快的企业,要采取不用财政拨款,而用银行贷款的办法,很多厂,只要几千元、几万元、十几万元的钱,就能解决问题,银行可以贷给他们。年把时间,就可以收回来。如果搞得活,银行网点还要扩大。”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要求银行要“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的银行改革,也正是从‘按银行的办法办银行’开始起步的。”著名经济学家曹尔阶回忆道。
此后,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的金融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相继分设并独立,由此完成了国有专业银行的基本框架。
1993年以前,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企业化经营或运营机制的转换方面。
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拆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由此,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
从1994年起,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进程明显加快。在财政部发布《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基础上,国务院进一步规范了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税收制度,为国有专业银行按照企业机制运作创造了条件。
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
1995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第16个年头,而当时的银行体系仍旧沿用计划经济模式,直到当年出台《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以及《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之后,才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结束了“领导人批条,只讲政治需要,不计工本”的时代,为我国银行向真正的现代化商业银行迈进明确了方向。
但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和行业垄断、管理体制实行官本位等诸多问题,结果造成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过高、机构和人员臃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低下等状况。
体制弊端要求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入新阶段。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国有商业银行展开了新一轮改革。
2002年末到2003年初,《时代周刊》、《商业周刊》、《经济学人》等国外知名刊物接连发表文章,聚焦中国银行业再度出现的巨额不良资产隐患。
《中国向全球延展》一书的作者顾志武曾撰文写到:“在1984年以前,中国银行业是没有西方的‘商业信贷’概念的,当时所有银行的资金都由政府分配。发放信贷前,银行分析的不是贷款人的偿还能力,只需按领导指示,把款项交给有关人等就成,就连追讨急债也是政府的事。银行体系一日不是独立地按商业模式运作,任何专业和优质的银行活动都难以出现。在这种背景下,难怪呆坏账不断增加。”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银行体系沉疴已久,给骗贷、渎职、呆坏账留下了充足的空间。1998年,我国银行业推出信贷资产“五级分类”标准试行办法。分类后确定的归属于第五级“损失类”的呆坏账数目以及年增长率惨不忍睹。
为防范金融风险并解决中国银行业当时面临的资产质量问题,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9年,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剥离了四大国有银行总计1.4万亿元不良资产。按照当时业内人士的说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瞬间”达到了8%的国际标准。
但此后,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填鸭式”的提升后再次出现迅速下降。1999年,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率仍然高达39%。按照当时官方公布的数据,到2003年9月底,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21.38%。而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如果对贷款进行严格分类,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可能达到50%。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规定,从2006年12月1日起,中国的银行业要全面对外开放。2003年初,“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该如何应对?时间紧迫,新一轮改革必须马上启动。这一次,改革的目标直指股权、治理结构等核心问题。
“这次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采取这样有力的措施,因为这确实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道。
国有商业银行凤凰涅槃
资金问题并不是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贷款的症结所在。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国有银行经营不善的“根本原因在机制,在体制”。
于2002年初召开的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商业银行的公司化改革被作为政策提了出来。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第一次回答了“银行是什么”这一命题。既然银行也是企业,就要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并给中国银行业改革订出三个新战略:一是推动银行上市,特别是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二是建立新的问责措施,一旦出现内部问题,上两级负责人都要承担责任;三是推进包括四大行在内的国内银行跟境外银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让外资入股。
在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看来,2003年开始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业改革路线图,正是遵循了上述思路。首先,有了出资人——汇金公司,厘清了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其次,实现机制再造,由董事会聘用管理层,对业务流程、风险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进行改造。
而要真正把银行建立在商业化运营基础上,关键在于这套体系和流程能否长期维持并持续强化,这就需要上市,引入多元化的股东和市场监督。曹远征认为,银行改革一定要有机制的真正转变。股改、引资、重组三环相扣,目标是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由此,按照“重组、引资、上市”模式,四大国有银行再次踏上改革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