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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的创新

2011年06月27日 15:15  
作者:梁敉静 罗三秀   责编:吕星  lvxing-lucky@126.com   月号:2011年6月号 来源: 金融世界



 

  什么是艺术品份额交易?天津文交所董事长陈玉曾向媒体介绍说,天津文交所的交易模式,被称为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是将文化艺术品等额拆分,每份1元,拆分后通过交易所的电子交易平台公开上市交易。

  在其业务简介中,关于交易模式是这样描述的:“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撮合交易,当日买入的份额可以当日卖出,即实行T+0制度。”

  画家白庚延的两幅作品,《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啸万里触龙门》和《燕塞秋》在天津文交所上市后,短时间内戏剧性的价格变化以及停牌复牌,牵动了无数资本的神经。在发行后30个交易日,从1元飙升到17元,一度实现净投资回报率10倍以上,令人咋舌。

 

“伪证券”身份

  由于其低门槛和饱受诟病的交易规则,天津文交所这种交易模式,在业界引起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

  “从一个普通投资者角度来看,文交所将艺术品拆分并证券化,是十分有创意的。并且,在这个资本流动性较强,投资渠道却较少的市场环境下,很能引人注意,抓人眼球。但是,从文交所开始进行‘动作’的这段时间中,可以看出,这个市场风险巨大,涨幅高、换手率高,似乎有些类似之前游资暴炒某种商品、击鼓传花的味道,每个人都担心自己别是最后一个接手者。即使是一个好模式,如果操作不当,过度炒作,也很容易出问题。”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田小皖对本刊记者表示。

  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廉成赫说:“只要有创新,就必然会面临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大可不必因噎废食,人为的给创新制造障碍。”

  他说,艺术品股票交易模式可以分解为:外在形式是股票交易模式;客体是艺术品;参与者是普通投资者。

  他认为,这是一种共有模式,即股东以购买股票的形式,共有该件艺术品。“虽然这种共有模式表面上采用了股票交易模式,但实际上与一般的股票交易并不相同。一般股市,本身都有其基本面和影响其价格涨跌的因素,无论如何炒作,都会围绕价值上下浮动,这个价值是现实的、可预测和可计算的。但是,艺术品的价值无法量化,因此,也不好说是在围绕价值浮动。一般股市,即使炒作也总会回归价值,但是,艺术品这种模式,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如此剧烈的涨停跌停?炒作因素明显。”

  田小皖对此也心存疑虑:“公司股票有溢价是因为有公司经营业绩做支撑,但艺术品股票的溢价仅仅是由于艺术品的稀缺性,在理论上很是不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艺术品股票的溢价就只能是炒作的结果,最后一个接手者将会为前面所有的溢价买单。”

  另一些人甚至认为,这种模式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券。

  “艺术品的本质属性是物品,物品根本不符合证券的基本特征。在天津文交所交易的画作,则是典型的金融泡沫而不是正常意义的证券。”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说。

  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在著名的英国南海股市泡沫中损失了2万英镑,他曾伤感地说:“我能够计算天体运行,却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

  16世纪中期,一位维也纳的植物学家将一株郁金香带入荷兰,后来郁金香受到花叶病侵袭,病郁金香成为珍品,以至于球茎越古怪价格越高,于是人们开始囤积病郁金香,高价买入,以更高价卖出。1638年,“最大的笨蛋”出现,持续5年之久的郁金香泡沫破灭,球茎价格跌落到与洋葱头一样。

  刘纪鹏认为,天津文交所的天价艺术品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博傻道路。低门槛、T+0交易的规则,让本身无法创造利润的艺术品成为热炒的焦点,只要有人肯接盘,这样击鼓传花的游戏就会一直上演,泡沫破灭时,最后的接盘者就是最大的傻瓜,承担巨额买卖价差损失,又无法从艺术品本身获得利润补偿。

  北京资略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刚博士说,艺术品证券化或者称份额交易,不论是面向特定投资会员,还是面向公众,不论是T+0,还是T+1交易,都是击鼓传花似的博傻游戏,虽然中间还有很多貌似公正公平公开的表象,实质上都难以掩盖其伪证券化的实质。

  “在世界范围的资本市场上,能证券化的产品本身都具有能够制造利润来偿还证券基本收益的能力,份额化后的艺术品本身不会产生利润或者收益,只有靠下一个买家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这就是一种博傻游戏。”他说。

  “艺术品拍卖毕竟还进行了所有权分割,而这种所谓的创新,相较于艺术品拍卖,在交易规则上甚至是一种倒退。这是一种仅有利于交易所和艺术品持有人的零和游戏。”李刚说。

  李刚认为,这种艺术品份额化、证券化交易是中国民间草创,开国际先河。“而对这种‘创新’,不论是交易所的创设人、经营者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做好功课,这种可怕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倒霉的恐怕只有公众投资者。”他说。

 

天津文交所为何“蒙冤”

  对于将“文化艺术品与金融结合”这一模式来说,天津文交所并非首创。

  早在2010年7月3日,著名画家杨培江的美术作品就被深圳文交所作为一号艺术资产包在深圳文交所推出,该资产包被称为深圳文交所首个基于“权益拆分”模式的资产包。

  “一号资产包”,将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杨培江副教授的4幅油画和8幅彩墨画作品配置在一起,12幅作品被整体打包作价200万元,并拆分成1000个资产份额,只需要投入2000元,就可以购买一份。这个资产包的1000份额,除了被发行人和天禄琳琅公司保留的400份非公开发行的所有权份额外,在二级市场流通的600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认购完毕。

  紧随其后,2010年12月12日,上海文交所推出“艺术品产权1号——黄钢作品”,该资产包投资总额为2500万元。“艺术品产权1号”选定艺术家黄钢创作的“经版红星和箱子系列”,以及“经版菩提树系列”等代表作,发行额度为2500份,单份份额发行面值为1万元。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授权上海香地雅道艺术品中心作为“艺术品产权1号”管理人,组建产品,其上线产品向上海文交所下设的艺术品投资者俱乐部成员发售,艺术品投资者俱乐部成员认购,成员之间可以非连续转让。

  为何同样是文化艺术品交易,沪深两地低调先行,后进的天津文交所却招来如此争议?

  业界有人认为,相比上述两家文交所,天津文交所发行价更低,入市门槛更低,并且开户和交易全部在网上进行,操作便利,条件优惠,但注定了其中潜藏的高风险。

  一位多年从事交易所经营活动的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解释,天津文交所本身没有问题,艺术品也并非不能在交易所进行交易,只是天津文交所的设计制度存在缺陷,主要体现为两个不匹配。

  “第一个是交易产品和交易方式的不匹配。适当的产品应当用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场所进行交易。艺术品与股票不同,股票本身是对收益权的投资,艺术品却只是所有权的转让。收益权的交易价格可以通过对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评估进行未来涨跌的预期判断。但是,艺术品应当依据什么来对其未来收益进行判断呢?”该业内人士说。

  “所有权可以分割,艺术品作为奢侈品,也可以投资,但是,这中间应当有一个程序。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艺术品投资基金,专门用以保护特定艺术品,保护特定文物,这个基金可以划分成若干份额,进行交易,把个性化的艺术品转化成无差别的收益凭证,这样就可以切分。份额只能与基金收益相对应,而不是直接与艺术品产权对应。将连续性的交易方式用在一种一次性转让产权的产品上,这就是不匹配,是‘错配’。”该业内人士坦言。

  “第二个是参与人员和产品的不匹配。在文交所里,99%以上的投资者并不知道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是何种艺术品,更不能对其投资的艺术品价值作出最基本的判断,甚至并没有想要持有它。进入这个投资环境,不仅仅是资金门槛的问题,还有知识、培训和专业性的问题。参与投资的动因主要来自于投机产生的‘财富效应’,其结果必然是一种‘牛群效应’。仅仅靠资金推动,结果就是资金撤退时,市场会轰然倒塌。”

  在这一问题上,刘纪鹏表达得更为直接。他说,天津文交所推出的画品交易品种,其本质上是属于股票类,还是债券类的投资品种,实难界定。

  “我们能看见的仅仅是它具备股票证券类投机买卖赚取价差的属性,却没有股票本身可以带来自益权和他益权、收益权和表决权的特征。艺术品证券化没有创造利润的功能,但它却有股票投机这样的表象。虽然证券化的艺术品可以走进文交所如同正常的证券一样交易,实质上这样的证券化过程根本没有根据。”

  “非法人类的、不能直接创造利润的物品只能走拍卖,不能走股票交易所的路子,不能走证券化品种的路子,因为法人形态上整体化的同时,又能在价值形态上份额化的只有公司。任何非法人物品,都不能实现使用价值单一化的同时价值却份额化,被无数人所有。”刘纪鹏说。

 

如何建立新规则?

  对于这一问题,受访专家观点不一。

  刘纪鹏认为,文交所目前还处在萌芽时期,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但是,如果不加以制止,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参与投资者的增多,其隐含的风险将不断扩大,最后引发的将是金融秩序的紊乱。

  李刚对本刊记者表示,首先,针对交易所遍地开花的局面,中央政府应当即时担负起监管责任,鉴于其交易属性是艺术品“证券化”,那么,其交易所和交易行为应该归口中国证监会监管。证监会如果认为违法或者风险难以控制,该出手时就应出手制止,防止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其次,交易所不是一般的企业,而是集交易撮合的中间商和金融媒介于一身的机构,从事的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易,而是与资本密切相关,与金融秩序、投资者公众利益都紧密相关的交易。国家应当尽快制定适用于各类交易所的普遍规则,明确监管主体。

  再次,在基本交易所法律制定之后,应当授权监管机构对各类交易所的具体交易规则进行审查和核准。

  他建议,国家实行统一的交易所监督管理制度。设立交易所应当经国务院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后,方可从事批准范围内的经营活动。

  “交易所不得与行政机关存在利益关系。交易所不得与委托人存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利益。交易所应当按照交易所基本规范、交易规则从事交易活动。交易所基本规范、交易规则由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属于交易新领域、金融衍生品种,前述部门尚未制定交易规则的,交易机构可以自行制定规则,并报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他说。

  另一些受访者则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必过多干涉。

  廉成赫对本刊记者表示,新规则完全可以由交易所自行制定。

  “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市场意识逐渐加强,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既然是市场行为,由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所制定比较合适。如果其他参与者认为规则有问题,既可以选择不参与;也可以选择参加游戏,通过现有规则敦促或迫使交易所改变规则。一切按市场运行处理,不需要监管部门过多参与。在保证基本公平的情况下,不必给予过多限制。”他说。

  田小皖说:“文交所的创意模式可谓钻现行法律的空子,必然要受到监管。在制度设计上,建议监管部门和政府参与设计、建造。文交所目前处于萌芽阶段,社会影响性还很有限,尚且在官方能容忍的范围内,但如果暴炒失控、社会危害性暴露,监管部门必然强势介入。与其那样,不如在目前可控状态下,多多与官方沟通,听取意见,积极主动接受监管。”

 

回归正途

  新元文化俱乐部秘书长刘德良认为,把艺术品、文化品证券化作为文交所的主要业务,偏离了其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方向。文交所应该担负起促进文化企业版权、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为文化产业的资本和企业提供服务的使命。

  那么,文交所应如何真正发挥其作用呢?

  “关键是,目前的文化产权交易所和原有的行业市场交易体系,比如电视剧的剧本交易会、图书交易大会、影视项目的推介会等,是脱离的。”刘德良说。

  “文交所要起到好的作用,促进版权、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就要与原有的订货会、交易会形成互补和合作。”刘德良建议说,“文交所不用太多,比如在京、沪、深各设一个文化产权交易所,三者之间业务互通,形成电影、电视剧、动漫卡通形象、图书版权、产权的交易市场。”

  但实际中,这种方式也有体制上的限制。在刘德良看来,文交所是各地政府成立的,而原有的文化品的交易会、订货会都是全国性的,由广电总局、出版署等部门牵头组织的。

  天价的画作,并非画作天价。如今,新的交易模式正在这个行业蔓延,各种证券化的交易所不断涌现,各地狼烟四起,谁开的球已经成为过去,比赛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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