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的行业一样，PE机构彼此之间也有派系之分。根据其出资方的背景、投资技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气质风格”差异，我们大体可以将纷繁复杂的PE机构分为三大派系：外资PE、具有国企或政府背景的“国家队”PE和“民营PE”。
　　
“三足鼎立”
　　高盛、RBS、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对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前的战略投资，都是外资PE缔造的成功案例。
　　这些最早引入了PE的概念的老牌外资PE，在业内被俗称为“绿军”或“洋军”。
　　“他们较看重被投资公司的基本面，通常做尽职调查时间较长，基金强调投资流程。”上海汉理前景股权投资机构合伙人钱学锋介绍说，随着国内A股市场进入全流通、中小板和创业板相继推出，外资PE连通境外资本市场的作用被弱化，外资PE正面临着重新适应中国市场环境改变的挑战。
　　有外资背景但实际由本土团队独立运作的PE可以看成是对外资PE的一种补充形式。他们同样具备全球募集、海外上市的能力，但运营团队却明显多了对本土市场的把握。IDG、鼎晖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代表。
　　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开，国内券商开始进行直投业务的“练兵”；社保基金投资PE机构；保险公司、银行等诸多掌握资本的金融机构也在虎视眈眈PE这个新兴的投资形式。
　　PE行业的第二股生力军——带有一定“背景”的人民币基金，俗称“国家队”。
　　所谓“背景”，是指基金的出资人（乃至基金管理者本身），大多是大型国企或知名大企业，如中信系、平安系、中金系、联想系等。“这类PE有比较丰富的资源以及充足的资金。”钱学锋介绍说。
　　2010年8月，保监会接连发布了《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和《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等文件，正式“放行”保险资金进行股权投资。大型保险公司会纷纷抢滩PE领域，其中平安、中人寿会首当其冲。银行系PE投资也紧随其后，接踵而至。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在积极建设引导基金，为“国家队”PE的迅速发展推波助澜。
　　第三支就是民营PE，它们是PE、VC界新军，作为市场化运作的人民币基金，规模通常在1~10个亿，采取有限合伙或公司制。
　　这类人民币基金既无“洋军”血统，也无“国家队”背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深创投系、达晨系、东方富海系、同创伟业系等广为人知的民营PE派系。
　　钱学锋认为，民营PE、VC界虽然处于“上无背景与资金、下无规模化团队与品牌”的两难境地，但也有其优势——较为市场化的基金运作以及灵活反应。它们凭借合伙人或团队的眼光与运气，迅速建立起“成功投资+退出”的品牌。
　　“国家队”和“民营队”的异军突起，改变了中国PE行业由外资长期“垄断”的格局，三大派系鼎立的格局就此形成。
　　
各地尽带“基金”甲
　　各种具有政府背景的产业引导基金是“国家队”PE的重要成员。
　　11月11日，经大连市政府批准，大连市金融发展局等5家单位作为基金发起人，设立了总规模30亿元的引导基金。
　　在专业的PE网站首页，类似的新闻每天都可以看到不下四五条。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作为资本市场中后起的投资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孵化器，是培育早期项目的种子基金。
　　在某种意义上，引导基金的设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撬动了更多VC资本的进入。但遍地开花的地方引导基金，也令人心生忧虑。
　　一只只政府引导基金面世后，却被资本市场获利行为所引诱。“只要有人参与的项目，就难保不会有利益寻租的发生。”高志凯颇为犀利地指出。
　　如其所言，目前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早期项目的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是在追逐那些拟上市的IPO项目。
　　“创业板设立以来，多年积累的果实已经被采摘一空。政府出资，重要的应该去做栽树的工作，而不要去抢果子，果子已经有大量的资金在摘了，政府没有必要再去引导。”科学技术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副司长邓天佐，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关于地方引导基金的论坛上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市场自身，真正的风险投资就让VC来做，而不应该在PE这方面去花更多的精力。对于PE的引导、产业并购的引导，主要是创造政策环境。”邓天佐认为，只有明确了政府引导基金真正的定位，才能不断的培育成熟的果实，供VC、PE来采摘。
　　“各地搞引导基金，绕过中央，这个本身就是违反PE监管宗旨的。”高志凯指出，“按道理，PE是市场发行的行为，政府作为监管部门应设置各种渠道，防止其泛滥、决堤。但现在却是政府部门冲到最前面。这样初衷虽然是好的，却造成了资金是政府出的，但投哪个项目由企业决定，最终形成了利益转移。”
　　业内人士的担忧不无道理，毕竟，地方引导基金的“基因”天然地存在着政策性和市场性的矛盾。
　　如果以追逐市场回报为目标，操作就必须完全依照商业规则；如果在目标中加入引导产业升级、助力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要求，就可能弱化对投资收益的追求。如何协调这对矛盾？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要想发挥其种子的作用，在同创投机构合作的时候，首先要与投资机构签订投入早期项目的协议，要把投入科技成果以及投资专利的数量作为考评机构的指标，而不是拿获利多少来考评投资机构。”苏拾忠建议。
　　“在地方政府看来，VC是雪中送炭。其实，PE并不仅仅是下山摘现成的桃子，好的PE对于企业而言应该是锦上添花。”熊晓鸽认为。
　　
“南线北移”
　　地方引导基金虽然“看起来很美”，但这支“国家队”想要发挥大效用，尚需要政策环境、税收等多项措施的“鼎力支持”。
　　在出台“组合拳”推动股权投资基金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北京市无疑是“先行者”之一。
　　“在推动股权投资基金发展方面，北京市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打造政策大环境。”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向记者介绍说。
　　2009年，北京市提出了设立股权投资发展基金，采用“1+3+N”的发展模式。这其中的“1”是指设立北京股权投资发展基金，首期规模50亿元，总规模100亿元。“3”是由股权投资发展基金作为发起人之一，发起设立科技、绿色和文化创意3支产业投资基金。
　　2009年3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明确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范围内注册登记的产业投资基金或股权投资基金，适用国家关于股权投资基金先行先试政策。
　　对于诸多翘首盼望的在京股权投资机构而言，无异于注入一剂“强心针”。
　　“以前从社保基金融资，都需要在天津注册。”熊晓鸽回忆说，“后来，随着先行先试政策在中关村的落地，我们很快中关村注册了一家基金管理公司。”
　　作为措施出台后首批注册的股权投资企业之一，IDG在中关村园区投资了近40家企业，其中不乏百度、搜狐、搜房网等这些闻名遐迩的企业，占到园区企业总量的20%之多。
　　2010年，10月22日下午，海淀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又与IDG旗下的三家创投机构合作设立了三支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约40亿人民币。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激励之下，众多“孔雀东南飞”的股权投资机构都如IDG一般“倦鸟归巢”。
　　北京市金融局提供的一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前三季度北京地区VC、PE总投资案例达154起，投资总金额24.3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投资案例的25.6%和投资金额的35.4%，两项指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各省市区首位。
　　PE投资的“战线”已悄然呈现出“南线北移”的趋势。
　　“我们有培育了近20年的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的资源，中关村的成功充分证明了高新技术企业有一定的成长期。现在，园区中的企业陆续到了成熟期，充足的资源储备解决了股权投资机构关注的成长环境问题。”霍学文介绍说。
　　此后，北京市又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意见》、《在京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暂行办法》并制定了落实政策的细则。
　　“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地，股权投资机构们关心的利益分享机制、双重征税等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霍学文表示。
　　11月14日，对于业内普遍关注的股权投资资金退出通道的建设方式，北京市又做出了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积极搭建专业的私募股权基金二级市场。
　　在第三届全球PE北京论坛举办的当天，北京市金融资产交易所发布了《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私募股权交易规则》，由此宣告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的正式启动。
　　“金融资产需要一个一级市场募集资金，一个二级市场来创造流动性。”北金所董事长熊焰介绍说，“私募股权基金二级市场在欧美国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环境。我们认为电子化的股权基金二级市场交易平台，将是未来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由此，北京正式建立了一套从募集基金，到管理，再到退出的全流程服务体系。
　　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三季度，在京聚集的国内外各类VC、PE机构达597家，管理人民币基金规模1866亿元，管理美元基金规模4826亿元。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基金机构的中国区总部主要聚集在北京，国务院批准的10只产业基金超过半数落户在京。
　　“实际上，北京已成为股权投资基金中心区。”霍学文向记者介绍说，“接下来，对于北京而言，最重要的是为众多在京股权投资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更多的可投资企业，以及更广阔的平台。”
　　“未来，北京市将积极研究并推动在京外资股权投资基金的试点工作；进一步完善拟上市公司数据库，为业界提供优质的投资渠道，实现股权投资发展与上市促进的一体化；为股权投资基金业人才量身打造专门的支持政策。”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在出席“全球PE北京论坛”时做出如上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