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黄金十年，未来中国和亚洲又将如何发展，面对通胀、能源危机、包容性发展等众多挑战，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主持人陈伟鸿在博鳌论坛期间与一些政要和各界领袖展开了一番对话。

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体现包容性增长

　　陈伟鸿：包容性增长，这是周先生就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之后，这个年会一个全新的主题，它的出台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周文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从包容性增长这个理念来说，最早提出来的是亚洲开发银行，主要是为了使社会财富的增加，能够惠及到整个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使其也能共享社会财富的增加。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就是要整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能够共享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我们感到，当前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实际上包括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都面临着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亚洲国家，对于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可能更为紧迫，因为外部的需求在减少，如果说还要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如何增加内部的内生动力则非常关键。

　　陈伟鸿：这些年来，亚洲各个国家的发展速度都比较快。就拿GDP的增速来说，在亚洲各个国家当中，最快的年增长率可以达到11%，最慢的可能只有0.8%，相差了14倍，面对这样一个发展的不均衡，我们这个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怎么能够真正地在亚洲各个国家、区域发展的过程当中体现出来？

　　保尔森（美国前财政部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实际上，现在各国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怎样才能在差距中寻找平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对于中国而言，就需要让经济增长更具有包容性，惠及民生，提高人们的工资收入，逐渐放宽利率，逐渐开放资本市场，从而使中国的储户从银行存款中获得的回报要高于通货膨胀率，为中国公民在医疗、养老方面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阿尔马迪（沙特基础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亚洲与西方国家需要进行自由贸易，经济增长必须以自由贸易为前提。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很多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大市场中获益，沙特阿拉伯也是受益者之一。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在经济方面是有互补性的，我们有天然能源，而中国的发展需要天然能源，我们拥有生物化学原料，而中国需要这些原料，秉承着创新和可持续性的理念，我们为中国用户提供先进的环保产品。

　　所以，这种互补关系，不仅使我们从中受益，也使我们在中国的客户从中受益，从而建立共赢的关系。

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

　　陈伟鸿：中国在经过了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您觉得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保尔森：谈到经济增长，我认为从很多角度来讲，中国都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难想象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排在全球100位左右。

　　在我眼中，中国是一个走在改革之路上的国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中国的问题在于发展速度。在我看来，中国的挑战是如何把握改革的进度，如何让改革的速度与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周文重：无论是金融改革，还是外贸改革，我认为这个方向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改革必须根据我们的国情来决定它的速度、幅度。在这一方面，温总理曾经讲过，我们的人民币改革要按照三条原则来做：自主性、渐进性和可控性。我想，这个就是要处理好改革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

　　保尔森：我们谈到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在美国，储蓄率不高，人们更倾向于去消费。如果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成熟，中国的投资者和储蓄者就会拥有更多的金融工具和更成熟的金融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对通货膨胀有更强的抵抗力。

　　因此，放开市场允许国外投资者到中国资本市场自由竞争，并不等于放松管制，因为中国可以决定如何进行监管。我认为，竞争会使社会获益，也会使金融市场效率提高，带来更多的投资产品并使公众获益。

　　阿尔马迪：中国的改革需要时间，中国需要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只局限于提供基本的产品，要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并实现产品多元化。这在以前并未受到重视，改革的过程将会大规模地促进各种经济活动，同时也需要中国和西方之间在技术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从而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

　　孙丕恕（浪潮集团董事长）：我们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面临专利、标准这两个核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是中国要做强的基础问题，从我们自己的企业来看，围绕知识产权问题，我们面对攀登技术、专利、标准等，做了梯次攀登的计划。

　　张其佐（成都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创新不仅仅是在技术层面，还在制度层面。我想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技术加制度的创新，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增长点，形成一个新的主流产业。

　　保尔森：我对中国“十二五”规划持乐观积极态度，因为它强调包容性发展，同时也强调发展可再生能源、环保技术。我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转型中至关重要的议题。过去中国经济依赖低成本的出口优势，现在则要扩大内需，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进行技术创新，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十二五”规划在很多方面都是包容性发展的一个蓝本。

保尔森的选择

　　陈伟鸿：我看到在新任的理事名单当中，理事的范围是越来越广泛了，并不仅限在亚洲。很多人会觉得非常好奇，保尔森先生为什么会选择到博鳌亚洲论坛来担任一名理事？

　　保尔森：博鳌论坛是我从财长的位置卸任之后加入的第一个组织。过去的20年当中，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希望能够在中美关系方面继续作出贡献，因此我加入了博鳌论坛理事会。

　　陈伟鸿：接受了周文重先生的邀请，来到博鳌亚洲论坛出任理事，是您自己的决定，还是听从了身旁很多朋友的建议？

　　保尔森：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王岐山是我的好朋友，周小川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参加博鳌论坛能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与亚洲的政府领导者、企业领导者以及学术精英进行交流。所以加入博鳌论坛的决定对我来说很容易，通常我不会这么快地做决定。

（本文内容由CCTV财经频道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