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成钢：在您心目中，未来五年我们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情景，作为这次全国政协会议的发言人，您觉得应该如何描述？

　　赵启正：五年看起来好像不很长，但我们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五年也不短，五年之后面貌会改变很大。我们有一些朋友在国外留学或工作，一回来，就觉得北京变了。对于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人，感觉不明显。所以我们想象五年之后，假设这个人离开中国五年又回来了，他会感觉和今天很不相同，可以这样想。

　　我觉得未来五年各地区的差异会小一些，国家用于基础投资的钱能够用于中等或者更小的城市，这样那些城市变化会很大。

　　芮成钢：老百姓此时此刻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在民生问题上哪些指标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赵启正：我想房价不能再涨了，我希望稍微落一点，工资往上升。

　　芮成钢：我觉得这个问题您最有发言权，您曾经是上海市主管外贸的副市长，也是浦东新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我们中国这么多投资到国外去，给他们创造就业，理应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为什么遇到这么多壁垒？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达沃斯做一个讨论的时候，奥巴马曾经的经济顾问萨默斯竟然公开地说，对比十年前，中国企业在美国企业家心目中的这种好印象似乎还变差了，这是为什么？

　　赵启正：并不是全部都不欢迎。现在中美之间是贸易逆差，我们如果兼并他的工厂实际是减少逆差，他也并不是全不愿意做，如果你买金融产品他高兴极了，包括国债、两房债券。他们不愿意卖实体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看不懂中国，中国买了这些企业，对中国帮助是不是太大了，对自身安全有没有影响？比如说华为要收购3Leaf，并不是3Leaf的全部，是3Leaf的部分专利和部分的部门，就不同意。觉得华为是不是把专利拿去了，把他们美国工厂拿去，对美国不利。严格讲，华为还不是纯中国的工厂，它是在中国发家的国际跨国公司，因为有中国因素，就有顾虑。感到中国对美国会有威胁，这是主要的。第二也有商业利益的因素，觉得中国如果掌握了这些技术，将对他们的高级产品形成竞争。

　　芮成钢：如果这时候给想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支支招，都有哪些方式？

　　赵启正：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不能是一个纯企业家，他应该是一个国际观察家，要有全球视野，要懂政治、懂环境、懂文化差异。

　　我在浦东新区接待过许多跨国公司的总裁，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不像一个纯商人，他谈国际、谈国内、谈汇率、谈宏观，有时候像一个副总理。我们的企业家也应该逐渐有这样的水平，不了解宏观情况就去收购或兼并，会受到经济以外因素的制约，而对这种制约我们如果了若指掌，知彼知己，就能克服。所以我希望企业家把自己的知识面、自己的经验扩展一下，再与外国交往就容易，包括和外国的总统、副总统、政治家交往都是可以的。因为你是大企业家，他愿意和你交往，从中发现他的利益所在。

　　芮成钢：今天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不是加重了这种疑虑？

　　赵启正：那当然是。比如高铁，我们的火车跑得这么快，同行是有点着急，你怎么这么快？因此，你再买我专利，我就不太愿意卖。我们自己进步，也要留点利益给别人，双赢才好。

　　芮成钢：最近老遇到一些外国朋友，他们觉得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了，在北京、上海看到繁华的景象，让他们想起60年代的美国，遇到这种情况，您一般怎么解释？

　　赵启正：你说的事情发生过，就是今年元旦我遇到德国驻华大使，他说我们欧洲人怎么也不能理解，你们中国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我说你感觉不到。你看到的是我的外衣，我内衣比较穷。外衣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内衣是西北的乡村、西北的小城市、小县城。因为外宾来的大量是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并没有到那些边远地区去。而我们地方接待，有的时候愿意让人看到比较光彩的一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解。

　　芮成钢：您打算做哪些推动工作，利用公共外交这种理论的倡导和实践，消除误解，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赵启正：公共外交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公共外交，一是我们普通大众，都有责任对外国人表达中国自己。

　　企业家是跟外国人接触最多的，他们到外国去谈什么，他谈的是企业，他理解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政策。教授出国访问，谈的是中国的教育政策。我国一年至少有1200万人出国，如果每个人都能表达一点中国，那就好了。这就是公共外交，人人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