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其中3月上涨5.4%，创32个月以来新高，引发社会热议。其实，相对于将近10%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的通胀水平在全球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

　　金砖国家中，印度今年3月通胀率约9%，超过其去年四季度8.2%的GDP增长率；巴西3月份CPI同比上涨6.3%，也超过其最新5.0%的经济增长率；俄罗斯3月CPI上涨9.5%，而最新的GDP增长只有4.5%。其他主要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CPI涨幅均超过GDP增幅。即使在经济复苏磕磕绊绊的欧美，CPI涨幅也超过了其长期调控目标，美国和欧元区今年3月CPI均同比上涨2.7%，英国更超过4%，而美国去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速为2.8%，欧元区仅2.0%。

　　通胀从根本上讲是货币现象，物价上涨实际上就是货币贬值，其背后是货币超发。货币有三个去处：一是花钱消费；二是投资资产；三是锁进保险柜。超量货币进入消费领域则引发CPI上涨，进入投资领域则导致资产泡沫，锁进保险柜什么也不买则平安无事。

　　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前，全球流动性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先是资产泡沫膨胀（当时被认为是资产投资回报率高），大量吸收了超量货币，这有助于维持实体经济的物价稳定，但2006年下半年美国房价开始下降，标志着资产泡沫开始破裂，原先大量投资房地产及相关抵押贷款证券追求高回报的资金开始转战大宗商品领域，原油、煤炭、铁矿石、农产品、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从2006年和2007年起相继直线走高，带动全球主要国家消费价格快速攀升。

　　相关测算表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四年中，19个主要国家货币供应按各国GDP加权平均扩张了30%，远高于1929年大萧条之前四年16%的货币扩张幅度。而且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当今货币流通速度也快于以往。由此造成的流动性过剩和相应的资产泡沫应该比大萧条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本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年半，全球经济就步入复苏，而80年前那次大萧条，全球经济则衰退了三年多。这显然得益于这次全球主要央行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1929年，各国普遍停止货币扩张，随后四年货币供应更是大幅收缩。

　　但“是药三分毒”，重药的副作用自然更大。本次金融危机期间，资产价格暴跌，消费价格下滑，并非因为资金少了，而是资金从资产领域抽逃，从消费领域节俭了，“现金为王”了，钱被锁进保险柜了，市面上流动的资金少了，所以各国央行要向市场注资。

　　现在全球经济已复苏一年多，投资风险偏好已经抬头，但美欧等国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不振，中国楼市虽然火爆了一阵，但目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调控高压，与之相关的资产流域显然不是下注的理想对象，重返市场的资金自然又在消费意愿恢复的引导下青睐上了大宗商品。

　　但危机前各国央行超量发行的货币和危机期间向市场的大量注资却覆水难收，更何况美欧日央行至今仍在执行定量宽松政策。在此背景下，物价岂有不涨之理？

　　的确，反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综合水平的CRB指数目前甚至已经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高点，与此相应，一些主要国家CPI涨幅也在逼近甚至超过危机前2008年的高点。由此，我们已经感到了金融危机的后遗症。

　　更值得关注的是，各国CPI同比涨幅自2009年年中以来一直保持坚挺的上行势头，而不少国家GDP增幅自2000年一季度后却呈现下滑态势，英国和日本去年四季度GDP环比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可不是好兆头。

作者系新华社首席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