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中国经济的确需要转型。党的五中全会通过了我国“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吹响转型号角的同时还清晰地描绘了转型的路径。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推动经济转型。我认为，薪酬的合理增长，应该是推动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试想，数亿人消费水平的几何级数提升将会对消费增长带来多大的推动！我认同我国经济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观点。当然这一拐点不是某一时间点，而是一个时间区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城市中企业的工资被不合理地控制在较低水平，无益于农村劳动力进一步流向城市。因此，推动薪酬合理上涨，尤其是农民工工资的较快上涨，将有助于促进城镇化建设，进而推动消费快速增长。

　　工资上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会带来较大压力，从而推进企业积极地推进机械化和自动化，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对出口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而言，工资上涨则无疑有助于改变出口产品结构，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但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却在持续下降。据统计，1995~2006年，该比重由59%降为47%；同时，资本收入却上升了12个百分点。当然，由于统计上存在死角，这一数据可能未能反映劳动者报酬变化的全貌，但在较大程度上能反映劳动者的工薪所得。

　　由此可见，与GDP增长同步提升劳动者报酬已刻不容缓。在基尼系数达到很高水平的情况下，薪酬增长应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收入群体薪酬的合理增长。因为这部分人群每增加一个单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从而在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同时，有助于促进消费增长。

　　对于提高低收入群体薪酬水平，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其是否会削弱我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影响我国出口竞争力。

　　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工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后者比前者快3个百分点。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1980年为1，2008年则降为0.45。这说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工资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只要这个速度不大于3个百分点，中国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仍然能够继续维持。

　　2008年我国内地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仍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15%~20%，与泰国和菲律宾基本相当。因此，即使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劳动力成本在世界上仍具有竞争优势。

　　我认为，未来只要薪酬上升的速度不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仍然可以有效地控制。

　　当然，未来有必要一方面加快资本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步伐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力成本在出口和贸易顺差中的重要性逐步降低。

　　考虑到国内经济转型的需要，应该在当前和未来几年，让汇率小幅渐进升值，从而推动工资较快增长，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挤掉薪酬上涨的空间。因为薪酬上涨会直接改善民生，促进国内消费；而人民币升值的效应可能会更多地体现在促进对外投资和国际市场消费方面，这与低收入群体无缘，只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会多一些，我们应当尽量不让肥水外流。

作者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