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来，国际资本流入的步伐明显加快，造成了境内流动性十分宽裕，甚至在一定时期出现明显的过剩。货币当局为保持市场流动性处在合理状态，频繁进行较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

　　十分宽裕的流动性至少在两方面为中国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2008年三季度末，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时，银行没有像亚洲金融危机时那样出现“惜贷”。这除了有2003年以来银行业改革重组上市的积极作用外，流动性十分宽裕是其中的重要基础性因素。2008年四季度末，整个银行业的存贷比才60%出头，经过2009年的大规模投放，到年末该比率才达到67%左右。

　　试想，如果当时流动性偏紧，银行业存贷比高于70%的话，那么商业银行还有没有可能如此有力地发放贷款呢？2009年“保八”是不是会因此而落空呢？再一项可以提起的贡献就是，十分宽松的货币环境为股市的重大难题即股权分置改革提供了重要条件。

　　纵观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却缺失十分重要的资本资源，这是其长期发展较为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吸引外资流入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政策导向。

　　然而，资本逐利与避险的本性使其必然会寻找经济增长快且潜力大、货币中长期升值、投资领域广阔的国度进行投资，我国可以说具备了其中的大部分条件。尤其是人民币正在进行走向国际的历程，未来有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力，因此，未来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将是一种必然。

　　在国际资本流入我国已达到很高累积程度的情况下，一旦汇率和利率出现不合理的波动，很可能导致相当部分的国际资本在获利了结和规避风险的导向下，迅速流出中国，届时可能引起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异常波动，进而危害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在世界经济史上也可以找出不少这样的案例。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和金融管制较为严格，资本难以大规模外逃。但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在一国经常项目已自由兑换的条件下，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管制已大打折扣。

　　更何况，近年来为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资本流出管制已经有了持续的较大程度的放松，这也给资本迅速流出提供了途径。

　　我认为，未来，资本在短期内较大规模的流出，很可能会成为触发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

　　有鉴于此，当前既要关注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又要兼顾好国际资本迅速撤出所蕴涵的潜在风险。尤其是要高度关注短期资本流动的变化及其危害性。

　　为此，应采取积极的、有针对性的举措，以趋利避害，使国际资本流动更多地有利于我国经济而不是进一步累积风险。一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避免阶段性的大起大落，从而诱发资本大规模流出；二是通过扩大进口和推动企业“走出去”双管齐下，努力促进国际收支走向平衡，舒缓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和累积的压力；三是实施有针对性的、审慎的外汇管理，既要有效延滞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同时又要在必要时有效抑制资本的集中流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慎对待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和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

作者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