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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伯南克压力更大——芮成钢专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2011年04月18日 09:28  
作者:云天   责编:汪孜博  dufewangzibo77@163.com   月号:2011年3月号 来源: 金融世界



 

  一位《华尔街日报》记者曾直截了当地说:周小川是现在西方所有财经媒体最想采访的人。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中国的声音越来越不可忽视。

  人们常常拿周小川跟伯南克作比较,周行长也笑着坦言:他的压力比伯南克更大。这从某种程度上映照出中美两国经济的现状。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而中国则承担起全球经济发动机之一的重任,如何通过货币政策保证中国的发展更加健康、均衡与可持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担子实在不轻。

  就当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些热点问题,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芮成钢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作了一次专访。

  

不确定性下的调控两难

  芮成钢:作为央行行长,在加息的问题上您有两难吗?比如说,一方面要控制通胀预期,另一方面又要保证经济增长。

  周小川:我觉得多数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都存在两难问题。因为一个经济体有不同的利益主体,你想使得手里少数几项货币政策工具,满足所有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是很困难的。拿汇率来讲,汇率升高的时候,出口者可能会抱怨,因为他的利润可能会减少;进口者则会说有好处,因为他的成本可能会降低,产品可以卖得便宜点儿,有利于他的市场开拓。

  这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两难问题,除了体现在对利益群体的影响之外,还体现在对整体经济的调控方面。比如说,减息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可能不利于控制物价水平,这种对整体经济的影响需要权衡。

  再有就是时间跨度上的两难问题,有些货币政策短期调控效果好,但是中长期未必有利;另一些可能对中长期的调控效果有利,但是短期可能要承受一点“代价”。

  每一项货币政策的出台,都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两难问题,以上几个方面都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做宏观决策,要站在全局、总体的立场,把短期和中长期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做出权衡。

  芮成钢:货币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引起资本市场的反应,有时甚至反应过度。您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会不会考虑资本市场的反应?

  周小川:资本市场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投资者会面临和谁博弈的问题,要看投资者选择投资标的时,是重点关注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成长潜力,还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资本市场发展的早期,一方面,一部分投资者看不懂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数据;另一方面,也存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和真实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会更多关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会觉得政府政策的影响非常大。

  早期,我们出台政策时的影响像地震一样,大家反应非常强烈;而现在,经常是我们政策还没出台,就部分被市场提前吸收了。这说明投资者已经提前作出判断了,说明投资者十分关注我们对整体经济的调控。

  现在,投资者关注的范围比较广泛了,既关注国内宏观经济问题,也关注国际问题,我们也尽量在出台政策的时候,把资本市场的反应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加以兼顾。但一些政策未必可以兼顾所有方面,最终可能要有所取舍。

  

冷静面对量化宽松

  2009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选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理由是处理金融危机措施得当,成功避免通货紧缩。然而,2010年11月,同样是为了避免通货紧缩,美联储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QE2)货币政策,却招来全球一片哗然。伯南克出现在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封面上,标题却是“谁爱你呀!”

  芮成钢:G20最核心的讨论,其实是在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之间完成的。在G20首尔峰会上,奥巴马总统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促进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而制定的,主要是伯南克所领导的美联储的决定,您对此持什么态度?

  周小川:G20一般都有一些重大的框架性议题,所以,实际上G20很难有机会对像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芮成钢:奥巴马总统在G20首尔峰会上说:QE2是伯南克决定的,不是白宫能直接干预的。伯南克的权利是不是会比中国央行行长更大?

  周小川:这主要是美国的体制设立问题,不一定涉及到权力。实际上,各国央行或货币当局所管理的内容会有所不同。比如说,汇率问题通常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美国则是财政部的工作。应该说,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影响或者说政策的溢出效应,比其他国家要大,但也未必每一项政策都是如此。

  芮成钢: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是您的工作更难做,还是伯南克的工作更难做?

  周小川:一般人都会对自己工作的难处理解比较深刻,而对别人工作的难处未必完全看得到,可能只有通过事后阅读一些材料,你才能知道具体的情况。所以,我当然觉得我的工作挺难做。

  

做系统改革者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同时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他从1979年开始,一直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和许多经济课题的研究工作,并曾经两次荣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2010年11月12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凭借“整体改革理论”,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对此,周小川行长表示:该理论强调改革从集中型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最终体系是个整体系统,不可能拼凑,事情要一件一件做,但其中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内容。

  芮成钢:在许多人眼中,您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改革者,听说您当年在农村时,就曾经改良过一个机床,使其运行更有效率,您为什么对系统性改革情有独钟?

  周小川:我们当时是第一批念研究生的学生,我读的专业是系统工程学,当时,中国系统工程学的权威是钱学森先生。钱老当时就希望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去搞社会研究。当时,宋健同志在搞人口模型,还有一部分同志在搞经济研究,钱老就鼓励我去搞经济研究。

  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有很多低效环节,可能需要非常彻底的改革,要动大手术。系统工程学的核心是强调最优化,要将实现了最优化的模型系统应用于实践。我们当时关心计划经济系统能否实现这种优化,如果不能,哪种经济系统可以实现,以及改革如何帮助实现整个经济系统的优化。

  当然,衡量优化的标准并不是主观设计的目标,而是要实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芮成钢:在后来的监管岗位工作中,您是不是一直在用这种系统工程学的理念和框架来审视您所从事的工作,或者说系统?

  周小川:是的,一个人的学科背景必然对其产生影响,你所研究学科的思维方法和方法论会始终伴随着你。当然,不能说某一种思维方式或某一个思考角度就一定是最好的,不同的学科背景有利于大家之间进行交流,你可以向大家介绍自己与众不同的思考角度。这样,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看待问题可能会客观一些。我个人认为,从系统工程这个学科中受益匪浅。

  

警惕金融业自我循环倾向

  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在贪婪欲望的驱使下,华尔街过度的金融创新制造了巨大的资产泡沫,给全球主要经济体造成了重大损失。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纷纷出台改革措施,加强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如何避免金融业出现过度自我循环、自我服务倾向,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芮成钢:华尔街一些投行人士私下里曾经对我说:华盛顿永远监管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是美国最聪明的人,所以,即使金融危机我们捅了那么大的娄子,也没有人坐牢。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周小川: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资源,不管是资本还是人才,都是流向挣钱多的地方,哪个地方利润高,就向哪个地方流动。从资源配置角度讲,这种特点有一定合理性,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加效益,但是,他们对金钱、物质过于崇尚,则是有很多缺点的。

  金融业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如果金融业的发展出现自我循环倾向,通过诱惑普通投资者来实现自我服务,脱离实体经济的增长,只顾发财,对这种做法是要高度警惕的。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许多问题:一些金融机构人为制造交易,导致泡沫出现,创造了一些虚假财富,少数人在中间发了财,这些行为不仅对实体经济没什么帮助,反而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增长,过去华尔街的金融监管对这些行为不太重视,现在应该引以为戒。

  芮成钢: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华尔街2》这部电影,1985年入狱的华尔街罪犯盖柯出狱后,看见电视里播放2008年金融危机的内容,感慨说:现在华尔街人已经不玩我们当年靠内幕交易赚钱那一套了,这些人都玩大的了。也就是说华尔街的制度安排又进化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周小川:我还没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资本市场建立的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在不断增长,这种服务也需要不断创新。这些创新可能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一部分是惹麻烦、出乱子的创新。另外,有一些创新在动机上,可能是少数人为了牟取私利搞出来的,这些现象都与过去有所不同。

  在金融体系这个复杂系统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漏洞,会有人钻空子,谋取私利,出现各种犯罪行为,在金融市场的其他环节也是如此。后一个阶段的问题同前一个阶段相比,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旧的东西,不一定有人再玩了。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管,监管要持续并且不断加强。在克服老毛病以后,更要有所警觉,不断发现潜在的新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监管。

  

直接融资发展空间巨大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有人形象地将它比作宏观经济的血脉和肌肉。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长期以来银行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而直接融资发展则十分滞后。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有人提出:“复制微软,不如复制纳斯达克”。

  周小川曾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飞速成长,现在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的主要工作职责之一,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在他的眼中,这两种融资方式在中国当前国情下的关系究竟如何?

  芮成钢:您认为中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的关系会不会有所改变?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周小川: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直接融资有比较强的风险吸收能力。经济增长有时候会不平稳,会有坎坷,会出现风险,那么风险由谁来吸收呢?间接融资吸收风险的能力比较弱,而直接融资能够相对有效地吸收风险。

  直接融资较强的风险吸收能力,意味着能够帮助企业渡过一些困难和坎坷,同时也体现在对经济体系中创新活动的支持上。因为创新活动本身带有风险,如果没有人愿意吸收风险,这些创新活动、新兴行业就不会获得资金注入,所以,直接融资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一些问题,但我认为就中国的现状来讲,直接融资比例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这些年,中国的直接融资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直接融资规模有了巨大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在我国高储蓄率条件下,间接融资的增长也很快,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关系的改变还不够,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包括一些重大改革,以促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发生进一步的明显转变。

  在未来的直接融资参与主体中,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可能是养老金。现在的直接融资主体,除了个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以外,主要的机构投资者有:养老金、证券投资基金和保险公司。至于说现在国际上出现的以影子银行体系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机构,还需要进一步认识,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在注意观察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这些都是促进直接融资力量不断增长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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