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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解决问题的人——芮成钢对话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

2011年04月15日 10:09  
作者:云天   责编:王虎云  huzifay@126.com   月号:2010年11月号 来源: 金融世界



 
  佐利克,脸部瘦削,身材瘦长,两撇金色的小胡子和金色的眉毛十分显眼。57岁的他却已有26年的政治生涯,在华盛顿,佐利克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三朝元老,他先后在里根、老布什、小布什三届共和党政府内任职,与布什家族关系密切。
  行走在政界和商界之间,佐利克在美国国内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于是,当世界银行前行长陷入丑闻的时候,人们再次想到了他。这位在外交和经贸领域都游刃有余的人能否重振世行,担当起消除贫困的重任呢?佐利克的答案是: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金融危机结束后,世界经济面临再平衡的难题,各种新的矛盾不断涌现。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而巴西等增长较快的新兴国家正在吸引热钱涌入。围绕汇率和贸易的争端尚未停息,全球金融市场依旧很脆弱。各国加强政策协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作为协调全球金融事务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肩负着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使命。在G20首尔峰会前,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芮成钢与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作了一次深入畅谈。
  芮:美联储通过向财政部购买巨额国债来刺激经济。我们认为购买国债无异于印美钞,这样做未必会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您是否赞同美联储的行为?
  佐:同中国一样,美国也在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以应对危机导致的需求下降的问题。
  美联储的政策相对独立,而增持国债则是总统的决定。我认为,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美联储表现良好,比如说保证了资金的健康流动。
  美联储需要考虑到长期的财政赤字以及债务增加问题。负债累累会影响商业预期。
  现在,美国的企业盈利2万亿美元现金,因此,只要是内需或是外需前景看好,企业就能够扩大生产。但是,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银行家也深知这些不确定因素。因此,我们转向支持新兴国家,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需求非常强劲。
  芮:现在美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华盛顿的政治局势日益复杂,白宫和国会山之间的斗争尚未停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美国此前的诸多优势正在成为劣势,并且没有丝毫转变的迹象。您是否担心美国的现状?
  佐:美国的经济很可能会继续增长,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认为经济增速不会太快,这意味着失业率仍会居高不下。不管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高失业率都会引发一些问题,例如贸易保护主义和移民问题。
  这给我的启示是,各国都应发挥其领导力。中国、欧洲、拉美、日本等需要共商合作之策。我们需要更密切的合作,让世界经济重回正轨,继续实现可持续增长。
  芮:一些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都不明朗,而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地,对此您怎么看?
  佐:最近欧洲的前景有所向好,但是增长非常缓慢。
  世行一直强调,在以往的经济危机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是问题的源头,但在这次危机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需求增长的来源。
  世行也可以起到一个支持的作用。自危机发生以来,我们提供了1350亿美元的融资,以帮助一些贫穷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私营企业和资本市场。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多极经济。多极经济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但是其性质已发生改变,因为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我认为,如果呈现多极化增长,全球经济体系将会更加健康。
  以中国为例,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无论是欧洲,或是美国经济报告,无一不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球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的本质正在变化,并且再一次印证了我的观点——我最基本的观点,即各个经济体之间存在诸多不同点,实属正常。无论中国、欧洲或是美国都各有不同,人们应该关注共同的利益并且求同存异。经济领域充满着双赢的机会,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就有很多双赢的例子。
  芮:我第一次与您交谈是2001或2002年的事了,当时您是美国的贸易代表,之后不久您就担任美国的副国务卿。后来我再见到您的时候,您已是高盛集团的高级顾问,现在您是世界银行的行长。在这些角色当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佐:我都很喜欢,而且我认为能够担任这些要职,实属幸运,因为这些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多经验和思想。
  我不敢妄称自己是经济学博士,但我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摸爬滚打多年,处理过很多法律和组织上的问题,因此我自认为是个“解决问题的人”。
  我积极致力于促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试着寻找两方共同的优势,并且通过合作来提高所有人的福祉。
  每一份工作都有它有趣的地方,世行行长是一个比较宏观的管理岗位,世行有15000多人,业务遍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因此要求很不一样,这是一个多边性的工作,而我其他的工作基本都是在国内。
  芮:每份工作代表了不同组织的利益。这是否意味着,您在高盛工作的时候,代表着华尔街和投行的利益?
  佐:我那时受雇于高盛公司,但我当时的看法是,为客户谋福利,为客户的利益服务。比如说,如果中国有增长点,那么我们就会对中国提供援助。我们还会对西方投资,帮助各个公司寻找增长机会或开拓其他市场。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综合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寻求共同利益来促进合作。要处理不同点,求同存异,如果可能的话,从一个战略性关系角度出发,发展共同利益,关注能够共同合作的领域。我的经验是,各国有很多共同合作的机会。
  芮:我采访过很多高盛曾经的高层,有人说服务大众是高盛的一项传统。但有些人对此有质疑。而银行家,特别是投行的银行家认为,服务公众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或是金融的很好的管理者。对此指责,您如何回应?
  佐:我在高盛工作了多年,我不理解这些人的指指点点,就让他们指指点点去吧,反正我一直奉行我认为是基本的准则。
  我在危机时加入世行,算是临危受命,我将大家团结起来,制定共同发展目标。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我们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时,我们快速行动,我们为79个最贫困国家寻求支持和帮助并且建立基金会,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世行还实现了20多年来的首次资本增长,并且扩大了业务。
  世行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此次中国之行也是为了纪念中国和世行合作30周年。1980年我有幸来过中国,当时我是以个人的身份来的,现在是代表世界银行。
  我目睹了中国30年来发生的巨变,中国和世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和中国的合作不仅仅涉及中国的问题,还涉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对于个人成就以及工作表现,人们众说纷纭,评论纷纷。而我的目标就是尽我所能,做到最好。
  芮: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做客本节目时曾对我说,30年前中国是世界银行资助的对象,现在中国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他还表示中国的经验为世界银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借鉴。中国不再只是世界银行资助对象,还是世行及其他国家的重要伙伴。
  佐:中国过去30年惊人的经济增长提升了国民信心,这种信心使中国更加开放地参与各种问题讨论,并从中学习。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最近频频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6000美元时,该国的经济发展开始放缓。
  随着国家发展依赖的要素升级,早期生产力、劳动力、农业发展的优势就很难显现,这个问题需要世行和中国合作解决。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储蓄和消费再平衡,如何实现从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经济的转变,以及缩小沿海与内陆发展之间的距离。我在贵州考察的时候就发现,贵州并没有获得像沿海地区那样的政策扶植。
  中国正经历大规模的城市化,因此,必须实现城市平衡。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明智的一点是,不去掩饰问题,而是意识到问题并且从中学习。
  世行的作用已发生变化,如果有人认为世行的作用仅限于金融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中国也借鉴了世行的经验来发展其“试点项目”,当然借鉴的并不多。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金融信贷,在这一方面中国远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发达,所以,我要说服私有企业加强与乡镇银行、小城市银行或其他机构合作,增加中小型企业获得信贷的机会。
  在访问中国时,令我最欣喜的一点是,人们愿意参与辩论,愿意讨论,愿意改进现状,无论是农村穷困的农民,还是上海的市民,他们都积极的参与。我认为人们能亲眼见证发展和成长,这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中国的成绩喜人,中国还帮助近5亿人脱贫,单单这一项就有助于世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芮:您的一些同事或朋友可能会认为,中国的发展是种威胁,认为中国的工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或者认为中国是虎视眈眈的“龙”,害怕中国。如果要劝说他们改变思想,您认为最为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佐:以我与中国30年的交道来说,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想要的是更好的生活,他们想要拥有更好的未来,他们愿意辛勤地工作,愿意付出,愿意将自己的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照顾,自己去沿海打工。
  我认为,中国在发展壮大,在脱贫方面,人人应有公平的机会。如果你是美国的农民,在黄豆等产品方面,你可以从中国的增长获益。所以,应该懂得这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惠互利关系,这是其一。
  第二,建立尊重的共识。如果已经建立了信任和互相尊重,我认为可以与中国官员一起确定共同的利益。
  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我要求中国支持阿富汗发展,支持对伊拉克的投资等事务,要求中国关注更广泛的内容,中国方面在这些事务上都很合作。想要解决朝鲜问题,仍需假以时日,多方对此存在争议,但是避免事态升级则是所有人的共识。
  第三,无论中国、美国、欧洲人民,都有一些不满和抱怨,人们有必要审视自己,反省一下,是否在应对自己的挑战时还在指责他人。我认为,美国政府也有必要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美国需要特别增加储蓄,因为正是储蓄不足导致了贸易赤字。
  成功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能够真诚审视自己的社会。此外,我们在诸多领域都应加深互信。在未来几年,合作的潜力和重要性都将与日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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