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创建的“不可能三角”定理与“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当今最为流行的两大经济学理论。他被视为金融领域的伟大先行者和预言家。

　　生活中的他无酒不欢、不拘小节。“我爱过、笑过、哭过，饱尝过失败的滋味，但当泪水褪去，我发现这一切原来这么有趣……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走自己的路而已。”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现场，时年67岁的罗伯特·亚历山大·蒙代尔用难得一见的感性语言为自己跌宕起伏的前半生作出了概括性陈词。

　　今天，端坐在记者面前的他，语调平缓、神情淡定。通过对欧债危机、人民币汇率等焦点话题的深入剖析，纵论制衡之道。

　　《金融世界》：F   蒙代尔：M

解构欧元之危

　　F：有观点认为欧元或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境地。作为“欧元之父”,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M：欧元是一种货币，怎么会“崩溃”呢？如果这里所说的崩溃是指货币价值趋近于零，那么惟一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欧元在市场上严重泛滥。但欧洲央行显然是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有的国家决定摒弃欧洲货币联盟的构想，不使用欧元，那么这些国家将再次面临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又一轮的通货膨胀，最终破坏经济稳定，使欧洲陷入泥沼，50年出不来。

　　现在是欧元区最后证明自己的机会。如果破坏了欧元区，就等于破坏了整个欧洲。所以，这样的灾难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形无论对于欧洲，还是美国或中国，都不是什么好事。

　　F：受债务危机影响，许多欧洲国家已开始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这是否会对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M：关于财政政策，人们往往认为政府通过发债，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改善经济，其实不然。因为增加政府支出只能略微提高消费需求，而人们为了寻求高利率购买国债，将会减少消费。财政扩张可以提高消费，但发债则会减少储蓄，进而减少消费。

　　F：目前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促进欧元体系的完善？

　　M：欧洲央行必须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好是将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保持在1:1.3以下。

　　四年前，当这一数字达到1.3的时候，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就曾说，汇率这么高是不合理的。如果四年前欧元停止升值，也许就不会出现我们眼前这场严重的债务危机。相反，欧元一路飙升至2008年6月的1欧元兑1.64美元，这对欧洲各国的财政预算造成了严重打击，是引发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债务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欧元升值虽然会令欧洲人感到高兴，但实际上这对欧洲经济有害无利。因为处于高位的欧元将损害各国政府预算状况，这个代价太过昂贵。

　　F：各国政府应从这次危机中吸取哪些教训？

　　M：能学到一个古老的教训：政府不能入不敷出。如果政府的税收不足以维系支出，就要发债，不断提高公共债务，提高其与GDP的比例。由于未来还有很多支出需求，因此希腊等国潜在的债务比账面上还要多。

　　如果希腊未加入欧元区，还在使用德拉克马，政府过分负债会导致投机和德拉克马贬值，希腊政府会有所收敛。但加入欧元区后，希腊便可以毫无顾忌的借债花钱，最坏的情况就是违约和破产，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现在希腊成功获得了援救款。但是，如果欧洲很多国家都像希腊一样，那么希腊拿到的资金将不足以完全解决债务危机。政府必须作出调整，如进行债务重组等。

把脉汇率政策

　　F：中国政府此前宣布，恢复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这一变化将对未来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产生哪些影响？

　　M：如果人民币汇率完全灵活，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升值幅度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升值幅度大，同样不会对贸易产生什么影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原理或模型可以证明货币升值会减少该国的贸易顺差。

　　我希望中国不要让人民币汇率出现频繁波动。如果美国希望美元兑人民币也像美元兑欧元那样大幅波动的话，就太荒唐了。美国应当传递的信息是：中国需要解决其贸易顺差过大和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让中国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政策。

　　但我认为解决中美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法不是汇率，而是要中国提高消费和支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这样才能提高进口，促进经济平衡。

　　F：您曾建议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应保持稳定。与弹性汇率相比，固定汇率的优势在哪里？

　　M：二战之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依靠了固定汇率和贸易顺差。

　　中国的财政状况十分良好，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有条件大幅减税、提高消费、增加劳动者收入，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平衡。但是，前提条件是要保持当前汇率，而并非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对中国不利，因为这会导致中国西部的通货紧缩，并且进一步扩大沿海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

　　F：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总量缩水，而政府不可能长期持续进行大量投资，扩大内需迫在眉睫，您对此有何建议？

　　M：我觉得中国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的GDP约为32万亿元人民币，可以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国的GDP增速已达到10%，仅依靠汇率政策是不够的，必须提高工资水平，让工资和收入的增幅与GDP增幅保持一致。这样最有利于工业增长，提高中国竞争力、刺激消费。

　　中国当前的GDP为32万亿元，10%的增长率意味着明年要增长3万亿元左右。因此，必须要提高消费，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减少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如果不解决贸易平衡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增长。

　　F：危机过后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评级机构的作用。您对中国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有哪些建议？

　　M：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金融体系建设的脚步却没能跟上。中国的评级产业发展并不繁荣，之前也没有和三大评级机构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

　　要知道，信息是非常宝贵的，需要长期积累，无法生产。上海想要建成国际资本中心，就必须有一流的评级机构。而这个评级机构不能只是政府机构，因为企业也需要评级。而自己给自己评级就像学生批改自己的试卷一样，是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的。中国的评级产业想要做到客观，需要允许竞争对手进入。

　　我认为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一些优惠条款，吸引三大评级机构进入，促成这些国外机构与中国公司的合作。通过引入国外评级机构的资源，推动中国评级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