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我们的应对之策算不上创新。

　　根据历史危机的经验看，面对经济危机主要有三种解决办法：首先，以经济衰退的方式来强制性释放过剩产能，并以此为代价降低对原材料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体在一个低层次的水平上重新分配资源，实现新一轮的周期；其次，以新的泡沫来替代旧的泡沫，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向经济体注入货币，通过“货币幻觉”来解决债务危机；最后，就是选择新经济增长点的出现，包括新市场的、新技术、新制度，新能源等。

　　很明显，在金融危机持续的两年多时间里，全球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避免经济衰退的方式，尤其是美国。由于不可能在短期内寻找到新经济增长点，最优的选择就是从2008年开始实施全球范围的“货币幻觉”疗法。

　　通过过量宽松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刺激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这种“幻觉疗法”在短时间内缓解了全球资本市场信贷危机，甚至可以依托“超发货币”达到刺激需求增长的目的。

　　但是，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这种“货币幻觉”疗法方法只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缓兵之计，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危机，只有新经济增长点的出现，才是实现经济体系良性运作，引领新一轮经济上涨周期的方法。这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发展路径就不难看出。

　　而2008年危机以来，全球“货币幻觉”疗法带来的副作用已经悄然的引领着我们走入了一个“后危机时代”。由于这种复苏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注入过量的流动性只会进入虚拟经济体系，从而推高资产价格，引发了市场对滞涨的担忧，这从救市以来各类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就可以看出。

　　由于这些流动性没有真正意义的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所以导致带领经济走出长波周期调整的新动力仍然微弱，这就使得发达经济的复苏带有明显无就业复苏的特点。与此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各国公共债务急剧膨胀，政府公共债务的偿还能力会引起公众的担忧，进而演变成一场新的危机。

　　很显然美联储两次量化宽松的QE政策并没有达到所预期的效果，而在近期“看起来很美”的美国经济数据，其实背后已经开始不断地反映“临时抉择”的副作用。

　　作为一个内需驱动的大经济体，衡量美国经济复苏力度最准确的指标，那毫无疑问就是美联储不断强调的新增就业岗位增速。此次危机中，面临着难以逾越的发展瓶颈，美国丧失了800万个就业岗位，而到现在为止伴随着经济恢复的岗位仅有90万个。

　　仔细看一下美国的就业数据，作为美国实体经济复苏核心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情况依旧低迷，更谈不上核心实体经济就业的增长了。作为此次金融危机导火索的房地产市场，直线下滑虽然已经结束，但房屋销售的情况依旧低迷，价格也在底位。房地产是衡量美国人财富最重要的标准，没有房地产价格带来的复苏，仅仅是靠股市上涨带来的去债务化，恐怕收效甚微。

　　最为可怕的恐怕将是被危机后“新会计制度”掩盖起来的“麻烦”，2008年美国楼市产生风险，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那些被虚拟化的金融衍生品合约。这些“新会计制度”掩盖起来的金融机构亏损的真实情况，恐怕在未来也会成为另一个“失控风险的来源”。

　　其实，所谓的量化宽松就是“货币幻觉”疗法最直接的方法，先通过印钞解决金融危机后不断萎缩的全球资本流动，防止流动性过于紧缩产生经济衰退；同时，量化宽松政策也可以做为解决“债务问题”最直接的方式。

　　但由于没有真正打破实体经济的瓶颈，政府的收支平衡就很容易陷入高负债问题，解决高负债问题的核心就是财政收缩，但这却形成了一种螺旋性的困局：财政收缩产生的结果就是需求衰退，失业率高起，且民间借贷活动大规模萎缩。为了避免衰退，美联储“货币幻觉”的量化宽松不得不压低金融工具的融资成本从而刺激经济复苏，而这种“货币幻觉”疗法也就导致了货币激增，货币信用和财政赤字之间的恶性循环。

　　QE的结果，从美联储不断扩张的债券持有总量看，美联储已经成为了美国财政部第一大债权人，一旦美联储的持续购买政策退出，或是不抛售购买美国债券并维持现有规模，美国政府倒闭恐怕要变成事实了。未来，捉襟见肘的美国政府又将面临着继续融资的格局，一旦没了美联储，美国的债务危机恐怕就很难避免了。

　　虽然美联储一定会充当盖特纳做最后的货币提供者。但目前全球市场理性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增加的货币将直接表现在价格上。美元和美债的抛售狂潮引发的就是美元汇率价格的剧烈波动，全世界对信用货币的信任若集体崩溃，大宗商品势必会成为避险天堂。而长期国债利率的失控，使得美国的银行信贷，企业债券和房地产融资等各项中长期金融工具的融资成本下降的空间被封杀，投资、消费的回暖，以及企业盈利的回升都付之一炬，全球经济新一轮的“双率”危机或将离我们越来越近。

（作者系中期研究院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