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市场的多层次结构中，有人把主板市场看成是“塔尖”，中小板、创业板是“塔中”，而新三板就是为全国千万家中小企业提供资本市场服务的“塔基”。

　　扩容也好，引入做市商也罢，无一不是让新三板真正发挥其市场的融资交易功能，发挥其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塔基”作用。

　　2011年1月，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新三板扩容”成为证监会今年的八大工作任务之首。

　　关于新三板扩容的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目前正在相关部委征求意见。

　　业界人士纷纷期待2010年落空的“新三板年”可以在2011年成为现实。

　　“新三板主要的审核规则、发展方向和规划都有了，现在就是更具体的配套规则要出来，比如试点范围，引入自然人进行交易，监管层次提高等。”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主办券商三板业务负责人称。

　　试点启动以来，新三板的制度和规则多由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而证监会对新三板进行监督、指导和管理。随着新三板的扩容，这一状况很可能改变。“证券业协会已经有部分人转到证监会从事新三板的相关工作。”消息人士称。

扩容“箭在弦上”

　　从各种迹象来看，扩容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从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的构建目标来看，新三板的扩容路径一览无遗：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试点起步，到全国高科技园区的企业，最后覆盖到全国所有非上市的中小型企业。

　　“最近项目很多，而且有些企业还限定时间，要求上新三板挂牌，主动性提高了。”北京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光超告诉记者。

　　作为新三板试点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企业本来不用“挤独木桥”也可以挂牌，但是扩容的消息却让一些企业出现了“搭末班车”的心理。

　　“一些企业觉得扩容后审批会更加严格，标准要提高，时间会延长，所以赶着扩容前上，这样还能赶上这轮市场的井喷。”刘光超说。

　　不过，扩容对于企业选择新三板的影响不大。“只有市场表现和交易机制变化，才能影响企业上不上新三板。”刘光超认为。

　　外地高科技园区企业上新三板的热情相对冷淡。“科技园区管委会主导的居多，券商推动的居多，企业有一定的观望心理。因为它们不知道所在园区是否能首批试点，而且也不确定自身是否能进入试点。”刘光超说。

　　广东证监局局长侯外林就曾称，2011年广东将实施迎接新三板扩容冲刺工程，争取有1~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能够纳入首批扩大新三板试点范围。

　　而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更是高调声称，该区至少有10家企业将成为吃螃蟹者。新三板储备企业不少于200家。

　　对于新三板试点园区的标准，业界流传的版本是，“园区综合实力和新三板挂牌的准备情况，比如拟挂牌企业的数量和质量”。

　　截至目前，科技部认证的国家高新科技园区已经达到83家。多位业内人士预测，按照科技部2008年对各地国家高新区的综合实力评价，武汉东湖、上海张江、西安、苏州高新、天津滨海、成都、深圳等地进入首批试点园区的可能性较大。

　　观望的不仅是企业，一些券商在有所准备的同时也在犹豫。它们也担心，配套政策明朗之前，提前投入面临不确定性。

　　“新三板扩容以及引入个人投资者后，将彻底改变新三板市场状况和券商盈利情况，但具体能有多大的变化，还要看政策变化的情况才能知道。”中信建投有关人士称。

　　为了迎接市场扩容，广发证券、中信建投等主办券商已经行动起来。

　　记者了解到，中信建投已经成立由总裁挂帅，由经纪业务管理部、代办股份业务部、资本市场部、信息技术部等部门组成的新三板业务扩容筹备组，并在信息系统升级、修订业务制度、筛选符合条件企业等方面做好了准备。

做市商呼之欲出

　　在包括扩容在内的众多改革措施中，市场对于变革交易制度的呼声最高，比如引入做市商制度和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开放。

　　个人投资者参与新三板，无疑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但由于新三板挂牌企业大多是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规模较小，盈利少，对于技术、细分市场的依赖度很大，风险较高。

　　“从市场需要的角度，需要更成熟的投资者，要有一定的风险识别力、抗风险能力，而且资本要相对充裕，投资专业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会有量化的指标。”刘光超说。

　　但是，刘也指出，“对个人投资者的监管和规范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不能管得太死，主要是市场自身要发挥作用，因为市场本身就有额度限制，股东数不超过200人的条件下，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是有一定规模的，而且主要是存量交易，认购增发股份的股东一般会持有一段时间。”

　　不过，业界普遍认为，市场要真正活跃，关键还在于做市商。

　　所谓“做市商”，是指券商可以作为特许交易商，不断向投资者报出某个股票的买卖价格，并在该价格上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券商的自有资金或股票与投资者进行交易。券商自己可以通过频繁买卖来维持市场的流动性，并通过报价差额实现利润。

　　“如果新三板引进做市商制度，券商的直投、自营甚至经纪业务都能参与其中，这样新三板市场的交易将不再冷清。”上述中信建投人士说。

　　在美国，做市商业务的利润一般占券商全部业务利润的40%~60%。

　　不过，作为一种新制度，做市商制度被引入后也需要关注市场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

　　“做市商还是比较有吸引力。但也容易出现机构操纵的情况，先要把制度完善，先试点，毕竟数量少，盘子小。”上述主办券商三板业务负责人指出。

　　西部证券新三板业务部总经理程晓明认为，新三板和创业板的区别就在于做市商制度，它是通过报价为创新型企业的内在价值进行确定，所以制度设计上应该让做市商对估值负责，而不能瞎报价。

　　程晓明建议，要规定做市商持仓量的上下限，以及持仓量到了上下限的时候如何处理的相关问题。国内持仓量下限不能太低，否则容易压低股价。当做市商持仓量达到上下限之后还必须继续买卖，但是第二天做市商必须回到要求的持仓量范围。

　　按照监管部门此前草拟的《主办券商做市业务指引》，“未来试行的做市商制度将实行资格管理，而且新挂牌公司须具有一家主做市商及至少一家辅做市商。”某券商人士透露说。

　　该指引还对券商的持仓量和信息披露作了规定。比如主做市商持有挂牌公司股份的上下限分别为10%和3%，辅做市商持有的上下限则为所持挂牌公司股份的5%和1%。

　　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中国政法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也建议，可以限定做市商的报价价差范围，比如5%，同时，每笔交易完成后要适时进行信息披露。

转板制度尚需时日

　　如果说做市商制度是为了给新三板增加流动性，同时吸引企业和投资者的话，转板制度则有异曲同工之处。

　　转板制度可以打通新三板和其它板块市场的联系，使得资本市场的各个层次“互动互通”，有机结合。这也是监管部门最想要的效果，所谓“升板自愿，降板强制”。但现实中，新三板企业要实现转板并不容易。

　　转板制度，是指新三板企业只要达到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上市条件，就可以直接到其它板块上市，不需要证监会的实质性审核。但是由于新三板企业是非公众公司，直接转板的前提是企业为公众公司，这样就存在制度上的障碍。

　　为此，业界也曾有过讨论。一种看法是，新三板挂牌企业运作几年后符合条件，就可以去创业板上市，但在上市后一定时间内不能进行直接融资。

　　但在上述券商三板业务负责人士看来，转板制度并不会这么快推出，因为涉及存量发行，而这又与新股发行制度的变革有关。

　　事实上，目前，新三板挂牌企业去中小板、创业板上市都是先在新三板停牌再进行IPO申请，与其它企业IPO无异。

　　由于直接转板短期内难以操作，“绿色转板通道”便成了过渡性的方案，即为新三板企业开辟出专门的发行通道，其IPO的排队区别于普通企业，使得新三板企业转板到主板、创业板比直接IPO要容易些，从而提高上市速度，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投资者去新三板挂牌。

　　从审核标准看，绿色转板通道和普通企业IPO无异，只是在审核程序上更为便捷。

　　但这种提法，仍然遭到部分人士的反对，程晓明便是反对者中的一个。他认为，转板机制没必要、出不来，即使制定出来了，也只有坏处没好处。如果市场整体发行的节奏不加速，通过新三板来转板上市的节奏也不可能加快。

　　诚然，绿色通道就好比是给新三板企业开了道后门，当其它企业都走这个后门时，这道门最终也可能拥堵不堪。

　　“如果转板机制真的存在，新三板每年上1000家，其中800家转到创业板，那最终结果可能是新三板本身的发行节奏受影响。”程晓明说。

　　不过，对于拟上市的新三板挂牌企业而言，它们期待政策的支持，比如，“新三板挂牌企业有几年的运作，经过检验，企业没有重大问题，监管层对企业的意见是否可以有一个指导性的文件。”东土科技董事长李平提出。

　　转板制度并非刻不容缓，尽快让中关村试点走向普及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试点太久，新三板就会失去生命力，也会失去先机，同时也影响到相关机构的发展。”刘光超认为。

　　未来，新三板要进行大胆改革，“比如做市商推出、最低交易股数降低，场外市场交易企业突破200人的股东限制。”刘光超提出，突不破200人，交易股份就算拆得再细，交易活跃程度也受限。

　　目前，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人数200人是区别公众公司和非公众公司的界限。新三板挂牌企业目前仍是非上市非公众公司。

　　此外，新三板还要突破高科技园区的范围，“那时新三板才是真正的扩容，才是全国场外市场的基础市场，它才能惠及全国中小企业，并具有代表性。”刘光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