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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金融”之路

2011年05月30日 14:44  
作者:孙弢   责编:汪孜博  dufewangzibo77@163.com   月号:2011年5月号 来源: 金融世界



 

  浙江以制造业立省。

  娃哈哈、报喜鸟、雅戈尔、吉利汽车……透过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名字,“浙江制造”已将触角延展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0年2月,浙江省获得国务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明确提出将发展服务业和提升制造业水平紧密结合,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

  浙江省金融业全面提速的大幕由此开启。地方金融的发展虽带动了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崛起,但其前行的脚步却依然跟不上民间投资不断扩充的节奏。

  保守估计,浙江民间资本存量达1万亿元以上。大量民间资本亟需寻求有效投资渠道,而传统的金融体系却无法充分吸纳和转化逐利性的民间资本。浙江实现“大金融”,机遇与挑战同在。

 

资金洼地与资本高地

  “破解民间资金投资难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的两难困境,通过金融发展有效转化民间资本为产业资本,使其成为继国家投资后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是浙江省‘十二五’期间金融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十二五”期间金融改革与浙江地方金融业发展论坛上,与会各方专家指出。

  2011年伊始,一份《推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建设行动计划》的送审稿摆上了浙江金融办主任丁敏哲的案头。正式批复后,这份行动计划将在浙江全省范围内分级实施。

  “‘十二五’期间,浙江金融业发展将以满足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为核心,以强化金融业的投融资服务和财富管理能力为中心,重点在发展直接融资、增强地方金融实力、金融资源集聚、民间资本有效转化等方面实现突破。”丁敏哲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透露。

 

“草根浙商”品牌化

  杭州庆春路,这条宽不过40米、长不过3.5公里的街道竟集聚了大大小小百余家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相距几百米就有一家银行网点,其中不少是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杭州的总部所在地。单就繁华程度与金融机构的密集程度而言,庆春路几乎可与北京金融街一较高下。

  然而,2004年,当浙商银行将总部选址在杭州庆春路上时,这里只是一条尚未确定明确发展规划的普通区域。此时,由于金融机构的财政税收100%上缴省级财政,地方政府发展金融业几乎毫无动力可言。

  “以前浙江对总部金融机构的认识不够统一,现在认识高度一致,政策放开了,推动力度也就大大提升了。”丁敏哲介绍说,自2007年以来,浙江省出台政策,按照增量部分的20%返回到地方培育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措施实施3年以来,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扶持金融业发展的积极性。

  记者了解到,这一政策颁布出台后,不少市级、县级政府均拿出中心城区的黄金地段全力发展金融业。

  “左右都是银行网点,马路对面也是竞争对手,这样包围式的竞争格局对我们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促使我们更加积极地创新,应对挑战。”某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负责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此形容杭州高密度的金融格局。

  银行网点如此集中,除政府有意识的引导外,令一个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是利益的驱使。“这里有钱赚!”先期进驻庆春路的银行、券商,已深切感受到浙江民营经济之活跃,民间资本之丰厚。

  “浙商银行打开新市场的做法,首先是依托与当地浙商理念相通、情感相连的优势,熟悉当地市场。”浙商银行行长龚方乐介绍说。

  浙商银行起步虽晚,步子却迈得很开。成立7年来,浙商银行已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西安陆续设立6家省外分行和5家浙江省内分行级经营机构,目前在全国的分行级机构数量已达到11家,服务全国的布局基本形成。

  作为本土城商行代表的杭州银行也瞄准中小企业大做文章,成立科技支行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便捷有效的融资途径;以泰隆、稠州等为代表的地方小法人银行,凭借特色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在当地站稳了脚跟……银行业的“浙银品牌”由此逐步确立。

  然而,发展总部型全国性金融机构,仅靠银行业的一枝独秀远远不够。惟有银、证、保三大金融行业形成合力,才是谓之名副其实的总部金融聚集区。

  通过打造总部集聚效应、推出优惠措施,浙江积极吸引证券、保险机构落户。“浙商的特点之一就是抱团,想要打开市场,首先要从浙商抱团的地区入手。相对于其他保险公司,我们的优势在于总部设在杭州,便于结合市场需求调整政策。”对于将总部设在杭州的考虑,信泰保险企划部负责人李长红解释说。

  随着信泰人寿、浙商保险的相继破壳而出,浙江目前已成为除直辖市以外,全国惟一拥有两家全国性保险公司总部的省份。

  与此同时,由原金信证券重组而成的浙商证券、调整管理体制后的财通证券两家证券公司也逐步进入发展上升通道。业绩蒸蒸日上的浙商证券,已逐步形成证券、期货、基金“三位一体”的业务格局,朝着国内中型券商的目标稳步迈进;财通证券则连续3年被中国证监会评为A类券商。困扰浙江证券业的“短板”明显补强。

  2010年11月,浙商系总部金融机构的最后一块“拼图”——浙商基金宣告成立。作为首家总部设在浙江的公募基金公司,浙商基金的落户标志着“浙商系”金融总部机构由此实现“大团圆”。

  “对于‘浙商系列’品牌的打造,浙江省委、省政府是有意识的、有规划的,按照具体的打造措施逐步推进实施。”丁敏哲介绍说,截至目前,“浙商体系”已渗透到银行、证券、保险、公募基金、产业基金各个层面。

  7年间,浙商银行、浙商证券、财通证券、信泰人寿等总部金融机构先声夺人;浙商基金、浙商信托、浙商产业基金、浙商期货几家“后起之秀”崭露头角。

  数量不断增多、金融业态逐步丰富、组织体系日臻完善,共同筑起“浙商系列”总部金融机构的强大方阵。

  以制造业见长的浙江,正在通过总部聚集区的带动优势,弥补其此前在金融服务及政策支持、吸纳转化民间资本上的“短板”。

  银行业的“浙银品牌”、证券业的“浙江板块”、保险业的“浙江亮点”、地方金融的“浙商系列”……一幅“大金融”战略图已初步勾勒完成。

 

资金洼地 效应明显

  在位于杭州市下城区中河中路的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分行负责人谈及2010年的业绩难掩笑意。截至2010年末,工行浙江分行创造利润180亿元;实现新增小企业贷款30亿余元,同比大幅增长60.66%。 

  不仅是工行,招行、民生银行同样在这方“有雨露就发芽”的地方收获了骄人业绩。国有股份制银行“来一家,赚一家”,已成为浙江银行业独有的现象。

  “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超过6万家,如此巨大的企业存量全国独一无二。目前,浙江230多万家大中小企业中,仅有20余万家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供给面只占到10%左右。在浙江银行业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状态,贷款利息不断上浮,银行的利润自然也会随之大幅激增。”对于国有股份制银行在浙江所取得的丰厚利润,丁敏哲并不感到意外。

  “过去大银行不太愿意开发小企业信贷市场,主要是由于中小企业存在家底薄、信息不透明、财务制度不健全、抗风险能力弱等先天不足,担心形成呆账、坏账。现在,各家银行逐渐意识到只要方法得当,做中小企业贷款也能赚到利润。”在资产证券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大环境之下,工行浙江分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当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始正视小企业融资,放低身段,对固化的融资模式、金融产品与服务进行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创新,其创新力同样不容小视。

  “网络融资”,银行锁定网商强大的信用,给线上小企业放贷;“供应链融资”,将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捆绑”在一起,借助前者的规模优势解决小企业融资;“桥隧模式”,引入专业担保机构和第四责任方与小企业合作,重在解决小企业缺少抵押、担保的困难;股权、林权、海域使用权、专利权抵质押贷款……大量小企业贷款专营机构的涌现,不仅带动了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深度创新,更推动了浙江省“资金洼地”的形成。

  统计显示:浙江省存款总量、增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截至2010年年底,全省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4万亿元和4.7万亿元,位居全国第4位和第2位;全省新增贷款在全国新增贷款中的占比连续多年保持近10%的水平。

  “浙江省银行业存贷比的平均水平是87%,比银监会要求的75%要高出不少。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大多达到100%以上。由于拆借市场的资金很多,资金溢出后,基本上都到浙江来交易。浙江省资金洼地的效应十分明显。”丁敏哲向记者介绍说。

  与资金洼地相对应的资本高地效应同样明显。统计显示,浙江省每百元GDP的金融供给高达175元,而同属经济发达大省的江苏、山东仅在100元左右。

  大量资金涌入浙江,又随着遍及全球的浙商足迹向外投资,浙江已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地。据不完全统计:浙商在外投资总规模已经达到1.3万亿元,在全国运作各类投资规模高达3.2万亿元。

  “资金洼地、资本高地,通过这个完整的循环体系,实现了资金流进来、再流出去的自由流动。”丁敏哲介绍说。

 

盘活存量 创新直融模式

  聚乐网是杭州市一家提供在线演唱会业务的网站。由于商业模式的创新,这家创建不过1年多的公司,月营业额高达2000万元。“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增资扩股,正在积极筹备上市。”在浙江采访期间,记者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清科集团CEO倪正东打了个照面。

  在浙江各个城市,活跃着像倪正东这样的私募基金经理人,IDG、鼎晖这些业界有口皆碑的私募基金都在此寻找着潜在的商机。

  截至目前,浙江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已达到235家,通过资本市场累积融资额超过2000亿元。这组数据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企业融资渠道的单一。

  统计显示:目前,浙江省境内95%的中小企业都以间接融资为主,而直接融资所占比重较小。一旦贷款、上市等渠道融资无法实现,企业就会被迫转向地下金融、高利贷。“地下钱庄、非法融资都比较活跃。好的方面我们很突出,不好的方面也比较突出。”谈及企业融资难题时,丁敏哲并不讳言。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是否能够打破单纯依赖银行信贷的禁锢,开辟更多渠道?在股权融资、IPO以外,中小企业融资是否还有别的出路?

  “事实上,对于存量资产的盘活,就是一种很好的直接融资方式。”龚方乐认为。继2008年成功发行国内第一单中小企业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后,2010年,浙商银行成功发行浙江省第一单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募集金额高达6.6亿元。

  这单集合票据打破了以往只有大企业才能发债的惯例,采用了“捆绑发债”的方式。鉴于中小企业自身信用评级不高,浙商银行一方面采用分层方式在集合票据内部加以增信;另一方面,对优先级票据部分引入资产管理公司,对集合票据提供远期收购承诺。

  “所谓证券化,其实和打番茄汁有点相似。”浙商银行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沈滨做了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一堆番茄,有大的,有小的,有熟的,有生的。现在,把番茄买回来全部打成汁后变成了两样东西:汁和渣。市场里的人是多层次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投资偏好。集合票据产品中,优先级部分就是番茄汁,销售给一般投资者;普通级部分就是番茄渣,销售给有特殊需求的专业投资者。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各取所需。

  “这个模式的难点主要在于第三方征信。在引入了第三方征信的基础上,政府作为后偿保障。这就是中国版的第三方回购债券,万一出现不良,触发资产管理公司的回购机制,后续活动都在场外进行,对市场是个保护,对投资者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浙商银行办公室主任余培祥介绍说。

  今天,“捆绑发债”的直接融资模式已被不断复制到各地,成为银行业服务中小企业的“经典教科书案例”;而作为地方法人银行的重要补充,有着“金融毛细血管”美誉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试点,也在积极稳步推进之中。

  “浙江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架构已然清晰。”丁敏哲指出,“建设具有浙江特色与优势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能有效汇聚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金融资源,既有利于共享金融资源和政策溢出效应,实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金融资源配置和服务对象上的错位发展,又能从规模和总量的扩张向服务功能提升。”

 

推开尘封的“玻璃门”

  “过去的五年,浙江省金融总量跃居全国前列,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完善,但其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金融产业本身的功能和对经济产出的直接贡献还显不够。”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浙江省金融学会会长刘仁伍指出。显然,未来五年,浙江金融业的发展尚有诸多尘封的“玻璃门”等待推开。

  “首先是理念上对金融业的认识,当然这不只是浙江的问题。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金融业是相对滞后的一个行业。金融业在很长一段时间仅被视为实体经济的服务部门和配角,而没有把金融作为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且具有战略性的产业,加以自主发展和重点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对金融业的要求较多、政策支持较少。”负责浙江金融业“十二五”规划研究编制的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汪炜指出。

  “一般来讲,一个产业在GDP中的份额超过5%就是支柱产业,浙江金融业2005年就超过了这个比重,也就是说金融业早已成为浙江的支柱产业。但目前,浙江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并不配套。‘十二五’期间,应当把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战略性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的引擎来对待。”汪炜指出。

  另一扇有待推开的“玻璃门”则是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体制矛盾。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一体化的金融管理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形成了一批全国性大型金融机构。但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所以,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一直存在。”汪炜指出。

  实践证明,即便是在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下,地方金融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仍非常重要,并且不可替代。

  “以前产业发展的重点是工业化、产业化,金融供给主要解决工业发展问题。现在提出要发展服务业、实现城乡一体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就必须建立、完善与城镇化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丁敏哲建议。

  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经济一体化方面,汪炜建议:“十二五”期间,浙江应积极发展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深化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有效改善大银行金融体系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经济结构的不匹配问题,解决金融服务不均衡等问题,实现基本金融服务均等化。

 

打造“双中心”由大到强

  “浙江民营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如今正站在一个节点。如何利用金融业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是未来浙江面临的重大命题。”专注于经济转型研究的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贺绍奇指出。

  “‘十二五’时期,浙江金融业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其一,金融业已成为转型升级的推进器;其二,通过主动承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浙江可以共享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和政策溢出效应,实现借势发展和错位竞争。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推进一个强省、两个中心’的建设。”丁敏哲介绍说。

 

不为“中心”而“中心”

  根据《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十二五”期间,浙江金融业将着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这是浙江首次对外提出“双中心”的建设构想。

  各大城市之间关于金融中心的竞争由来已久。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内地提出要建立国际、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城市多达90个。

  其中,上海被国务院正式批复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深圳是“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北京市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天津的目标则是“北方金融中心”,而重庆将定位于“长江上游金融中心”。

  更多城市也都将建设覆盖省内区域,辐射周边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列为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

  “浙江并非是为了中心而中心。”丁敏哲指出,“双中心”的定位是经过反复争论、研讨,结合浙江省特有的优势,综合多方建议最终确定的。

  “浙江省中小企业数量达260多万家,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因此,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这个定位是非常适合的。”曾多次参与“十二五”浙江金融业规划讨论的杭州银行副行长江波认为。

  “目前,浙江民资存量约1万亿元,但由于缺乏有效投资渠道,传统金融体系对民资的吸纳可谓有心无力。打造‘民间财富管理中心’,通过产业政策和资本平台,以及信托、基金、风险投资等财富管理业务,可以提供有效的投融资服务,合理引导民间直接投资流向,并且实现资本的有效转化。”汪炜认为。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在评价浙江这一发展定位时表示:“双中心”定位符合浙江的实际金融环境。“金融天然具有聚集性,有聚集性才有吸引力。浙江有丰富的金融资源,特别是存款资源。相比其他省市,地处长三角经济区、毗邻上海的浙江更具金融发展优势。”

  在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方面,浙江有着这样的构想:成为全国中小企业产业投资最活跃、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最齐全的地区之一;全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总部最集中、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全国中小企业金融创新产品最多、融资渠道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小企业资金定价中心、中小企业产权定价中心、中小企业投融资信息中心之一。

  为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民间财富管理中心”,“十二五”期间,浙江将引进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国内外大型财富管理机构落户浙江,同时培养本土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各类财富管理机构,形成全国领先的财富管理机构聚集区。同时,各类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私募股权基金,以及产业投资基金将迎来发展良机。

  “两个中心”,一个瞄准增加间接融资,另一个则意在有效吸纳和转化逐利性民间资本。

  “双中心”的目的只有一个——破解“金融强省”这一“十二五”期间浙江金融业发展的主命题。

 

杭甬温“三足鼎立”

  “我们已经初步制定了打造‘双中心’的具体行动计划,未来5年确定了25个需要具体开展实施的项目。”丁敏哲介绍说,在打造“两个中心”的同时,建设‘杭、甬、温’三个区域金融中心城市,以构建“总部集资、资源整合、资产交易、后台支撑、农金服务和政府引导”六大公共金融服务平台为推手,同时建立一批金融创新示范县,与“双中心”梯度推进。

  未来,杭州将成为长三角南翼最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中小金融机构总部集聚区、财富管理机构集聚区和金融服务外包等公共服务基地。

  宁波则将成为对接上海、服务海洋经济的重要区域性专业金融中心,在航运融资、航运保险等方面,形成航运金融服务特色品牌。

  民间资本活跃的温州则将致力于打造成连接两大经济区、服务民营经济的重要区域性专业金融中心,凸显其在民营企业投融资方面的先行示范作用。

  在这三大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中,尤以杭州的一举一动最为引人注目。

  在长三角地区的全部16个城市中,杭州的金融总量仅次于上海,同时,杭州也是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和部分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重要站点。对于建立区域金融中心,杭州不乏自身优势。

  “杭州是省会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杭州距离上海更近,更容易依托上海的金融环境,发挥同城效应。”方星海建议,在明确区域经济及战略定位基础上,浙江可以将更多的金融资源向杭州倾斜,将杭州打造成长三角南翼最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而宁波和温州等城市,则可以更专注于制造业、航运、贸易的发展。

  而对于杭州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侧重点,业内各方专家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和建议。

  由于中小企业融资大部分倾向于分散地通过银行、担保、小贷公司、资本市场等渠道进行,根据这一特点,有专家建议:杭州可以着眼于吸引和建立从事中小企业融资的大中型机构总部,逐步将资金汇聚到杭州。

  “建立与上海金融中心错位经营、为地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区域金融中心,是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和杭州未来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周诚君建言。

  “事实上,大中型金融机构总部只展示出杭州的传统优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金雪军建议,杭州应结合自身特色优势打造三个“系统”:即结合杭州IT产业的优势,打造金融中心的后援系统;打造一个转换系统,即在杭州吸收海外技术优势服务于大型企业的同时,杭州可以把这种技术本土化,通过金融创新服务于本土的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打造资产管理业务、理财业务的拓展系统。

  关于定位的争论暂且搁置,眼下对于杭州而言,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在数次释放政策信号后,杭州急待吸引更多的“总部金融机构”入驻。

  根据上海的发展经验,方星海建议:省市两级政府可以探索在税收制度安排上作出一定的改进,“金融机构产生的税收,是否能更多地向杭州倾斜?杭州应该及时了解信息,主动走出去,并用优惠政策吸引国际金融机构落户杭州。”

 

“试水”多层次资本市场

  2010年,浙江省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535美元,紧随上海、北京、天津之后,位列全国第4位。“十二五”期间,浙江人均GDP预计将迈入从7000美元向10000美元跨越的新阶段。

  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相对应的,是资本市场发展需求将进入最为旺盛的阶段。

  “可以想见,在新的发展阶段,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对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需求将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特点。”丁敏哲预见到。

  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多元化金融工具的需求,比传统产业更为迫切;种子期、初创期的企业,与成长期、成熟期的企业相比,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也明显不同。

  “从贷款规模上看,浙江省间接融资的盘子已经很大了,但直接融资的比例依然很低。全省规模以上的6万多家企业中,真正从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的只有0.25%。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成为浙江经济转型的必然抉择。”丁敏哲指出。

  对于合理发展和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浙江省有着这样的考虑和安排: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多渠道推动具备相应条件的优秀民营企业实现上市。

  在大力发展成熟证券市场的同时,浙江还将积极探索场外交易市场,积极培育产权、股权市场,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企业的发展需求。

  目前,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福建等地均提出要建设全国性或区域性OTC(场外交易)市场。2009年年底,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即OTC市场的雏形)成立,标志着重庆在OTC市场建设上领先一步。

  不同于上海、北京等城市在要素市场建设方面的“一日千里”,区域要素市场的建设恰恰是浙江省的一大软肋。

  “在场外交易市场的建设方面,‘十二五’期间,浙江省有一些初步的构想。前段时间,我们也曾专门就此向证监会进行了汇报。”丁敏哲向记者透露。

  “我们建议,在中国证监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区域边界锁定,明确风险承担的情况下,支持、探索开展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试点。通过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的构建,合理引导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为成长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为VC、PE等机构增加投资和退出渠道,这才是解决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基础和主渠道。”

 

由“盛”及“强”有多远

  打造“双中心”,建设杭州、宁波、温州“三足鼎立”的区域金融中心,推动以场外交易市场、“新三板”为主体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浙江金融的全面开花,无可避免地引出一些争议之声。

  浙江想做的是否太多了?就浙江目前的实践来看,其在金融领域铺的面很广,但区域经济的整体影响力尚未完全呈现。在区域金融中心的打造方面,浙江仍面临不少掣肘。

  “从发展总部型的金融机构来说,与全国相比,杭州做的还不够,到目前为止,总部设立在杭州的银行只有几家,保险公司更是只有两家。”金雪军指出。

  为此,杭州市政府提出:将努力设立总部运营中心,如数据中心、票据中心、研发中心、银行卡中心、清算中心等,以软环境来加强吸引力。

  这对浙江的金融软环境无疑又是一个挑战。

  “金融网点在驻扎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成本和未来的回报,金融中心在吸引金融机构驻扎方面,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汪炜指出,浙江打造“双中心”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构建一个金融机构所需要的环境,即它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强大的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包括人才的聚集。

  在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同时,浙江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如何理清与上海之间的关系。

  “长三角的金融一体化,其实隐含着杭州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机会。”汪炜认为,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要利用长三角的力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杭州就可以结合浙江的特点,错位打造第二层面的区域金融中心。”汪炜表示。

  “打造第二层面的区域金融中心”提法虽未在规划中得到体现,但从丁敏哲关于如何更好地借力上海的政策溢出效应的阐述中,不难发现些许共通之处。

  “浙江可以主动对接上海的货币市场、票据市场等,也可以借势对接国际金融服务。同时,我们还可以努力成为上海金融产业链的一个参与者,将金融后备系统和后台服务系统延伸到浙江。”丁敏哲表示。

  “国际上,不乏专业金融中心与国际或国家金融中心形成功能互补的典范。纽约作为全球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其息息相关的资产管理公司很多都设在波士顿。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理念下,波士顿已经是全球金融资产管理中心之一,也是美国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在汪炜看来,浙江已具备成为第二个“波士顿”的诸多潜质。

  “要实现‘金融强省’这个目标,未来五年,浙江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思路应着重把握三个方面。”刘仁伍建议,首先紧紧围绕金融产业发展,着力提升浙江金融产业的战略地位;围绕“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建设,着力打造浙江中小企业金融市场;围绕支持企业“走出去”,着力探索浙江金融对外发展新路径。相当数量的企业正由跨国经营向跨国公司转变,因此,金融机构自身也要加快“走出去”步伐,适当增加网点,完善布局,增强“近距离”服务能力。金融中心的建设,是在软硬件金融环境建设均达到完善水平基础之上“水到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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