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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金融调查

2011年04月14日 10:28  
作者:刘向红   责编:吕星  lvxing-lucky@126.com   月号:2010年7月号 来源: 金融世界



 

  创新难,金融创新更难。

  承载着北方经济中心与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重任的天津滨海新区,从2006年5月获得中央政府给予的金融领域“先行先试”优惠政策起,就一直力图在传统金融、现代金融和新金融发展上有所作为。

  四年一路风雨,私募基金、融资租赁等方面如今在全国一路领跑;保理、再保险等金融法人机构的空白被一一填补。

  但最为外界期许的OTC(场外交易市场或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离岸金融中心等,至今仍受阻滞,难以突破。

  2009年,天津金融业增加值为480亿元,而同期上海、北京分别达到1800亿元和1700亿元。天津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5.6%。

  而要真正建成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还需付出长期而又艰苦的努力。”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说。

  

宏伟构想

  天津在历史上曾三次成为金融中心。第一次是在清末,天津作为中国近代金融的发祥地,辛亥革命前,曾汇聚100家金融机构;第二次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天津金融恢复繁荣;第三次是在天津解放时,天津作为指导全国的金融中心,出现了第一张外汇信用证、第一张保函等。

  但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天津的经济和金融功能被边缘化。

  2003年1月,天津市人大全票通过戴相龙出任天津市长,当时,整个会场全体起立,掌声雷动。这是天津人历史上罕见的一幕。“天津市对前央行行长的到来,寄予了极高的期望。”金融界一位人士说,因为天津落后的太久了。

  2005年10月,国家决定启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战略。

  滨海新区是环渤海岸的中心区域,规划面积是2270平方公里,比当时的深圳特区大300多平方公里,是香港的2倍,是当时浦东的3倍,其海岸线长153公里,主要包括天津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和天津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天津保税区。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全国第三个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型城市。

  《意见》明确提到:“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本着科学、审慎、风险可控的原则,可在产业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金融业综合经营、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外汇管理政策、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

  这一优惠政策,远超过当初的深圳与浦东,因此,被高层官员称之为“含金量最大的政策”,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及,也是天津滨海新区“金融特区”说法的由来。

  天津市随后出台了《关于加快金融改革创新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发展目标: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力争用5~10年的时间,基本形成具有行业领导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

  “这一定位,既结合了正在推进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又与天津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相呼应。”崔津渡说。

  天津虽然十分低调,公开场合从不提建设金融中心,但人们还是从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看到了天津的宏伟构想。

  方案中的“积极支持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全国统一、依法治理、有效监管和规范运作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一句,被外界解读为天津要率先建设中国的OTC市场,打造上海、深圳之外的中国第三大股权交易所。

  业内人都明白,全国性OTC市场一旦落户哪个城市,那个城市就具备了金融腾飞的内涵基础,未来就有可能成为我国“金融第三极”。

  另一个显示天津金融创新雄心的是筹建国内首个离岸金融中心。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所李文增主任表示,这将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也是中国金融领域的一次重量级的创新。

  这一切,都给了外界无尽的期待和遐想,一些人甚至认为,滨海将超越深圳和浦东。滨海新区每年的“发展报告”,几乎都有“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经济发展比较”的部分。个中目的,不言自明。

  但是,金融改革创新一旦进入实质阶段,却比构想复杂艰难许多。

  

OTC路漫漫

  由于金融领域的特殊性,与其他方面相比,涉及金融的改革基本没有地方自行发挥的空间。

  4年来,天津滨海新区在直接融资、综合经营、金融服务体系、资本市场、金融环境等方面努力改革创新,也取得了不俗的进展和成绩,出现了中国第一只产业基金、中国第一家碳排放交易所、全球第一家铁合金交易所、中国第一家外资消费金融公司、中国第一家实施结售汇综合头寸正负区间管理的银行等多个全国乃至全球第一。

  但天津特别看重、志在必得的OTC市场,到目前还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且来自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

  先是北京明确表示,要将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发展成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接着,上海市建立OTC市场试点也列入了推动中小企业融资的六项工作之中。而重庆更是获得“特许”,国务院2009年3号文件确定“适时将重庆纳入全国场外交易市场体系。”

  2009年10月28日,天津市公布了《第二批金融改革创新重点工作计划》,只字未提OTC市场建设,一下子引起了外界诸多猜疑。

  天津市政府金融办负责人解释,OTC市场没写进计划,是因为OTC市场成熟方案的形成及获得证监会的认同还需要一段时间。

  自2006年起,天津就有一个10多人的OTC市场设计工作小组,负责方案的论证和研究。依托天津市产权交易中心的“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托管系统”,进行系统改造与升级,搭建天津自己的OTC市场。这一方案早已上报证监会,但一直未获批准。

  不批的理由也是不停变化。据知情人士透露,“最早的时候有主板,说再研究中小板;中小板做出来后,又说研究创业板;创业板研究完后,又说要研究场外市场。到现在也不给天津一个明确的态度,从来都不说不行,但又不说行,就这么搁置着。”

  这位知情人士说,天津的金融改革创新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监管部门的利益,推进难度较大,要真正建立起来估计尚需时日。

  无奈之下,天津硬着头皮前行。“证监会不批,我们就先试验。”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说。

  位于金融街新城西路52号的天津股权交易所(下称天交所),从2008年12月26日开业之日起,就一直被外界看作为天津OTC市场雏形。无论是业务模式、市场准入、交易规则、交易系统、信息披露,还是自律监管,都与OTC市场相差无几。

  总裁钟冠华告诉记者,天交所目前只进行非上市非公众公司的股权交易,股东数量控制在200人以内。

  “如果股东数一旦突破200人,实际上就是OTC了。这是最后一条底线,没有允许,我们是不敢碰的。”业内一位人士说。

  但钟冠华也明确表示,今后的方向是谋求股权进一步拆细,即突破股东人数200人的限制,成为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平台。

  天交所实行以做市商双向报价为主,集合竞价和协商定价相结合的混合型交易制度,这在国内其他交易所是没有的,也为天交所赢得了市场。开业1年半,天交所目前挂牌企业总数累计达到46家,通过股权私募方式,累计为企业实现融资超过10亿元,覆盖全国8个省市,市值规模超过62亿元。

  天交所还与内蒙古、山东、浙江、安徽等多个省区共同出资建立了分支机构,与上海、大连、广东、深圳等10多个城市合作平台的建立正在加紧推进。

  各地对天交所市场都非常重视,积极制定政策推动企业进入天交所市场挂牌融资。山东、河北、大连、河南、安徽等省市明确规定,当地企业到天交所挂牌融资,将享受到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同等或相近的资金奖励和相关政策扶持。

  “我们的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相比国内其他几家,优势非常明显。”对于天交所能否成为全国第一家OTC市场,钟冠华既乐观又担忧,“我们不怕竞争,只要上面在政策上不厚此薄彼,我相信,OTC市场最终会花落天津。”

 

  

 

基金聚集

  相比OTC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融资租赁在天津的突飞猛进令许多人惊讶,也成了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目前对外宣传最多的亮点。

  截至今年5月底,注册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438只,注册金额761亿,天津已成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集中的城市。

  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阮班会对本刊记者说,“今年以来,到天津注册的基金正以每月三四十家的速度在增长。”

  融资租赁也是成绩不菲。天津目前共有15家融资租赁企业,注册资本金折合人民币216亿元。虽然企业数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但行业实力居全国第一,融资租赁前十强中,天津占了四席。2009年,天津融资租赁合同余额846亿元,占全国总额的23%,初步形成融资租赁产业的集聚效应和比较优势。

  这两个在国外早已很成熟的业务,能在天津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并不容易。

  一位接近高层的人士告诉记者,戴相龙一到天津就任,就想把基金业发展起来,但有关方面并不赞同,要求先立法然后再做。眼看计划夭折,突然峰回路转,有关领导发话,“不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怎么去立法?”

  2006年,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天津设立,成为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设立的第一只基金,也是全国第一只契约型基金。

  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无疑担负着拓展我国直接融资新渠道的“破冰”重任。作为信号,也意味着国家加快产业投资基金的开始。

  2008年8月21日,总规模200亿元的天津船舶产业投资基金也获国务院特批成立,这是目前为止全国唯一一个船舶产业投资基金和永久存续的基金。该基金首次采用有限合伙制的方式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在试验的基础上,天津市随后出台了全国首个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股权投资基金不重复纳税办法,设立了全国第一家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并出台了股权投资基金的备案办法和股权投资基金的一站式服务等办法。

  “起步阶段,天津靠的是政策吸引和优质服务。”阮班会说,“门槛低,而且还有专人服务,一个基金公司在天津注册,一般3天内就可以完成,这是国内其他城市所没有的。”

  但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的背后,也潜伏着隐忧。

  尽管天津已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集中的城市,但直接融资比重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而且,这些基金将资金投向天津的并不多,天津并没有能从中获得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

  “这些基金只在天津落个脚,资金来源和投资绝大多数在外地,信息又不公开,我们对基金的真实情况难以了解。”阮班会说,“目前,股权投资基金相关立法缺失,我们只有服务,没有监管,后患非常大,真担心哪一天会出什么事。”

  和私募基金一样,天津融资租赁业的破局和发展也非一帆风顺。

  天津市租赁行业协会会长杨海田告诉本刊记者,一开始,天津并没把融资租赁作为金融创新的重点,“更像是无心插柳”。

  2002年,时任交通银行天津分行行长的杨海田,被总行抽到北京开展融资租赁清理工作。一次偶然机会,他见到天津市领导。“他们听完汇报后,问天津有没有融资租赁,我说没有,他们便决定让我牵头来搞。”

  回到天津,杨海田辞去行长一职,开始筹备天津首个融资租赁公司。“前后用了2年时间,商务部内务司的人才同意我们先试试,给了我们融资租赁执照。”杨海田说。

  试验成功后,融资租赁业在天津快速发展。2007年,全国最大的飞机租赁企业——长江租赁公司由海口迁址滨海新区。工银金融租赁公司、民生租赁公司、兴业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租赁企业和德众国际融资租赁公司等外资租赁企业也相继落户天津,形成以重工机械、船舶、飞机租赁业为特色的产业格局。

  尽管融资租赁领跑全国,杨海田却时常感叹,“改革创新越来越难。”

  一些企业常常陷入这样的尴尬:想创新某个项目,没有人才;而有了创新业务,又没人会做。

  政府一些职能部门的观念和服务也令杨海田担忧,“有的人不懂融资租赁,又不肯听你去汇报和解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杨海田说,天津市租赁协会反映的一个情况,尽管市长2次批示,副市长3次批示,至今也没获得解决。

  

特区不“特”

  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的先行先试性和独创性正在迅速变淡。

  自滨海新区成为国家配套改革综合试验区后,国务院已经相继审议通过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短时间内,多个区域发展战略的获批,使得国内热点频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滨海新区的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特区不‘特’。”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邓向荣说,“一方面让你先行先试,一方面又管得很死。”

  近几年,滨海新区实施的金融改革创新,都是严格按照国家各有关监管部门的指导在推进。但在原本创新不足、高度管制的金融体制背景下,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不得不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

  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滨海新区金融改革遵循“一事一批”的原则,每一项改革都要单独报批。除了涉及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的审批,甚至还有上达国务院层面审批的,往往需要漫长的审批程序,动辄一年以上。

  船舶基金是研究了两年,批了两年。一直为外界广泛关注的离岸金融中心、港股直通车等方案,都是在最后关头未能获准放行。而2008年上报的天津北方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的一个文件,已过去18个月了,8个部门协调了许多轮,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结果,“只要一个部门不同意,就会前功尽弃。”一位知情人士说。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梁琪认为,现在的金融创新大多属于政府推动型创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各个部门之间利益的协调,非常重要。先抛开有没有人才去搞创新,“如果政府最后不同意你干,一切都是白搭,其中的博弈关系,不太好说。”

  崔津渡也深有感受,天津上报的金融改革创新方案,都是根据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和中国制度背景不断调整、补充和完善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有些行业或者专业领域有比较宽松的准入”。

  事实上,国家一些优惠政策在给天津后,很快又给了广州、成都、重庆,有的甚至比天津还要优惠。而有的政策随着市场变化和时间推移,已失去“先行先试”的意义。比如意愿结售汇。虽然早在2006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就批准滨海新区先行,但由于相关配套细则没跟上,该业务一度被搁置。等到天津可以做时,国家外汇管制松动,北京、上海等地方也可以开展此业务。

  原来天津认为是试点的东西,其他地方逐渐也可以做。这难免令天津多少有些失落,“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似乎并不实惠。

  而有些方面的金融创新,天津则更难保持优势。

  “金融创新这块,就是看个人与团队,领导人和这几个团队的思想,能不能提出新的想法,坦率地说,咱们国内有些城市提不出来,只能在后头跑。”陈宗胜感叹道,“但跟在后面跑的,常常步伐很快,有时候超过创新的。”

  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在全国率先明确提出“拓展直接融资渠道,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思路,并研究制定了相应的工商、税收、备案管理办法。

  不久,发展股权投资基金被许多省区市列入金融产业发展内容。

  2008年6月,北京成立了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市明确表示,将引导国内外各类机构投资者在京设立股权投资机构,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产业的成长。

  2008年8月,上海市金融办、市工商局和市财税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抛出多项优惠政策,以期吸引更多的基金落户上海。

  重庆随后也制定了基金相关管理办法。

  可以预见,对成为我国产业基金发行、管理和交易中心的争夺,未来将更加激烈。

  遭遇类似情形的还有几个其他交易所。

  天津筹建碳排放权交易所准备了近三年,在2008年9月挂牌之前的8月5日,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同日挂牌。

  2010年5月21日,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注册成立;而5月30日,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成为我国第一家运营的金融资产交易所。双方业务范围基本雷同。而且,上海、深圳等地也开始试水金融资产转让业务。

  天津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孟昊说:“滨海新区正面临能改革的大家都能做,需要深层次变革的又做不了的尴尬局面。”

  滨海新区的前路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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