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12月7日电 题：“新基建”政策有效性分析——基本盘、权益资本增补、危机三角化解
作者 陈阳（远洋资本有限公司、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理事 ）
一、“新基建”应用场景：基本盘与新动能
从2015年开始，有关新型基础设施及其建设的内容见诸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固定宽带网络、新一代移动通信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更加完备”。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基建”的概念，内涵为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以来，中央密集表态“新基建”，一方面是此前政策方向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对抗疫情冲击的现实选择。整体而言，动态化定义的“新基建”更关注新兴产业发展，注重培育经济新动能。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相比，有着多元应用场景和较大的市场潜力，民间资本对于“新基建”有着更多元化的接口和更强的参与动力，政府也谋求通过引导资金撬动投资杠杆。无论是从刺激经济的角度，还是稳定增长的角度观察，多个省区市“新基建”的时间表和项目清单，涉及总体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30万亿元。对应的类型大概是七项，相对于中央文件有所扩容。进一步从结构上观察，总投资中包括了以前年度的投资和一些传统类基建项目，例如特高压输电、城市（际）交通等，“新基建”占比约为10%，而投资主体整体上以企业投资为主。企业主体投资前提当然是对前景的判断，以及投资回报与加权风险轧差净值。同时，基建投资需要财政、金融政策、自主投资等相适配套的条件下，在我国不同区域客观存在较大的供给差异，将可能导致区域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显然也不利于区域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当我们面对“新基建”或是后续可能再衍生出类似政策与措施，回归到政策初衷及其有效性角度来看，即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所指出的：所有疫情经济学分析框架内的“刺激计划”，本质都是“保护计划”。在疫情反复风险仍然存在的当下，国内应对政策及其有效性更显紧迫和突出。当我们把“新基建”视为发展的新动能，逻辑上需要一个比以往更为坚实的基本盘作为承载与支撑。
中国的基本盘既汇集了传统优势、资源禀赋、民心所向、变迁红利，又涵盖了对未来发展的美好展望。基本盘的聚焦点是大都市圈层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实施的核心在于城市化理念的进阶，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为关键点，推进城乡一体化。在未来十年及更加长期的一段时间，借鉴国际发展经验，顺势推动中国若干大都市圈的发展及其新型基础设施全面建设，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转型叠代、创新驱动，提供广阔的外部性场景。美国区域协会所制定的“美国2050计划”，列举11个美国大城市带，包含了全美70%以上的人口和工作机会。我国城市群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从对城市数量和规模群的关注向城市群功能、质量及区域发展结构转变。通过城里人回归自然、疏解大城市功能、降低产业成本、合理化城市房价，吸收原有农村人口或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等，进一步创造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果对“新基建”加上一个注脚或增补，笔者借用2019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中描述的社会新常态，中国应集中经济金融资源投资于国民的健康和教育这两大人力资本的基石：从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我国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红利亟待释放，需要进一步加大学校类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着力解决尖端和社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持续加强医疗类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相关培训以及高等医学院校的建设，形成均衡的区域医疗中心。
二、“新基建”资金来源：金融抑制与权益适配
全球化潮汐叠加疫情，世界经济朝着去全球化的“城堡经济”加速降维。同样的失衡还存在于金融资源供给端，本质上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与发展。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将优化金融结构置于重要地位，其原因在于当前中国比较充裕的全民储蓄资源缺乏有效的组织方式与资产配置环境。当前金融抑制具体体现在：金融资产权益错配，即储蓄资源可转化为资本投资的比重相对较小；期限结构错配，即长久期资金需求与较短期限资金来源的矛盾；普惠需求响应错配，即金融制度、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服务覆盖率，普惠金融本应指向的经济主体，通过现有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严重缺失。
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时提出，“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强化服务”。这是决策层首次明确“新基建”的投资模式，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增加投资，增加可以投资的资本化投资是关键中的关键。如前所述，基本盘面及其支持下的“新基建”如果被视作投资标的资产，那么接下来就要解决钱从哪里来，以及负债与权益之间的结构问题。
只有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创新投资建设模式，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强化服务，才能为投资建设提供更多便利。需要考虑如何把政策资金转化成产业资本，不能只指望政府财政拨款，需要通过政策导向调动民间资本、居民部门可转化的储蓄型资本、以保险（养老金）为主的机构投资人权益型投资品等，必须要有进一步开放政策，实现产业跟随的顶层机制创新。
根据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经过近四十年的积累，中国居民总资产约达到552万亿人民币，过去近二十年年化增速达到17%。居民部门进行大类金融资产配置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经济金融发展对权益型资本的需求不断加大。全球普遍负利率、国内较低利率条件下，居民寻找收益的行为可能会提高其风险资产的配置意愿，从而推升风险偏好。在风险定价原理下，传统式投资意味着承担了更多的风险，风险偏好被动提升。行为金融学通过参考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和凸显性原理(Salience Theory)，也较好地解释了低利率时期，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分配明显增加的行为。与此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广度与深度的提升，伴随而来的是投资复杂程度和市场有效性的增加，无论是居民部门，还是机构投资者，在大类资产配置时寻求专业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帮助的需求也势必提升。如果再叠加优化我国税延养老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不仅有助于提升居民部门资金配置的效率和机构投资人的壮大，对于推升我国权益资本市场资金来源和金融资管机构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如果从金融与投资生态环境这个更加宏观一些的角度来审视本节话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重视和思考的是，面对危机时的“保就业、保生存、保民生”，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全面降低利率、无底线的货币供给政策，以及美国财政对策，究竟是“滥政”，还是“无为而治”？前述讨论与对比，有助于我们以投资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可以预见，通过完善金融供给侧改革，不断引导和壮大权益资金来源，金融结合财务政策，从而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市场活化与潜能释放的环境，需要一系列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三、“新基建”的发展：关注可持续性与危机三角化解
当我们进一步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以投资为手段，以大都市圈层发展为基本盘，通过“新基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预期实现的过程，也应注意与规避发展经济学的所谓危机三角，即城市化、资本过剩和经济（或金融）危机。有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认为的“现实需要”。时值晚年的汤因比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通过“大历史”观所具有“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 从古罗马到现代，人们追逐资本的动力都是城市化，资本会渗透到城市化的各个角落，渗透到所有人类需要的空间领域和资源领域。在整个20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中，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量日益增多，其拥有的人口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研究显示，世界经济周期的形成，正是由于世界城市化的推动，两者的关系呈现典型的正相关。麦肯锡在《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的报告里预计，2025年，将有大约10亿中国人居住在城市。届时，中国将出现221座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当前乃至未来的一段时间，以“新基建”为代表的投资将推动这样一个进程，而那样的“新基建”将是一个充分引导与释放未来发展社会、经济、金融新潜能的“新基建”；充分满足全民健康、教育迫切需要，实现人力资本与人口质量红利释放的“新基建”；充分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型全球长期衰退的“新基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