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历程的“跌宕起伏”，信托业算得上金融圈数一数二的。野蛮生长，清理整顿；再野蛮生长，再清理整顿。这样往复数次，我国信托业终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轨，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成为大资管行业的生力军，成为投资者的财富增值利器。如今，信托业正在破旧立新，谋求更高阶段、更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本刊记者 王鹤／文
从1979年第一家信托机构落地，到如今成为第二大金融子行业。
论发展历程的“跌宕起伏”，信托业算得上金融圈数一数二的。野蛮生长，清理整顿；再野蛮生长，再清理整顿。这样往复数次，我国信托业终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轨，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成为大资管行业的生力军，成为投资者的财富增值利器。如今，信托业正在破旧立新，谋求更高阶段、更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从无到有、几经整顿 我国信托制度终确立
若追溯起源，信托制度诞生于英国，19世纪初传入美国并得到快速发展壮大。
业内专家表示，我国的信托制度最早诞生于20世纪初，但信托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极其薄弱，根本难有作为。
1979年10月，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标志着信托制度开始在中国逐步恢复，成为改革开放后信托业的起源点。
曾任中国银监会非银部主任的柯卡生此前介绍说，中国国际信托设立的其主要目的一是探索在银行之外开拓引进外资及国内融通资金的新渠道；二是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传统的金融体制之外，引入具有一定市场调节功能的新型组织机构，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其后，随着财政收入分成制度的实施和地方利益的强化，在银行体系之外，迅速形成了一批以融通资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目的的信托机构。截至1982年底，全国各类信托机构发展到620多家，进入了第一次蓬勃发展期。
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将信托作为自己突破计划限制、扩大当地基建的重要资金渠道，一时间，行业野蛮生长、市场乱象频出。1982年，第一次行业清理整顿来临。
1984年，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信托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80年代中期，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过热现象，新的信托贷款和信托投资业务被叫停清理。
1988年8月，国务院决定对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业务清理和行业整顿，信托公司数量从1000多家降到1991年的377家。
1992年，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掀起，信托公司与银行联手，积极开展资金拆借，直接大规模参与沿海热点地区的开放建设，并发挥了特有的历史作用。但违规经营现象抬头，1994年，各级人民银行越权批设的信托公司被清理撤销。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影响我国经济。1999年2月，信托公司迎来第五次清理整顿，70多家规模较大、管理严格、真正从事受托理财业务的信托公司得到保留，多年来积累的风险得以处置。
信托制度和信托法律关系在我国得到正式确立，已经是2001年，10月1日《信托法》颁布实施，它对于理顺信托法律关系，规范信托业发展，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在促进信托业和银行、保险、证券业的共同发展方面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对信托公司清理整顿也接近尾声，210多家机构陆续退出市场，59家信托公司获准重新登记，13家机构拟保留未重新登记。
我国信托业终于步入良性、快速、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从9000亿到26万亿 信托稳坐第二大金融子行业交椅
从诞生至今，我国信托业一直在完善制度建设，信托业两个“管理办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2007年落地，引导信托公司回归信托主业，揭开了信托高歌猛进的序幕。
2007年，我国信托资产规模9621亿元。2008年跨过一万亿元大关。2009年迈过两万亿元大关。2013年，信托资产规模突破十万亿元。2016年，突破二十万亿元，稳居金融体系资产规模第二把交椅。2017年末，信托资产规模达到峰值26.25万亿元。
从工商企业、房地产企业到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实体经济建设离不开信托这一银行信贷外的资金补充渠道。
在光大信托董事长闫桂军看来，信托服务实体经济具有天然的制度优势。信托独具法人独立和破产隔离两大制度特征，信托公司作为唯一横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机构，是产融结合的最佳载体。既可以发挥强大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本加杠杆、债务去杠杆，又能以完善治理、加强监督为抓手，全面管控企业的实际运营风险，最终实现经营价值创造和风险系统规避的双赢目标。
信托公司还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努力构建“敢为天下先”的经营理念，探索新的发展路径，研究未知领域，满足传统银行业和资本市场无法满足的企业需求。
事实上，信托不仅构建起富有特色和灵活高效的融资和服务模式，将巨量资金引入实体经济，同时为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投资理财渠道。
上海信托董事长潘卫东此前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截至2018年6月末，投入实体经济领域的信托资产余额达16.92万亿元，在信托资产规模下降的同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资金反而比年初增加4029亿元，同比增长24.69%。
在提升居民财富水平方面，信托始终坚守受托人定位，为投资者实现财富保值增值。根据已有数据计算，仅2012年至2017年，信托公司累计为受益人分配的收益高达3万亿元。
当然，最近十年的疾速膨胀中，以灵活著称的信托业免不了再次出现“野蛮生长”苗头，“影子银行”“刚性兑付潜规则”“伞形信托”成为信托一时无法摆脱的负面关键词。
2011年，信贷规模收紧，天量的资金需求“被迫”走向非银行体系渠道，而彼时，信托几乎是唯一可以大量通过银信合作通道绕开信贷规模管控的方式。信托资金为企业输血的同时，也让政府的紧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影子银行”成为信托挥之不去的标签。
“刚性兑付潜规则”曾经让信托投资者十分滋润，监管层要求确保兑付的初衷是为了推动理财业务的同时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但多年运行下来，当投资者认定“刚性兑付”是信托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市场规律被颠覆，风险定价机制被扭曲，融资成本被人为推高。
伞形信托是2015年的牛市推手之一，也让不少投资者在股市下跌时血本无归，最终被监管“叫停”。
金融市场总是在监管与套利中博弈，尽管信托身上总有些“坏孩子”印记，但终归瑕不掩瑜，信托在补充传统金融薄弱环节中的作用无可替代。而且，在“疏堵结合”的政策引导下，信托业正在向更高阶段转型发展。
破旧立新再出发 回归本源转型升级大势所趋
自信托资产规模2017年末达到26万亿元的峰值后，在行业自身的调整需要、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共同作用下，信托资产规模进入下滑轨道。
2018年4月落地的资管新规让“降杠杆”“去通道”“挤水分”成为信托业贯穿全年的关键词，飙涨多年的信托资产规模一度以每季度一万亿元的水平下滑。今年二季度末，资产规模已降至22.53万亿元，骤降势头告一段落。
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超认为，2018年的防控金融风险措施让一些原有可能导致脱实向虚、资金空转、多层嵌套、期限错配等问题的融资渠道被堵死，这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破旧”。
潘卫东认为，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信托公司依靠融资类业务和事务管理类业务驱动的业务模式正受到巨大冲击。
“在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资管行业大环境中，转型再出发成为大势所趋，也成为摆放在所有信托公司面前的巨大课题。”民生信托副董事长兼总裁张博说。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提升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让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循环。这也正是业内专家呼吁的信托转型升级方向，即不赚套利、通道的钱，赚主动管理的钱，这是“立新”。
业内人士的共识是：在国家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导向下，信托跨市场以及资金运用方式灵活的制度优势仍然大有可为，其核心是信托业要回归初心，回归信托本源。
中铁信托总经理陈赤认为，在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中，信托公司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正规金融体系中高度市场化、高度灵活性、赋有弹性的改革工具和融资工具，属于信托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其市场化、灵活性、弹性很大部分来源于金融监管的差异化。
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信托业的转型升级，信托公司所依凭的竞争优势也在不断变化。信托真正的优势将体现在综合金融、信托制度和信托文化上。
陈赤认为，随着资本市场日益发达，债权融资的需求将持续减少，家庭部门、社会事业对信托的需求将日益扩展。2020年以后，我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届时财富管理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推动信托进入高级阶段。信托将发挥在综合金融的优势、在信托制度、信托文化的优势，构建债权融资+资产管理双主业模式，开展与信托制度相关的投资银行的业务，以及与信托制度相关的服务信托的业务，将开创信托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