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欧阳修《朋党论》有感
夏海／文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足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终其一生，欧阳修为人为政为文都取得了成就。在为人方面，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即“以吾一翁”，“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这充分反映了欧阳修的追求和品格。在为政方面，欧阳修崇尚“宽简”，即宽容和简化的风格，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名声，讲究实效。他23岁中进士，一生虽两经贬谪，但仍然官拜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和参知政事，死后谥号“文忠”。在为文方面，欧阳修是多产的，有《欧阳文忠公文集》153卷问世，约百万言，还与人合作编修了史学著作《新唐书》，独力编纂了《新五代史》。欧阳修又是北宋文坛领袖，散文成就最高，苏轼评价其文是“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写了500多篇散文，各类文体兼备，其中政论文恪守“明道”、“致用”主张，指摘时弊、思想尖锐，叙事说理、深入浅出。《朋党论》是其政论文的代表作，欧阳修提出了君子同道为朋、小人同利为朋的著名论断。
《朋党论》是与庆历新政相联系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倡导和推行，欧阳修积极参与，目的是通过澄清吏治、厉行法治和富国强兵，拯救北宋开国已久后形成的时弊。新政历时一年四个月就归于失败，其直接原因是反对派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原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皇帝因此提出了“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的疑惑。面对仁宗的质疑和反对声音，欧阳修以谏官身份撰写《朋党论》，既为范仲淹等人辩解，也是一吐胸中块垒，对反对派谬论进行理论清算。《朋党论》文笔犀利、史实确凿，具有充沛气势和战斗力。全文615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而且，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历史现象，对于君王来说，不是要否认客观存在，而是要判别君子与小人。第二层次是深入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其中道与利是判别君子与小人的关键所在。在欧阳修看来，君子之交是真朋，小人之交是伪朋，甚至连伪朋也算不上，可说是无朋。第三层次是广泛列举正反方面的史实，既以此证明朋党“自古有之”的论点，又论证了君王信任举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禁绝诛戮君子之朋则国家乱亡的道理。第四层次是最后一段收束全文，点明主旨，强调君王要以历史为鉴，充分认识朋党问题关乎国家兴亡治乱。
品读《朋党论》，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光明磊落和敢于担当的人品表示佩服。《朋党论》表明了欧阳修的政治立场和正直品格，他支持庆历新政；承认自己与范仲淹是一路人。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庆历新政触犯了保守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范仲淹、富弼、韩琦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地方十年左右。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理性克制、恰到好处的清醒表示佩服。在《朋党论》中，欧阳修列举了大量史实，说明君王用小人之朋则亡的道理，但他举例论述只到距当时不远的唐末年间，随即戛然而止。这并不意味宋朝没有用人之弊，没有用小人之朋的问题。《朋党论》就是为宋朝之事而发议论，为解脱范仲淹而鸣不平，但欧阳修绝口不言宋朝之事，其重要原因是为了避免直接触犯仁宗皇帝，以期得到他的认可和理解，从而表明了欧阳修的理性精神和高明之处。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出语新奇、论证严密的观点表示佩服。朋党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欧阳修却能直面矛盾，亮明观点。具体是以退为进，非但不否定朋党的存在，反而在开篇就直接肯定了君子结党的事实，明确提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鲜明观点；以奇说理，明确划分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标准，君子间以道结党，相互坚守名节、道义和忠信，小人间以利而群，彼此尔虞我诈、狼狈为奸；以史为鉴，从古到今、正反两面、层层递进，用大量史实论述朋党问题，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朋党论》从国家兴亡的高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朋党之存在，不仅仅是历史现象，更是现实的政治现象。《朋党论》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就在于没有泛泛地讨论朋党现象，也没有就朋党论朋党，而是站在国家兴亡的高度看待朋党问题，这使文章有了政治意义和宽广视野。《朋党论》在结尾时明确指出：“嗟乎，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这就点明了文章的着力点是政治和国家兴亡。那么，君王怎样引以为鉴呢？核心还是识人用人。《朋党论》好就好在没有单纯地论证君子之朋兴国、小人之朋亡国的道理，而是从君王识人用人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使文章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认为，为政之要，首在得人。诸葛亮曾经比喻道：“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意思是，治理国家必须注重选贤任能。辅佐国家的人就像房屋的柱子，柱子太细小，屋子就会倾倒，辅佐国家的人不称职，国家就会亡乱。欧阳修深深浸淫于传统文化，在《朋党论》一开篇就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与小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对重要的政治和伦理范畴。君子是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从政的价值取向，小人则是与君子相对立的，是做人从政必须防止的倾向和唾弃的对象。如何辨识君子与小人是一个大问题，既是识人用人的前提，又是辨识真伪朋党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唯有孔子对君子与小人作出了比较全面论述，可以作为辨识君子与小人的基本遵循。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意思是，君子的胸怀是宽广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做到乐观豁达；小人的心胸是狭窄的，总是怨天尤人，心中装满了忧悲、苦闷和怨怼。他又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意思是，君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神态泰然安详，待人谦和礼让；小人既骄傲又自卑，就不可能做到泰然安详。他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君子以道义为基础，即使个性不同、认识不同，甚至有利害冲突，也能互相团结协调、密切合作，从而形成合力，如同五声调和可以成音乐，五味调和可以成美食；同而不和，就是小人以利害为基础，即使出于利益原因而暂时勾结，选择相同的立场和态度，但只要涉及利害关系，就会互相内讧倾轧、争权夺利，如同以火济水、以水济火，互不相容。当然，孔子并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穷尽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即使穷尽了，由于现实比理论更为复杂，识人用人也不可能做到都选用君子。古今中外，选用小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因而就产生了不仅在识人用人时有一个辨别君子与小人的问题，而且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还有一个辨识真伪朋党的问题。朋党是由一群人组成的，每个个体的素质决定了朋党的性质。如果每个个体都是君子，那么这个朋党就是真朋，反之就是伪朋。欧阳修认为，君王的主要职责是识别真朋与伪朋，然后用真朋、斥伪朋，这对于国家兴亡至关重要。“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朋党论》从是非标准的角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欧阳修在文章中不仅提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这一不同凡响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区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标准，“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欧阳修看来，道与利是一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尺子，是衡量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根本标准。关于道与利，其源头还是要追溯到孔子那里。孔子曾经说过一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两千多年来，这一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伦理道德判断。道与义实际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在白话文中就成为一个词组。所谓道，现在是指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在欧阳修那里，是指道义、忠信和名节；利现在是指金钱和物质利益，在欧阳修那里，是指利禄、货财。从哲学上分析，道与利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两者并不是绝对矛盾的。道是利基础上的道，利是道引领下的利，道与利统一是最佳境界。当然，道与利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而且会经常发生矛盾。当发生矛盾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崇尚道、淡泊利。因为道与利相比，道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即使是利，还有大利与小利之分，大利是指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小利是指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大利与小利也是可以统一的，如果遇到矛盾对立的时候，能够做到先大利后小利，或区隔大利与小利，绝不以小利为害大利，这也不失为一个君子的品行。欧阳修为了论证说理的需要，似乎把道与利割裂了开来，认为同道为朋是君子，同利为朋是小人。这是可以理解的，议论和辩驳有的时候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欧阳修看来，小人与君子的价值取向不同，小人只有利而没有道，“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而君子是重道不重利，“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小人与君子结朋的目的不同，小人是“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意思是，小人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就暂时互相援引而勾结成为朋党，这是虚假的现象。等他们看见利益就争先恐后地去争夺，或者利益已被夺光而交情就疏远了，还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君子是“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意思是，君子以道来修身养心，就会志趣相投而互相补益；用道来为国家办事，就会志同道合而同舟共济，并且始终如一地相处。在欧阳修看来，小人之朋与君子之朋的性质不同，小人之朋是伪朋甚至是无朋，“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而君子之朋则是真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就是真朋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
《朋党论》从历史的维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欧阳修在《朋党论》中一共举了6个史实，其中三个是正面史实，三个是反面史实，充分论证君王用君子之朋则国兴、不用则国亡的道理。正面史实第一例是尧的时代，“尧之时，小人共工、笙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这里所说的共工、笙兜等四人，实际上是四个反对尧的部落首领，而八元、八恺是支持尧的十六个部落首领。舜辅佐尧，斥退共工等结成的小人朋党，重用八元、八恺结成的君子朋党，实现了天下太平。第二例是舜的时代，“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这里所说的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是上古传说中舜的臣子，实际上是二十二个部落首领，其中，皋即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员；夔是掌管音乐的官员；稷是掌管农业的官员；契是掌管教育的官员。这二十二人结成君子之朋，互相赞美、推举和谦让，而且都被舜重用了，天下也就安定了。第三例是周朝，《尚书》说：“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欧阳修认为：“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反面史实第一例是殷纣之时，其特点是“人人异心不为朋”；“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这是说，纣当政的时候，他的臣子各怀异心，不结朋党，但纣也因此而使商朝亡国。第二例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实为桓、灵两帝，其特点是“禁绝善人为朋”；“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意思是，汉桓帝、灵帝两度大批拘捕和杀害名士，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等到黄巾军起义发生时，汉朝天下大乱，才后悔醒悟，解除对党人的禁令，把他们全部释放出来，但为时已晚，已经无法挽回混乱颓败的东汉王朝。第三例是唐朝末年，其特点是“诛戮清流之朋”；“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朋党之论，是指唐穆宗、宣宗年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发生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政治宗派斗争，历史称为“牛李党争”。到唐昭宗时期，以党人之争为由将朝廷中的名士加以杀害，有的被投入黄河，还说什么“这帮人自命为‘清流’，应该把他们投进浊流中去”。于是唐朝也就灭亡了。客观地说，商纣和汉唐的灭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欧阳修看来，这些史实表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朋党，而在于能否识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他进一步用舜的例子加以说明：“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金圣叹评论《朋党论》是“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历史上尤其是文学史对《朋党论》评价甚高，认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尽管如此，也难以掩饰文章的缺憾。《朋党论》的出发点是为了说服仁宗皇帝，但仁宗不仅没有被说服和感悟，反而将欧阳修贬出了京师。后人对《朋党论》的观点也不尽赞同，清朝雍正皇帝对欧阳修极为不满，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有之”，并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在我看来，从文章风格和写作技巧而言，《朋党论》确实是一篇好文章，立论新奇、逻辑严密，洋洋洒洒、气韵生动，但其主要观点和思想价值，却是有着可以商榷的地方。《朋党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欧阳修做学问的态度，敢于在不疑处有疑，对朋党这一概念提出疑问。一般认为，朋党一词为贬义，是指那些不为国家民族利益，而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结成的政治派别。传统文化对于朋党也是否定的，《尚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孔子也说：“君子群而不党。”欧阳修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理论和史实两个方面论证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君王要善于辨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等观点。这些观点虽然可以争议，但毕竟是一家之言，而且欧阳修做到了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同时，《朋党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欧阳修写作《朋党论》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庆历新政和国家兴亡治乱。正是这一家国情怀，使得《朋党论》受到了超越其自身价值的历史评价，使得像欧阳修那样的士大夫受到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高度赞誉。家国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意义。知识分子一定要弘扬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真正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