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贾谊《过秦论》有感
夏海／文
贾谊是汉初学识渊博的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少年即有才名，20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又破格提为太中大夫。汉朝的博士和太中大夫都是议论政事、备皇帝咨询的官员。为巩固汉朝统治，贾谊向汉文帝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还帮助修订政策和法令。汉文帝十分赏识贾谊，拟提拔担任公卿职位，却遭到权贵的谗言和强烈反对，其原因主要在于贾谊提出的一些改革建议特别是遣送列侯到自己封地的措施，得罪了权贵集团。这不仅使贾谊无法施展才华和抱负，而且无法在朝廷立足。汉文帝不得已将贾谊贬出京师，任长沙王太傅。在长沙，贾谊一方面比较消沉，写了《吊屈原赋》，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写了《鵩鸟赋》，对世界万物和人事沧桑伤感不已；另一方面坚持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朝廷大事，有机会就上书汉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比较著名的有《谏铸钱疏》。五年之后，又被汉文帝召回长安，任梁怀王太傅。后来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感自疚，忧伤而死，时年33岁。应该说，贾谊的人生是不得志的，但贾谊的思想和才华又是很得志的，这就是他的许多远见卓识，不仅在汉文帝一朝发挥了作用，而且对西汉王朝长治久安发挥了作用，有的甚至产生了久远的历史影响。他在《论积贮疏》提出的重农抑商主张，深深影响了汉文帝；在《谏铸钱疏》提出的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和《治安策》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汉文帝采纳，但被汉武帝所采纳，对于造就“大汉雄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贾谊既是政治思想家，又是文学家，他的《过秦论》是古典文学中脍炙人口的政论作品，史论价值与文学价值并举，为历代公认的文学经典。
《过秦论》就是议论秦王朝的过失和错误，回答西汉王朝如何避免重蹈秦朝覆辙、巩固政权的问题。全文分为上中下三篇，各篇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清代姚鼎认为：“固是合后二篇义乃完”。《过秦论》计2324字，其中上篇882字，主要批评秦始皇，叙述秦王朝的兴亡过程，分析秦帝国迅速灭亡的原因；中篇727字，重点批评秦二世，不知改过，继续秦始皇的暴政而身败名裂；下篇715字，着力批评秦三世子婴，“子婴立，遂不悟”，因而导致秦王朝最后覆灭。《过秦论》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上篇，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要选中此篇，有6个段落，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秦王朝的雄心和兴起，即“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第二部分一方面叙述秦始皇一统天下而建立帝国，何其壮观！“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另一方面叙述秦王朝施行暴政而迅速灭亡，陈涉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第三部分论述秦帝国灭亡的原因是不施仁政。贾谊既提出秦帝国为什么会迅速灭亡的问题，又明确回答：“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品读《过秦论》，给我们最大的享受是经典味道。经典概念产生于汉代，经是地位最高的儒家著作，典就是典籍，二字合一意指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意义的著作。这一概念引申到文学领域，融入了典范的含义，也就是文学创作的范式和标准。《过秦论》之所以历久不衰、千古传诵，就是因为它不仅有文学价值，而且有史论价值。从文学价值分析，《过秦论》主要特点是气势充沛，近人吴闿生评价：“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充沛的气势表现在文章以极其凝练的笔墨概述了秦王朝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表现在铺陈而夸张，多用排比句和对偶句，用写赋的手法写政论文章；表现在对比反衬贯穿文章始终，结构宏伟、汪洋恣肆。更重要的是，《过秦论》提供了政论文写作的一种范式，成为历代文人的必读书，至今仍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从史论价值分析，《过秦论》较好地回答了秦王朝兴亡盛衰的原因，其中所体现的史学观点和政治见解得到了历史检验和普遍认同。曹丕认为：“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文以载道，《过秦论》的史论和政论价值高于文学价值，对于政治家们尤其有学习和借鉴的意义。
《过秦论》最重要的政治观点是施行仁义治天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个人修身的仁义，诚如孔子所云：“克己复礼为仁”，强调要律己、约束自己；“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君子立身处世要有价值理念的指引和价值标准的判断。另一种是治国理政的仁义，就是与暴政对立的仁政。贾谊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强调要施行仁政。在他看来，秦王朝的兴盛是由于施行仁政，败亡则是不施仁政。什么是仁政呢？综观《贾太傅新书》，首先是“民本”思想。贾谊在《大政》中提出了“本”、“命”、“功”、“力”四个概念来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即“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无不为命也”，“无不为功也”，“无不为力也”。因而贾谊告诫统治者，“故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呜呼！戒之，戒之！”其次是“爱民”思想。贾谊指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在《喻诚》中列举了成汤、周文王和楚昭王等事例，说明“爱民”能够使统治者获益。再次是“安民”思想。《过秦论》提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但是，秦帝国建立后，无论秦始皇、还是秦二世，都是不施仁政，而是施行暴政，即“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种暴虐是政治高压，秦始皇是“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意思是，毁坏历史名城，杀害杰出人物；收缴天下兵器，集中到都城咸阳，销熔这些兵器铸成十二个铜人，以此威慑百姓，使天下百姓没有反抗的力量。秦二世更是不行仁政，“而重之以无道”。这种暴虐是“赋敛无度”，秦始皇连年征战、发兵戍守，造阿房宫、建骊山墓，到处巡游；秦二世“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这些都需要从老百姓那里征集劳役、收取赋税、榨取钱财，从而使得民不聊生，“天下苦之”。这种暴虐是严刑峻法，《史记》记载，秦始皇为有人走漏他对某大臣的看法而大肆捕杀左右侍卫人员，为清查陨石刻字而尽诛陨石附近的居民；秦二世则是“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这种暴虐是思想禁锢，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在贾谊看来，秦王朝不施仁政，其结果必然是迅速崩溃而败亡，即“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一夫”即陈胜，是一个“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地位非常卑下，才能也是一般，竟然会“天下云集响应”，这实在是可悲可叹。
《过秦论》另一个观点是顺应潮流治天下。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中国历史分析，无论是打天下、还是治天下，都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所谓历史潮流，本质上是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贾谊明显认识到了这一历史规律和政治原理。《过秦论》肯定了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认为秦王朝统一中国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并不吝溢美之词。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秦始皇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品读这些文词，不仅使我们对秦王朝崛起之时的王霸之气震撼不已，而且让我们为文章的感情气势和逻辑力量心潮激荡！《过秦论》中篇起首就问：“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然后回答：“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由此可见，春秋战国之际，人民饱尝分裂和战乱之苦，实现统一、社会安定成为人民的普遍愿望。秦始皇正是顺应了这一民心和历史潮流，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百代皆行秦政法，秦始皇为中国的统一和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过秦论》指出施行仁义也是顺应历史潮流。贾谊认为：“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即秦二世登基之后，天下老百姓都期盼能够施行仁政；而且“劳民之易为仁也”，意思是，天下怨声沸腾，正是秦二世推行仁政而获得百姓拥戴的好机会。在贾谊那里，仁政是有丰富内涵的。施行仁政，就要任用贤才，即“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施行仁政，就要慎用刑罚。贾谊十分反对秦朝的繁刑重罚，在《新书·连语》中说：“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予”，即判罪宁肯从轻，赏赐则要从宽。《过秦论》中认为要“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意思是，释放监狱中的犯人，免除各种酷刑，废除收取犯人妻儿为奴和其他过滥的法令，使那些受株连获罪的奴隶返回他们的乡里。施行仁政，就要轻役薄赋，救济穷人，即“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贾谊指出，如果秦二世施行仁政，秦王朝就不会灭亡，“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然而，秦二世逆潮流而动，违民意而施暴政，比之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结论只能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于戮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应当指出，《过秦论》倡导的天下一统和施行仁政，实际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基因，积淀为民族心理。我们不能不佩服贾谊的真知灼见。
《过秦论》还有一个观点是与时俱进治天下。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是变化的，与时俱进治国理政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贾谊正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政治原理，在《过秦论》中给予了充分论述。在贾谊看来，与时俱进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意思是，治国理政要顺应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但与时俱进不应是随心所欲，而应是深思熟虑。这种深思熟虑要“观之上古”，研究以往政治统治的成败得失，探索兴盛和衰亡的道理，做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要“验之当世”，考察当今治国理政的各项举措是否合理，合理就坚持，不合理就改正；要“参之人事”，考虑人事任用是否得当，能否担负起治国理政的职责，那些合格的官员就应留用，杰出的要褒奖和提拔重用，不合格的官员就应调整，以至降职或撤职。在贾谊看来，与时俱进是从打天下向治天下转变的必然要求。《汉书》记载，汉朝开国之初，曾经有过“马上得天下与马上治天下”之争。当时，儒生陆贾向刘邦介绍《诗》、《书》等儒家经典。“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听后，感到惭愧，于是命陆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因此而编成《新语》一书，供刘邦参阅。这说明刘邦接受了陆贾的观点，即可以骑马打天下，但不能骑马治天下，两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贾谊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意思是，打天下、兼并战争，一定会推崇欺诈和暴力，而治天下、稳定局面，则需要遵循合乎天理人情的法则，施行仁政。以此类推，取与守，创业和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所需要战略、政策和方法是不同的。《过秦论》认为秦王朝的覆亡也在于没有与时俱进，仍然使用打天下的暴力手段治理天下。贾谊很惋惜地指出：“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意思是，秦帝国建立后，如果秦始皇能够像夏、商、周开国君王那样施行仁义而不施行暴政，即使后来出现骄奢淫逸之主，秦王朝也不会灭亡。在贾谊看来，与时俱进还表现在同一王朝不同君主交替后要有不同的治国理政手段。这当然不是简单地改变前任君主的所有做法，而是要坚持好的正确的方略，纠正错的不合时宜的做法。对于秦王朝而言，秦二世和子婴应改变秦始皇以暴力、暴政治理天下的做法，但秦二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地使用暴虐，而子婴已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改弦易辙了，那么，秦王朝只能是灭亡一条路，即“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唐人评价《过秦论》，谓“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意思是，《过秦论》既有文采又有道理，贾谊把文与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真正的君子。自秦汉以来，中国封建政权更迭频繁；许多政治家和文化人都十分关心政权盛衰的经验教训总结，尤其秦王朝崛起之盛、覆亡之速更是一个说不尽的千古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过秦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蕴含其中的“道”，这就是治国理政要施行仁政。施行仁政的理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民本”思想，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则是“权为民所赋”原理，即国家的基础是人民，政治的基础是民意，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施行仁政要尊重人民在国家和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和政治决定者。国家官员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不要为民作主，而要由民作主。施行仁政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促进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和人民生活共同富裕。施行仁政要依法办事，坚持国家机关和官员行使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就不能行使权力；政治决策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确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民之柔弱似水，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历史地位，施行仁政，确保百姓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