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曹操“求贤三令”有感
夏海／文
曹操是汉末三国的英雄人物，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作为政治家，曹操与刘备、孙权三足鼎立，建立曹魏政权，统一了北方，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豪强势力；经济上大办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客观上为后来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作为军事家，在三国时期是首屈一指，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理论上编纂有《兵书接要》和注释《孙武兵法》；实践上有著名的“官渡之战”，以少胜多、以弱击强，以一万多兵力在官渡之地迎战袁绍的十万精兵，大败袁绍，使袁氏集团从此一蹶不振。作为文学家，不仅团结文人学士，重视“建安七子”，形成建安文学。而且，自己直接参与创作，开创以乐府诗形式描写时事的传统，影响远及唐代的许多诗人。在留存不到20首的诗歌中，朴实无华、气韵沉雄，感情真挚、慷慨悲凉，不少诗句至今仍为人们传诵不已。这些诗句既体现了曹操相当的文学水平，更体现了他的志向、襟怀和境界。《观沧海》中的“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写出了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雄心壮志。《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直白了诗人积极进取、终身不倦的精神境界。尤其是《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广纳人才的博大胸怀。正是这一雄心壮志和博大胸怀，使得曹操晚年时屡屡下令求贤，情真意切、语重心长，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
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赤壁之战被孙权和刘备联手打败，初步形成三分天下局面。曹操总结失败之教训，痛感人才之重要，感慨地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郭奉孝即郭嘉，曹操的重要谋士，每临大事，神机妙算，稳操胜券，可惜英年早逝。《三国志》评价郭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伟人毛泽东多次推荐人们读《郭嘉传》，称赞他多谋善断。曹操渴望得到更多的像郭嘉一样的人才，辅佐他完成统一大业。当时，削平群雄、实现统一，恢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民心所向，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为此，曹操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里连续三次下令求贤，这就是公元210年的《求贤令》、214年的《举士令》（即《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和217年的《举贤勿拘品格令》，史称“求贤三令”。“求贤三令”的篇幅都不长，共计368字。《求贤令》只有145字，曹操开宗明义地阐述了人才的重要作用，“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意思是，自古以来所有君王都希望得到人才，共同管理国家，首次提出要“唯才是举”。《举士令》70字，曹操强调对于有缺点、有过错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要推荐出来，得到任用，这充分体现了他“唯才是举”的决心。《举贤勿拘品格令》153字，曹操列举了商汤贤相伊尹、春秋齐国的丞相管仲、战国时期的名将吴起和汉朝开国功臣萧何、曹参、韩信、陈平等人帮助商汤、齐桓公、魏文侯、刘邦成就王业，自己也青史留名的事实，表明他不讲门第、不问旧怨的用人标准。“求贤三令”已有2000年历史，但仍然闪烁理性光芒和具有现实价值。
品读“求贤三令”，深深为曹操的用人所震撼，既震撼于他的用人思想，又震撼于他的用人胸怀。在用人思想方面，《三国志》记载了曹操和袁绍的一次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在对话中，袁绍向曹操夸耀自己占有广阔地盘和众多人口，而曹操不以为然，他认为，人才比地盘更重要，所以要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即对人才“以道御之”。这段对话应是发生在曹操刚刚开始争霸天下之时，这说明他的用人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对人才高度重视。在用人胸怀方面，曹操竟然多次去争取他的敌手刘备和孙权。当刘备羽翼未丰寄居于曹操门下，曹操既认识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又对刘备很敬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总想把刘备纳入自己的阵营。当他的谋士劝杀刘备时，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对于孙权，曹操多次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在逝世前九年，还写了《与孙权书》，完全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从“百姓保安全之福”、为天下一统作出贡献的高度，劝导孙权与他合作。刘备和孙权是东汉末年仅有的两位能够与曹操争天下的人，曹操都想极力争取，为己所用，可见曹操用人胸怀之博大。“求贤三令”正是曹操用人的深刻思想和博大胸怀之集中体现。
“求贤三令”体现了曹操除旧布新的改革精神。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王朝，也是外戚与宦官干政最多的一个王朝，特别是东汉和帝之后，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在外戚与宦官的角逐中，几乎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即随着每一个新皇帝的上台，都会有一个新的外戚群体相伴随，这些外戚群体不仅掌握着国家大权，而且控制着皇帝，而当皇帝感到自己时时受到外戚的掣肘而成为傀儡时，又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贴身奴仆——宦官来消灭外戚。这种周而复始的争斗，使得东汉王朝的中后期更加腐败，官场政治逐步走向黑暗。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吏治的腐败和官员选拔任用的腐败。这种腐败首先表现在用人靠血统。当时选拔官员虽然有军功、察举、征辟等标准和程序，但实际起作用的是血统。权贵集团和门阀势力把持着选拔官员的大权，致使官员队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权贵和门阀不仅把自己的后代及亲族塞进官场，而且还网罗了大量人才，以权谋私、结党营私。譬如，曹操阵营“谋士如云，战将如林”，但大多出自袁绍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智囊人物荀彧、郭嘉都曾是袁绍的幕僚。官渡之战中，沮授、许攸等谋士和张郃、高览等战将，都临阵投奔了曹操。袁绍之所以有这么多谋士和战将，是因为其“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同时表现在察举、征辟的扭曲变形。所谓察举，是自下而上选拔官员的办法，要求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和推举人才，由上级试用考核后任命为官员；征辟，是自上而下选拔官员的办法，就是征召有名望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的征召叫“征”；官府的征召叫“辟”。汉代的察举、征辟是对秦以前世袭制的改革，具有进步意义。到了东汉时期，这种察举、征辟制度出现了众多弊端，名为重品德、实为重关系，所用之人大都为庸才、蠢才和劣才。官员们为了一己之私利，在选拔官吏时，“率取年少能报恩者”，根本不考虑被察举者的才能和业绩。有的人被察举后，为了日后能飞黄腾达，对于举荐者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甚至“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随着门阀制度的逐步形成，权贵和门阀势族凭借自己臧否人物的权力，尽是选拔自己的亲信和族人，即“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赞誉，释贤取愚”。时人讽刺察举和征辟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求贤三令”实质是对东汉末年腐败选人用人制度的改革，公开向那些陈腐的选人用人标准挑战，破除了选人用人的门第观念，消解了察举、征辟制的虚伪。这不仅使曹操赢得了人才，而且也赢得人心，使那些跻身政坛无望的中低层士人看到上升为官的希望，满足了他们为官参政的心理需求。当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孟德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
“求贤三令”充分体现了曹操“唯才是举”的科学思想。曹操三下求贤令，表面上是颁布一项政策举措，实质上是曹操用人思想的反映。隐藏在“求贤三令”背后的是曹操的人才观和选人用人的深刻思想，其核心观点是“唯才是举”。支撑这一核心观点，是曹操关于人才关系的一系列正确认识。首先是对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曹操认为，用人要因时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著名论断。意思是，用人要看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需要，大凡乱世、革命、改革和创业时期往往需要更多地考虑才干和才能，而和平建设年代和守成时期则往往需要更注重德行。在曹操看来，他所处的年代是“有事”时期，这就是《求贤令》所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同时是对人才自身关系的认识。其中一个是人才与品行的关系，曹操认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意思是，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有品行。“求贤三令”中举了管仲、苏秦、吴起、韩信、陈平的例子加以论证。管仲是辅佐齐桓公春秋称霸的关键人物，但他有贪财、怕死的情况，甚至差点射杀齐桓公；苏秦帮助燕国，用“合纵计”抗拒强秦，但他经常不守信用；吴起在魏国任职，使秦国不敢东向进犯，在楚国任职，使晋国不敢南下进犯，但他贪渎、杀过妻、行过贿，母亲病故也不奔丧；韩信帮助刘邦“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但曾经在乡里游食，受过胯下之辱；陈平为刘邦六出奇计，立下汗马功劳，但陈平负有“盗嫂受金”的恶名。因此，《求贤令》中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举士令》中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举贤勿拘品格令》中说：“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另一个是人才与门第的关系。在曹操看来，出身高贵，不一定都是人才；来自布衣，不一定不是人才。《求贤令》中问：“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意思是，现在天下难道没有身穿粗衣而怀揣真才实学像姜子牙那样在渭水边钓鱼的人吗？姜子牙是帮助周文王建立西周王朝的功臣。《举贤勿拘品格令》以商汤的伊尹和汉朝的萧何、曹参为例，说明底层有人才，“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用之则兴”；“萧何、曹参，县吏也”，“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正是因为曹操正确认识人才自身的关系，所以他要求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求贤令》强调：“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即你们要帮助我发现那些地位低下而被埋没的人才，只要有才能就推荐出来，任用他们。《举贤勿拘品格令》说得更明确：“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阵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求贤三令”充分体现了曹操海纳百川的用人胸怀。对于曹操而言，“求贤三令”不仅是他的政策宣示，更是他的实践行动。具体表现在，曹操把许多出身低微的人选拔到重要岗位。《魏书》记载：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曹操不仅从底层选拔武将，而且从底层选拔谋士。其中，荀彧出身平民，曹操把他从一个县令破格提拔到中央，担任尚书令要职；郭嘉、满宠，原来也都是郡县小吏，被曹操发现后安排到重要岗位。这些谋士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帮助曹操确定正确的政治经济策略。其中一个策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即以汉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是曹操问计于荀彧、程昱等人下的决心，从而使曹操在南征北战中获得了正统的名分。另一个策略是“修耕植以蓄军资”，就是推行屯田制，发展农业生产，这也是曹操咨询于枣袛、任峻等人下的决心。屯田制至今仍为史家们称道。曹操不仅重视选拔政治人才，而且重视选拔文人学士。当时文坛最有声望的“建安七子”，有六人是曹操的幕僚。值得一提的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在战乱中被匈奴掳去，流落匈奴12年。曹操看重她的才华和学识，专门派人用金银和玉璧把她赎回，让其著书立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曹操不计前嫌、不记旧怨，敢于使用从敌对阵营中投降过来的人才。一个人的气度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和如何对待反对自己的人。曹操不愧为典范，具有大海般的气度和襟怀。譬如，原董卓系统的张绣，有一套指挥作战的本领，曾多次与曹操交锋，把曹操的爱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心腹战将典韦都杀死了。但曹操不记仇，在官渡之战中，派人游说招纳张绣；张绣归降后，曹操乐不自禁，不但封他作扬武将军，后来还结为儿女亲家。果然，张绣不负所望，在官渡战斗中立了大功。又如，袁绍手下重要的文士陈琳，为袁绍写了讨伐曹操的檄文。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檄文，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将曹操挖苦得骇然流汗，甚至连曹操的祖先也不放过，用“赘阉遗丑”这样的秽语辱骂他们。但曹操抓到他后，只教训几句，便任命陈琳为司空军师祭酒，留在自己身边做管文书的官。后来曹操发表的许多重要文告，都是陈琳帮助起草的。而且，陈琳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是“建安七子”之一。再如，官渡之战胜利后，在袁绍营中搜到曹营中一些人写的投降信，曹操连看都不看，就吩咐把信都烧了，并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意思是，当袁绍强大的时候，我自己还有丧失信心的时候，何况其他人呢。这些事例把曹操博大的用人胸怀和恢宏的用人气度充分地展示出来，令人敬佩不已，以致他的敌手孙权佩服地说：“至于御将，古之少有，比之于操，万不及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曹操已矣，但“求贤三令”中蕴含的深刻用人思想永远不会过时。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君王颁布过求贤举能的诏书或政令，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汉高祖的《求贤诏》、汉武帝的《求茂材异等诏》和唐太宗的《荐举贤能诏》，但只有曹操的“求贤三令”，提出的用人标准最为明确而具体。“求贤三令”对于今天最大的启示就是“唯才是举”。领导的主要职责是决策和用人。决策的前提需要有好的见识和谋略，而好见识好谋略往往靠的是人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用人更为重要。对于领导者而言，“唯才是举”，要求选人用人破除门第、资历意识，无论门第高低、资历深浅，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以选拔使用；“唯才是举”，要求选人用人五湖四海、开阔视野，无论天南地北、男女老少，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以选拔使用；“唯才是举”，要求选人用人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无论关系远近、恩怨亲疏，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以选拔使用。当然，“唯才是举”与“德才兼备”是辩证统一的，关键是要从事业出发选人用人，促进人才在事业发展中充分涌流、在事业进步中发挥才干。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