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增/文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天津曾被称为北方金融中心,出现过影响深远的“北四行”。其中,发展最坚实、规模最大的,当属金城银行。回顾金城银行的发展史,不能不提及其创办人周作民。
乱世枭雄
清末民初,政局动荡,不少王公贵族、军阀官僚,以及巨商富贾,携带大量资金,迁移到天津外国租界地,并寻找投资机会。他们有的兴办企业,有的购置房地产,有的将资金存入外资银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对华侵略,客观上给天津民族工商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加之当时的北洋政府在财政上对银行资金有需求,从而促成了一些民族资本商业银行的建立,著名的“北四行”便是典型代表。
“北四行”是一个金融资本集团,包括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以及中南银行,分别成立于1915、1917、1919和1921年。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5月,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银行之一,被看作“北四行”的主要支柱。
金城二字,意即“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作为金城银行主要发起人和经营管理者的周作民,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银行家。幼年时,周作民在其父所设的学馆读书,1902年赴粤,入广东公学就读。1906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1908年,任南京政法学堂翻译。
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曾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后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1915年辞职,到交通银行总行任稽核课主任,不久兼任芜湖分行经理。
周作民认为,官场多变,交行同官场一样,权势“五日京兆”。因此。他致力于筹办一家商业银行,以作长远之计。但由于两手空空,于是鼓动安徽督军倪嗣冲及其亲信王郅隆出资办银行。倪王二人拥有许多工商企业,看到办银行不仅有利可图,又可以为自己的企业提供周转资金,双方一拍即合。
1917年5月,金城银行成立,总行设于天津。王郅隆被推为总董,周作民任总经理。在金城银行的股东中,出任过北洋政府总统、总理、总长,以及各省督军的人物颇多,比如,黎元洪、徐世昌、梁士诒、熊希龄、曹汝霖、周自齐、孙传芳、吴佩孚、王占元等。
此外,金城银行股东中还有不少金融权要,如吴鼎昌、任凤苞、钱永铭、周作民、包笔江等。
从中可以看出,金城银行的发起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军界、官僚及其代表人;另一类是与军界和官僚有联系的官办银行当权人物。前一类拥有雄厚资本,后一类拥有银行管理经验。
这两类人结合起来,使得金城银行的资本较一般银行充实,吸揽达官贵人、军政机关等存款的门路广,市场信息灵通,同时,还能获得官办的交通银行的特殊帮助。
金城银行后来虽然吸收了一些工商业者、经济学者,以及洋行买办股东,但北洋军界和金融权要所占股本始终居于绝对支配地位。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后,金城银行的股东会、董事会逐渐被银行家掌控。
人事沧桑
金城银行的组织结构分为总经理处、总行、分行、办事处。总行、分行、办事处,均由总经理处指挥监督。编制除董事、监察人外,还设总经理、协理;经理、副经理;稽核长、稽核等。
总经理、协理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代表全行办理对外事务,除有特别规定须报告董事会外,对于全行营业及任免职员,有权处决一切事务。
总行、分行各设经理一人,主管各该行一切事务。总经理有权指派稽核长或稽核兼任各行经理、副经理职务。经理、副经理所做各项交易,均按总经理的计划及命令执行。遇有重要事项及放款在1万元以上,均须经总经理许可后,方可执行。
该行第一任总董为王郅隆,董事有梁士诒、朱宝仁、段永彬、倪道杰、徐树铮、任凤苞、倪道熙、魏联芳、王景杭、曲荔斋、吴鼎昌;监察人为胡筠、郭善堂;总经理是周作民。
1919年,梁士诒当选董事,倪道熙去职。1920年,王郅隆改任董事,梁士诒当选总董,朱宝仁、魏联芳任董事;吴鼎昌任监察人。1921年,郭善堂去职,由郑凤藻接替。1922年,梁士诒改任董事,朱宝仁担任总董。1923年,梁士诒、徐树铮去职,吴鼎昌当选董事。1924年,陈国栋接替郑凤藻的监察人职务。
周作民在创业初期虽然股份很少,直至1929年,才被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的董事。1935年,周作民被选为第八届董事会的董事长。在金城银行发展历程中,周作民始终担任总经理,对该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实业兴行
金城银行在周作民的领导下,能够成为“北四行”魁首,对工商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金城银行始终把广泛积聚社会资金放在重要位置。
其具体措施,一是坚决维护客户资金安全,确保客户存款随时提取,并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金城银行能够在二十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风潮、30年代的“九一八”、“一二八”,以及“七七”事变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正常经营兑付,从而维护品牌和信誉,实现快速增长。
二是以“客户至上”的服务思想开展业务;三是因时因事而宜,灵活设置存款种类;四是积极开展异地汇兑,吸收社会在途资金;五是组织四行联营。
联营前,金城银行资本金仅占全国主要银行资本总额的4.42%。1922年,金城银行与盐业、大陆和中南银行组成了“北四行”联营集团,资本金占比迅速升至17.7%,仅次于国营银行,居商业银行之首。
金城银行借此机会,在联营中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其次,金城银行注重资金运营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相统一。该行把抵押贷款作为主要贷款形式,这是金城银行作为现代商业银行,区别于山西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的重要特征之一。金城银行还建立了自己的抵押物品仓库。
再次,金城银行强化业务管理,坚持规章制度。该行严格控制资金调度,规定定期放款数额,不得超过资本及定期存款总额。对于往来存款,包括活期存款,须有5成准备。此外,加强调研和信息反馈,以适应业务需要,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市场行情、货币流通,乃至自然灾害等信息,及时交流,并采取相应措施。
金城银行还建立了议事报告制度,便于总行与分行间业务议事的上通下达,对于总经理处系统了解基层行的实际业务状况、加强经营指导和管理发挥了较大作用。
第四,金城银行建立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用人方法。金城银行用人讲究汇聚合力,认为“凡百业之策进,端赖得人。权衡人选,因事因地,因各有其宜,所谓适才适地也。”
一是讲得人的重要,二是讲用人要得当,两者并重。在得人方面,该行在录用员工时非常重视德才兼备,严格选取。在用人方面,该行非常注重对员工的管理、培训、考核、奖励和福利五个方面,激发全行员工的积极性。
第五,金城银行注重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17年成立初始,金城银行便把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藉此推动自身发展。
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都与周作民及金城银行对民族工商业的投资倾向有较大关系。
最后,金城银行按照经济区域设置分支机构。1937年,金城银行的存款较1917年创立时增加了38.3倍。特别是1935年和1936年,金城银行的存款额一举跃居全国商业银行首位。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周作民的领导下,金城银行按照经济区域,依次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等经济发达地区,建立了60多家总分支机构,其中,在北方建立的机构就达30多个。
作者系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所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