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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需更加公平 [《金融世界》2013年05月号 ]

虽然户籍制度有助于避免城镇内部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城乡差距的扩大为代价的。

陆晓明/文

我国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举世瞩目,效率惊人,但若论公平,则差强人意。不公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的加大。2000年和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印证了这样的观感。

我国城镇人口增长主要是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2000〜2010年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1亿,其中,约85%为劳动力年龄人口(15〜64岁)。这意味着,流向城镇的人口主要是为城镇发展作贡献的人口,而非需要抚养的老少“负担”的人口。

这十年,城镇少儿人口(0〜14岁)仅增加11.6%,远低于城镇劳动力年龄人口51.8%的增幅。城镇每增加18个青壮年,儿童才增加1个。在农村青壮年大量进入城镇务工的同时,其子女却很少随父母进入城镇。2010年,儿童城镇化率约41%,比整体人口城镇化率低9个百分点。

老龄(65岁以上)人口在城镇和农村均大幅增长。但城乡的不同在于,城镇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也快速增长,而农村劳动力年龄人口却快速下降。2000〜2010年间,城镇每增加一个老年人的同时增加近8个青壮年;而在农村,每增加1个老年人的同时,青壮年人口却减少了7个。老龄化的负担在农村比城镇更为严重。

这使得城镇在获得廉价劳动力方面获益较多,但为应付城镇人口增长而付出的成本相对较低。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负担留在农村,城镇因此得以轻装前进,这是我国得以快速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使是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壮年,也难以享受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待遇,他们中很多人工作很不稳定,工资难以同工同酬,从事的往往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苦和高危职业。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司司长汪志洪披露,目前,工伤死亡事故中,农民工死亡占到7成,新得职业病的人数,农民工所占比例高达90%。而工伤致残或得病的农民工只能回乡终老。

2000〜201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1亿,但非农户籍人口只增加5100万人。按常住人口统计,我国目前城镇化率已超过50%,而2010年全国非农户籍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9.1%,全国城镇常住人口中,城镇户籍只占53.5%。也就是说,目前我国6.7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有一半的人没有城镇户籍。这十年增加的城镇常住人口中,约3/4没有城镇户籍。

城镇户籍人口占城镇常住人口的比例越低,城镇就越能更多地享有非城镇户籍人口为城镇带来的生产力和消费力,而又不必对其付出与城镇户籍挂钩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就此而言,较低的城镇户籍人口占比减轻了城镇的财政负担,一些地方政府因此缺乏为外来务工人员更别提其父母子女提供均等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近年“城市反哺农村”虽然提得多了,但总体上仍是农村向城市输血。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尽管没有大规模出现城市贫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城镇最大获取农村的“红利”转移,最小承担农村的“负担”转移实现的。虽然户籍制度有助于避免城镇内部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城乡差距的扩大为代价的。

今后,新型城镇化需要更多注重城乡公平。

作者系新华社首席经济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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