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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故事 [《金融世界》2013年04月号 ]

天津故事,是地方政府为发展金融而不懈努力、艰难探索的一个缩影。在中国金融改革创新发展中,留下了诸多的启发和启示。

本刊记者 孙飞 孙弢/文

天津,是一座拥有金融“基因”和历史的城市。

从2006年5月至今,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金融“先行先试”政策激励下,天津演绎了一出又一出荡气回肠、悲喜交加的金融故事:交易所模式创新,却放大风险触及监管底线;私募基金高度繁荣,却导致非法集资案件频发;融资租赁领先全国,却难掩“业务空心化”的尴尬……

在金融创新故事里,天津不乏激情和智慧,更不缺胆识和实践。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

天津故事,是地方政府为发展金融而不懈努力、艰难探索的一个缩影。在中国金融改革创新发展中,留下了诸多的启发和启示。

天津故事

天津在历史上曾三次成为金融中心。

第一次是在清末,天津作为中国近代金融的发祥地,辛亥革命前,曾汇聚100家金融机构;第二次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金融恢复繁荣,天津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设立;第三次是在天津解放时,天津作为指导全国的金融中心,出现了第一张外汇信用证、第一张保函等。

一时间,天津成为与上海齐名的北方金融重镇,总资本占全国比重达到15%,高居北方各大城市之首,成为中国第二大金融中心。

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天津的经济和金融功能被边缘化。1990年,当深沪两地忙于争夺“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之时,天津早已被外界遗忘在身后。

终于,在2006年,机会再次降临。

当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赋予其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力。

这一优惠政策,远超过当初的深圳与浦东,因此,被高层官员称之为“含金量最大的政策”。

如今,天津已成为中国私募基金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融资租赁行业实力和业务总量超过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各种类型交易所交投活跃、创新不断……

金融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天津经济总量的迅速提升,2006年,天津经济总量仅为广州的71.48%,但到2011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95.4%。

但与此同时,要成为真正的北方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天津还有不小的差距。

全国性OTC市场与天津失之交臂,离岸金融业务仍受阻滞,即使是天津近年来最引以为豪的私募股权行业,同样没能完全摆脱“两头在外”(即注册地在天津,管理团队和业务开展在外地)的困扰。

深圳信科创投总经理郑海滨指出,与京、沪等地相比,天津在金融机构总部、金融机构数量、融资规模、辐射能力以及金融业经营状况等方面均有差距。

截至2011年末,天津金融业增加值增至702亿元,而同期上海、北京分别达到2240亿元和2055亿元。

“如果和天津自身比,天津金融改革创新效果不错,进步显著。但如果和国家对天津寄予的希望相比,可以说,还有一定差距。”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表示。

交易所:创新“大跃进”

“各类要素资源多种多样,有着明显的差异,几乎每个新业务都代表着一个新的领域,每个平台周围都聚集着一群新的市场主体”。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主任高峦这样描述天津各种类型交易所的发展。

成立于1994年4月的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是最早承担中央企业产权交易的三个平台之一,在天津金融发展“先行先试”的浪潮中,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先后发起并设立了8个专业市场。

2008年3月,国务院在《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天津要以金融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服务功能,为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创造条件。

在此背景下,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天津开创投资有限公司等机构共同发起组建了天津股权交易所(下称“天交所”),由此拉开了天津建设交易所市场体系的大幕。

2009年9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对《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金融创新专项方案》作出批复,“支持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提升市场功能,增加交易品种,扩大交易量。”

“这是国务院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到对一个产权交易机构的支持,这增强了我们不断探索创新的信心和勇气。”据高峦介绍,由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发起成立的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下称“天贵所”)和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先后设立。

其中,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在全国开了“金融资产交易所”的先河。

据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总经理丁化美介绍,截至2012年底,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累计受托交易项目超过1.6万个,委托资产总量达到1万亿元,累计成交项目5000余宗,涉及金额数千亿元。

此后,包括排放权交易所、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下称“天津文交所”)、渤海商品交易所、铁合金交易所、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矿业权交易所在内的多种新型交易市场和多家创新型交易平台陆续获批成立。

“产业链的终端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要素市场。作为‘经济增长第三极’,天津迫切需要相当体量的交易所来支撑其金融创新,以弥补其没有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的缺憾。”国内流通专家黄国雄指出。

然而,不同于北京依托北京产权交易所整合交易资源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在要素市场的建设过程中,天津市政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透露,天津市有关部门为吸引各类交易所入驻,甚至不惜抛出了5年免税、免租等多项优惠政策。

这一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在交易所成立初期发挥了不容小觑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对市场需求摸底不清,这一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后期逐渐催生了交易所“遍地开花”的现象。

以股权交易市场为例,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天津市于2008年年末先后建立了两家股权交易所——天交所和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

“都以股权交易所命名,在相近的时间段内成立,且都得到了天津市政府的支持。”一家国内知名风险投资机构的负责人表示,尽管天津市政府部门一再强调二者的区别,但从业务性质以及经营范畴来看,两者的区分度并不大,给人以重叠定位、重复建设,与同城相争的印象。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10月,天津在工商登记中的交易所约有50余家。而京、沪两地要素市场数量仅有天津的一半左右。

天津为何如此乐衷于兴建各类交易所?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指出,流动性过剩和市场内在需求催生了交易所火爆。“归根到底是流动性过剩,做实业不容易赚钱,大家还是要找投资出路,所以很多人就去做这个。”

此外,相对于证券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所受到的行政监管较少,设立门槛相对较低。

“要素市场不是传统的市场,其本身具有一半商品市场属性,一半资本市场属性。”据胡俞越介绍,针对期货和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国家要求必须由证监会批准,但地方政府成立现货或者中远期电子交易市场,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需要哪一层级的监管部门审批。

“事实上,地方政府准予后,工商登记就可以完成了。”据知情人士透露,有的交易所注册资本还不到1000万元,从申请到成立只用了几个月时间。

不同于京、沪两地国有资产主导的格局,坐拥“先行先试”优势的天津要素市场敢于更多地向民间资本放开。

“国有企业出资有严格的监管,未经国资委批准不可能出资,外资又不适合参与,愿意出资的民企当然成了首选。”广东金融学院会计系副教授许巍指出。

民营资本的大量参与,使得天津的交易所不仅在时间上抢尽先机,在交易模式上也形成了一些“天津式创新”。

如渤海商品交易所设计出“现货连续交易”这种国内和海外都没有的模式,并以这种模式上市了原油、动力煤、螺纹钢等5个品种的标准化合约,进行多空双向、有杠杆的保证金交易。

曾经风靡文化艺术品交易市场的“艺术品份额化”并上市交易的做法,同样发端于天津。

就连出身于天津的交易所高管也成为众多外省市交易所追逐的对象。

本刊记者在一次前往云南采访时,曾巧遇云南泛亚有色金融交易所负责人。交谈过程中,对方透露自己此前曾供职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多年,并直言,在泛亚有色开展的一些业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此前在天贵所时对类似业务的探索与总结。

无独有偶,因复制天津文交所模式而名噪一时的山东泰山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总经理屠春岸同样出身天津。

此人正是天津文交所的创始人。2010年10月,因与文交所大股东意见不合,屠春岸办理离职手续回到北京,开始了每天看股票、写股评的生活。在北京休整的这段时间,屠春岸被不少跃跃欲试的地方交易所“盯上”了。最终,他接受了山东泰山文交所的邀请。

“客观而言,天津交易所的发展与市场需求相契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人士表示,“从金融创新角度说,他们具有创新性,监管部门的初衷也是如此。只是随着参与主体的复杂化,监管制度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天津文交所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2011年1月26日,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天津文交所首次以“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拆分”方式推出了天津画家白庚延的两幅作品《黄河咆啸》和《燕塞秋》。

所谓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是将文化艺术品等额拆分,每份1元,拆分后通过交易所的电子交易平台公开上市交易。

一位多年从事交易所经营活动的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解释,天津文交所本身没有问题,艺术品也并非不能在交易所进行交易,只是,天津文交所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主要体现为两个不匹配。

“第一是交易产品和交易方式的不匹配。艺术品与股票不同,股票本身是对收益权的投资,艺术品却只是所有权的转让。收益权的交易价格,可以通过对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评估,进行未来涨跌的预期判断。但是,艺术品应当依据什么来对其未来收益进行判断呢?”该业内人士说。

“第二是参与人员和产品的不匹配。在文交所里,99%以上的投资者并不知道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是何种艺术品,更不能对其投资的艺术品价值作出最基本的判断,甚至并没有想要持有它。参与投资的动因主要来自于投机产生的‘财富效应’,其结果必然是一种‘牛群效应’。仅仅靠资金推动,结果就是资金撤退时,市场会轰然倒塌。”前述业内人士表示。

另一家因过度创新而频遭质疑的是以“做市商”模式而“闻名”的天津贵金属交易所。

但在与国际上做市商模式不同的一点是,在天贵所,并非由做市商报价,而是由天贵所自己来报。而这个买卖价格是天贵所通过彭博或者路透的报价系统,引入的境外贵金属市场的价格,上下加减形成一定幅度的价差后形成的。

在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者看来,天贵所没有竞价机制,而是直接引用境外市场价格,等于把自己当作境外市场的一个“营业部”。

交易所违规创新引发了监管层的高度重视。2011年11月11日,被业内称为“最严厉”措施的《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38号文”),拉开了全国交易所清理整顿风暴的大幕。

但时至今日,天津交易所清理整顿工作尚未通过部际联席会议验收。

据天贵所高层人士透露,“天津市金融办对于整肃的思路是:不关停,尽量引导转型或进行股权重组。”

天贵所此后的命运也从侧面印证了上述说法。2012年2月8日,天贵所网站发布公告称,天津市政府同意其正式运营。天津市政府的表态,无异于在全国整顿交易所市场背景下,明确天贵所的“合法”地位。

2013年1月14日,天津文交所正式发布《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协议转让暂行规则》。但令外界颇感意外的是,其并未遵守“38号文”中的有关规定,份额化交易模式仍在继续。

胡俞越指出,整顿采用“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由地方政府牵头进行。因此,各地政府对金融创新的不同认识,也造成各地有关清理整顿政策推行力度的差异。

相对于其他地区,享有“先行先试”特权的天津,对于金融创新的态度一直“较为包容”。

天津金融办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创新必然付出代价,但它毕竟是一种进步,我们应当鼓励。但与创新紧密相伴的则有制度上的缺失,这一点很容易被一些投机分子抓住利用,变成他们的工具,使得这种金融创新被误读、被绑架。”

据知情人士透露,天津对交易所清理整顿态度“暧昧不明”,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前,天津为吸引各类交易所入驻,不惜抛出了5年免税、免租等多项优惠政策,如果彻底执行此次整顿精神,天津滨海新区不仅不能再做大各类交易所的规模,而且还会忍痛将部分已入驻交易所清理出局,这是天津不愿看到的。”

“一方面,全国清理整顿工作一盘棋,天津虽然拥有‘先行先试’的‘免死金牌’,但必须积极响应;另一方面,天津又通过各种方式变相保护本地交易所。”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其根源在于天津‘先行先试’,鼓励各家交易所大胆进行金融创新,但同时,又没有为创新设定明确的边界。

对此,前述天津金融办有关负责人回应称:“每个交易所会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建立一个完善的交易所是很长的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自发的,市场经济中很多事物都是自发的。因此需要政府自觉的监管,但政府自觉的监管是根据市场发展情况逐步改进完善的。”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指出,市场固然需要自发的空间,但前提是政府要严格控制风险。

全国性OTC:原来是场梦

在天津众多交易所中,天津股权交易所(下称“天交所”)有着与众不同的“江湖地位”,它不仅仅是天津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的一个平台,更承载着天津建设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OTC)的梦想,并曾在OTC市场建设的探索中名噪一时。

然而,随着新三板扩容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全国性OTC市场最终花落北京,天津建设全国性OTC市场终成“黄粱一梦”。

“根据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天津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先行先试,建设产权交易中心,试图打造全国性的场外市场,应该将其打造成中国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外的中国证券第三板市场。但是,新三板最后落户定义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令人颇感遗憾。”田利辉对本刊记者表示。

事实上,历史上的天津,曾经在全国证券交易体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921年,继北京、上海之后,天津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成立,系由北洋政府农商部批准成立的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俗称证券物品交易所。

天津解放后,1949年6月1日设立的“天津证券交易所”,事实上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该证券交易所存续了三年时间,对当时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资本市场的重心放在了上海和深圳,天津则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全国性OTC市场的建设正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业内人士都明白,作为未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外的中国第三大股权交易市场——全国性OTC市场,一旦落户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具备了金融腾飞的要素市场基础,未来就有可能成为我国“金融第三极”。

随着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赋予滨海新区在相关金融改革领域“先行先试”的权力之后,天津在全国性OTC市场的建设中迎来了政策“先机”。

2006年,天津就成立了一个10多人的OTC市场设计工作小组,负责方案的论证和研究。依托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的“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托管系统”,进行系统改造与升级,搭建天津自己的OTC市场。

2008年,天津在上报国务院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总体方案》”)中明确写道,“积极支持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很快,《总体方案》获得了国务院“原则同意”的批复。这让天津业界群情振奋。

2008年12月26日,天交所正式开业。

在成立之初,天交所定位于从事“两高两非”公司股权和私募股权基金份额的交易,“两高两非”指的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非上市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

天交所执行总裁钟冠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天交所发展的方向是谋求股权进一步拆细,即突破股东人数200人的限制,成为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平台。

天交所率先实行了以做市商双向报价为主、集合竞价和协商定价相结合的混合型交易制度,这在国内其他交易所是没有的,也为天交所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

一段时间里,手握国务院批文的天交所四处扩张,足迹遍布河北、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地,在天交所挂牌企业的市值也一度超过新三板。

但较早研究并一直关注此事进展的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所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文增则表示,尽管当时国务院给了明确的批复,“但我还是很有危机感,毕竟没有正式落地就不算数,全国也有很多地方希望争取这个项目。”

先是北京明确表示,要将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发展成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接着,上海市建立OTC市场试点也列入了推动中小企业融资的六项工作之中;而重庆更是获得“特许”,国务院2009年3号文件确定“适时将重庆纳入全国场外交易市场体系”。

而事实也似乎在印证着李文增的顾虑,天津建立全国性OTC市场虽然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复,但政策却迟迟难以落地。

知情人士表示,天津OTC市场的方案,很早就上报了证监会,但一直未获批准。

不批的理由也是不停变化。据知情人士透露,“最早的时候有主板,说在研究中小板;中小板做出来后,又说研究创业板;创业板研究完后,又说要研究场外市场。从来都不说不行,但又不说行,就这么搁置着。”

无奈之下,天津硬着头皮前行。“证监会不批,我们就先试验。”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曾公开表示。

而且,天津业界也一度对天津发展全国性OTC市场的前景非常自信。

“我们的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相比国内其他几家,优势非常明显。”钟冠华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怕竞争,只要上面在政策上不厚此薄彼,我相信,OTC市场最终会花落天津。”

然而,最终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

2012年8月,证监会正式宣布,新三板扩容获得国务院批准。首批扩大试点除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外,新增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13年1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在北京金融街正式揭牌。全国性OTC市场最终落户北京“新三板”。

“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天津的官员和市场人士很多都傻眼了。”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2013年1月24日,舜能科技从天津股权交易所摘牌,正式转到新三板挂牌,成为中国资本市场首家从区域OTC转全国OTC的挂牌企业。

“预计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企业选择从天交所转板到新三板。”天津一位交易所人士告诉记者,“天津可以说是错失了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前述交易所人士认为,天津与全国性场外市场失之交臂,会带来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影响。如天津目前重点发展的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在天交所的吸引力下降之后,PE的退出渠道也将受到影响,“不利于天津打造全国PE中心的目标的实现”。

田利辉认为,天津面对很好的机会没有把握住,一定意义上讲,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有多少人在为此奔走疾呼呢?如果没有官方、业界、学术界的良好互动,孤立的声音就会在信息的海洋里淹没。天津市政府应该加强与学界的互动。”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则认为,天津的金融改革创新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监管部门及其他一些地方政府的利益,推进起来难度较大。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办股份转让部总经理程晓明则认为,天交所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市场,主要原因是天交所归根结底是产权交易所。

“天交所并不是证监会系统监管的股票交易所,这也就导致了天交所不能开展证券交易,不能按照股票交易所的制度,交易无法活跃,交易所也就失去了意义。”

同时,程晓明表示,天交所也存在定位的问题。“天交所的旗子举得不够高,只是为地方利益服务,这样是说不过去的。交易所应该是全国一盘棋,如果每个省都只为地方经济服务,证监会是不会同意的。”

“在哪些地方做慢了,哪些地方存在失误,要进行总结。”田利辉表示,“当前结果已经如此,天津只能接受。但是,天津应该痛定思痛,总结经验,要看到将来的机会。”

对于天津OTC市场的未来发展及调整方向,记者向天交所方面了解情况,但对方并未给与回应。

对此,李文增指出:“可制定进一步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允许天津股权交易所设立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板块,培育较优质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这个板块将主要对接深圳创业板和中小板,即在此板块上柜交易并经过一定时间的市场考验,符合深圳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条件的,可直接转到深圳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进而形成真正的促进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私募基金:请神容易管神难……(全文15033字)

[ 以上文字节选自金融世界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先行先试”需完善监管

田利辉/文

天津是我国近代金融业的发祥地之一,曾是我国北方金融中心。然而,天津当前金融体量和北京、上海相去甚远。在国家对天津的金融发展给予了一系列“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之下,天津金融发展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过去的五、六年中,天津金融改革创新和金融业发展较为迅速,逐步建立了以传统金融为基础,以现代金融为主干,多元化和开放型金融服务体系。科技金融、消费金融、农村金融、航运金融发展较快,发展了场外市场,建设了多个交易所,也发展了排放权市场,打造了融洽会国际直接融资价值链,建立了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形成了私募基金中心,并且开展了外汇试点改革。天津金融业增加值成倍增长,金融机构数量增加了十余倍,银行业整体实力显著增强,证券期货市场运行较为平稳,保险业经营水平逐步提升。

然而,如果横向对比,天津的金融发展尚且落后于上海、北京和深圳。并且,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炒作疯狂,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设计蹊跷,天津私募股权基金“活立木”等违规诈骗,“港股直通车”不了了之,新三板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花落北京等一系列事件,让天津的金融发展几经坎坷,步履踉跄,问题重重。

除了形势变化和区域竞争之外,上述问题的产生部分源自于监管缺位。

2006年,《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下发,意见指出:“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先行先试”,是现代人的新词语,是指先进行、先试用;赋予“先行先试”权,就可以先走一步,搞试点,搞试验,快步走向前。

然而,金融是“虚拟经济”,……(全文1383字)

[ 以上文字节选自金融世界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历史上的天津为何成为北方金融中心

李文增/文

天津在历史上是中国北方的经济金融中心。

回顾天津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在现在的天津解放北路(含金融街)、和平路、滨江道、哈尔滨道,这一狭长方圆10平方公里的井字型区间,在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集中设置了众多中外银行、银号、金店等。到1935年末,在井字型城区布满了本国银行29家(在津的本国银行已达62家)、银号269家、典当行88家,外国银行有花旗、大通、麦加利、汇丰、东方汇理、华比、正义、正金、朝鲜等21家。是时,天津外国银行资本额占外国银行在华资本总额的16%,仅次于上海,据全国第二位。

同期,华人银行资本额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12.7%,以雄厚的实力居中国北方城市之首。当时的天津不仅银行等金融机构集中,而且设有白银、外币、京钞、黄金、证券、外汇和同业拆借等各类金融市场。

在证券交易市场发展方面,天津金融史上有过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并驾齐驱的天津证券交易所,当时的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证券市场发展格局,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天津还曾诞生过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在保险业发展方面,1934年外商保险机构100多家,国内保险机构50多家。1941年外商保险机构达到228家,数量超过上海。

总之,当时天津金融业的总资本、经营规模、业务辐射范围,都仅次于上海,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二位。

当时的天津,能够成为北方金融中心,主要由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优越的地理区位

天津金融业的发展与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而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与北京建都有直接的关系。

金、元、明、清四个封建王朝长期定都北京,天津辅助都城发展和作为畿辅首邑的作用也逐步增强。天津濒临渤海,地处九河下梢,上游五河汇聚通向渤海,可与海洋航线连接。陆上交通四通八达,形成水陆交通中心,因此,又能沟通三北地区的物资交流,进而形成北方的工商贸易中心。此外,天津临近北京,可对北京进行经济与金融服务,这都有利于形成天津在北方的金融中心地位。正是由于天津有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才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工业和商业资本以及银行资本及人才的集聚,从而才促进了天津在北方经济区域的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

开埠较早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与清王朝签定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将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观愿望是掠夺中国的财富,但中国,特别是天津的历史,却没有完全按照外国的主观愿望行事,后来天津还是随着开放快速地发展了起来。

天津开埠以后,各国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地盘,强划租界。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比利时等9国先后在天津强设了近15平方公里的租界地,相当于天津旧城的8倍。一大批外国冒险家、传教士、富豪纷至沓来,营建洋行、银号、商店、花园、娱乐场、办公楼,开办仓储、航运、进出口贸易,建立医院、学校,盖洋房,造别墅。特别是1870年清廷委任当时督抚中号称最为“精通”洋务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当政20余年中,极力把天津办成北方洋务运动中心。

在这期间,天津不但出现了中国北方,乃至亚洲最大的近代化兵工厂等大工业,而且成为全国铁路和电报中心、中国近代邮政总汇地,以及洋务建设服务的近代教育中心。除了出现一些现代工业交通和邮电业外,较突出的是商贸,洋货进入、土产外流,天津的内外贸易额大幅度上升。

据记载,按1932年至1936年五年间的平均计算,天津贸易额占华北出口贸易额的59.31%,进口额占57.23%,天津的对外贸易额仅次于上海,成为北方地区进出口贸易最集中最发达的中心。

天津金融业地位重要……(全文273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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