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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出口信贷及信用保险领域的新趋势 [《金融世界》2013年03月号 ]

在全球经济贸易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强化“奖出限入”政策。

谭健/文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尚未消除,欧债危机又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过程中,在国际出口信贷及出口信用保险领域也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第一,出口信用机构(ECA)所属国的信用评级,成为融资及融资定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以前,出口信贷的融资银行在考虑是否提供信贷及对贷款定价时,对各国的出口信用机构并未考虑其差异性,而是一视同仁。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影响的不断加深,出口信贷融资银行在做融资决策时,日益重视出口信用机构及其所属国的信用评级对融资的影响。

2011年8月5日,标普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下调至AA+,这是1917年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穆迪授予AAA级后的首次下调。历史数据表明,一国一旦失去AAA级的主权信用评级,短期内恢复的可能性很小。可以说,主权信用评级的下降是一个长期的事件,此次美债信用降级事件的负面影响也很可能将在一个长时期内挥之不去。

2012 年初以来,欧元区诸多成员国主权信用频遭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级。与之前不同的是,频遭降级的成员国范围明显扩大,不再局限于最初就成为焦点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就连法国等老牌经济发达国家的评级也被调降。从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给出的降级原因来看,在主权债务危机阴霾不散的背景下,各银行持有的大量政府债券资质趋于恶化且融资成本急剧上升、欧元区成员国融资面临越来越高的风险溢价、各国短期内难以建立起能够重树市场信心的协调机制、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升高、成员国国内需求持续疲软成为主要理由。

第二,私人保险人对中长期政治风险开始感兴趣。

在所有伯尔尼协会成员所提供的保险额度中,短期险分委会成员所占比重超过80%,而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绝大多数均由私人会员提供。由此可见,私人保险人是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主力军。

传统上,私人保险人因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具有金额大(现在单体项目的金额就高达几十亿美元)、期限长(最长可达20年)、风险高的特点,对之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然而,近来却对中长期政治风险日益显示出兴趣。

所谓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因进口方、业主或借款人所在国政府禁止或限制汇兑、实施进口管制、撤销进口许可证、发生战争、革命、暴乱、恐怖主义行动及与之相关的破坏活动等情况,导致进口方无法支付货款、业主无法支付工程款或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

私人保险人与公共保险人在中长期业务方面开展合作,可以使双方相互受益。一方面,私人保险人可以从多年来主要承保主权风险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长期业务经验中受益;另一方面,官方出口信用机构也可以从私人保险人多年来在商业风险定价和公司债务人分析方面的经验中受益。

第三,主权风险在减少,尤其是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风险比过去降低;同时,商业风险在增加。

从过去的十年看,其特征是主权风险的重要性在降低,风险明显转向商业方面。展望未来,这一特征仍会持续。

所谓主权风险,是指一国政府由于政策改变而不能履行贷款合约的风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主权风险并不能与国别风险完全画等号。主权风险与国别风险虽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其相同之处在于:两者皆因某一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及事件导致;两者可能均表现为债务主体不能或不愿偿还到期债务;两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政府行为的影响;两者所用评估方法中的定性及定量指标具有高度相关性。其不同之处在于:国别风险不仅覆盖了主权体,还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及自然人等。

业界普遍把主权风险视作国别风险的组成部分。有些学者认为,国别风险应分为主权风险、转移风险和政治风险等三个因素。德意志银行和花旗银行明确将政府拒付债务的行为定义为国别风险的一种类型。中国银监会、香港金管局、澳门金管局则在其监管指引中明确了主权风险包含在国别风险之中。

从历次国际金融危机来看,主权风险和国别风险经常相互作用,主权风险可以引发全面的国别风险,国别风险也可能导致主权风险。

本世纪初发生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是典型的主权风险引发全面国别风险的案例。阿根廷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提高公务员薪酬和社会福利水平,同时又不断加大对国有企业投资,导致政府开支激增。结果,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大举借债,在外债融资受阻后又转而依赖国内银行筹集资金,使政府债务在国内银行资产中的占比迅速上升,主权风险通过银行体系迅速扩散至整个国民经济,并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不少企业因资金不足而破产。至2001年末,阿根廷政府被迫宣布债券违约,危机全面爆发。

而2010年发生的爱尔兰债务危机又体现出国别风险传染至主权体的路径。爱尔兰政府财政比较稳健,自身债务也较小,持有的外汇储备足以偿付其外债。然而,由于爱尔兰五大私营银行大力发展房地产信贷,导致经济泡沫越吹越大。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当地房地产市场骤然萎缩,信贷坏账激增,银行濒临破产。在此情况下,爱尔兰政府为维护本国金融稳定,被迫耗费巨资救助本国银行,担负起原本属于私营银行的债务,结果导致其财政不堪重负,主权评级接连遭降。

所谓商业风险,是指承担付款或接受货物或服务义务的国外进口方、业主、借款人或其银行由于自身信用问题,不能按时足额支付货款、工程款或偿还借款。

第四,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出口信贷融资来源选择。

巴塞尔委员会在推出《巴塞尔协议Ⅲ》时,并没有考虑出口信用机构的特殊性,而是将由其提供保险或担保的贷款混同于有普通风险保障措施的出口信贷,从而为银行类金融机构继续为出口信贷提供融资蒙上了阴影。

一些银行认为,从资产回报率的角度来看,《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使贸易融资和项目融资的吸引力降低。尽管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后几年继续对此问题进行审查,伯尔尼协会也就此问题一直在与巴塞尔委员会进行沟通,但迄今为止尚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在此背景下,由于贸易融资一直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诸如对冲基金及保险公司之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许会决定进入出口信贷领域。尽管这些实体也需遵守其行业管理规定,但它们不受《巴塞尔协议Ⅲ》的制约,且可能认为由伯尔尼协会成员提供的风险缓释产品具有吸引力。

第五,贸易融资有成为去杠杆化受害者的风险。

欧洲主要银行本来是亚洲出口信贷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欧债危机发生后,欧洲银行纷纷采取去杠杆化措施,欧洲银行减债进程可能会导致资金从亚洲流出,并通过资金流动和信贷收缩等渠道给亚洲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包括银团贷款、贸易融资、航运业和航空业。

第六,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日益成为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

在全球经济贸易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强化“奖出限入”政策。作为促进本国出口的一项有力的政策性工具,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含出口信用保险)日益成为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

由于中国已成为出口信贷的主要提供者,美欧发达国家迫切希望中国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从而遵守由其制订的“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安排”,或是与中国联手制订可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出口信贷提供国的新的出口信贷规则。

作者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际事务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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