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韩韬／文
2012年11月15日，银监会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788亿元，连续4个季度反弹，不良贷款率升至0.95%，此前2个季度不良率均为0.94%。
与此相印证，16家上市银行2012年三季报数据显示，同二季度末相比，仅有中行、农行、工行、中信4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下降；建行和华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持平；其余10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上升。
一时间，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再次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承压。但不少受访专家表示，尽管不良贷款有所反弹，但短期内仍基本可控。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参加“十八大”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应，银行资产质量整体上是稳定的，风险是可控的。
尚福林表示，当前银行的信贷投放比较分散，没有过多地集中在哪一类高风险的贷款上，而贷款的保障比较充分，大部分贷款是抵质押保证，第二还款来源也比较充裕。
在2012年10月下旬银监会召开的第三季度金融形势分析会上，尚福林则明确指出：部分行业的信用风险已经开始暴露。要求银行层层排查风险隐患，按“一险一策”原则积极推动和配合处置重点风险，针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风险加大清收、核销力度。
记者从中行、建行、交行、民生、平安等多家商业银行信贷部门人士处了解到，进入2012年第四季度以来，银行再次对重点行业的贷款风险进行了集中摸底。
中国的银行业会否重蹈不良贷款激增的覆辙？
风险是否可控
对于目前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受访专家态度不一。“乐观派”认为，在世界经济形势整体惨淡的背景下，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可称得上“风景这边独好”；而“悲观派”则表示，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以及出于对未来风险演化难以预见的考虑，银行坏账问题远不止数据披露的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目前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银行业确实出现了不良贷款增多的问题，但整体风险仍处于可控状态，各银行的风险拨备目前看来也是足够的。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参加清华经管全球论坛发言时认为，银行资产质量与经济形势有很强的相关性，在经济下行期，资产质量出现一定的风险可以理解，目前可控。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业研究室主任曾刚对此表示赞同。他特别强调了银行坏账风险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只要实体经济不出大问题，银行就不会暴露大的风险；反之，一旦实体经济出现问题，银行也无法独善其身，而且这种风险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化解。”
曾刚进一步表示，2012年前三季度经济一直处于下行期，企业普遍感觉生存困难，市场情绪悲观。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一定上升是正常现象，可以理解，但目前上升的水平离担心的程度还差得很远。
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曾表示，以当下银行业的体量，不良贷款率达到2%左右，是个正常可接受的水平。
曾刚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的情况不需要太担心，在合理可控的范围之内，从银行的利润情况和风险留存来看完全可以覆盖。银行目前的拨贷比是2.5%，表示银行可承受的损失类贷款在2.5%以上，考虑到贷款有抵押物或担保品的情况，不良率可以更高。”
曾刚进一步指出，“随着市场信心开始逐步恢复，即使考虑到金融风险暴露的滞后性，这部分风险仍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从2012年三季度经济数据来看，经济最坏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支持经济短期内恢复趋势的局面看起来正在形成。
2011年年底，国际评级机构标普曾预测，我国银行业2012年风险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基建相关的产能过剩，以及与出口相关的产能过剩。
标普金融机构评级董事廖强认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基本只有出口部门暴露了风险。”
对其他两种风险，廖强进一步解释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没有暴露大的问题。一方面，因为2012年年初政府出台了一些监管容忍政策，使得风险得以延后；另一方面，平台公司除银行贷款外，也通过城投债、信托等渠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因此基本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对与基建相关的产能过剩行业，廖强认为，这些行业涉及不少规模较大、提供就业较多的企业，从稳定就业的角度获得了一些政策支持。
不过廖强认为，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只是把风险延后，并没有消除风险。
一位曾在某地方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均有过任职经历的人士向记者透露，事实上，银行有很多方法推延不良贷款的发生。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借新还旧。
具体操作是，当一笔贷款到期时，只要企业从其他地方拆借过桥资金还款，银行在第二天又重新发放新的同等额度的贷款，企业只需要按期支付贷款利息。
“通过这种方式变相换取贷款展期的企业不在少数，这也是企业和银行之间‘公开的秘密’。”上述人士表示，“从实际意义上来讲，这种类型的贷款部分应该属于不良贷款范畴，但目前的统计数据尚不包括这些，如果计入，银行坏账问题要严重得多。”
似曾相识的坏账
对银行坏账问题的争议，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目前经济形势的不明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受访对象一再强调只能大概预估2013年的情况，至于之后会是什么情况，只能看到2013年年底的数据再说。
廖强表示，经过此轮经济危机，中国经济风险的可预见性正在变差，这种不明朗性似曾相识。
“现在中国经济的风险点与上世纪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账面上不良贷款增加，账面外全民拆借、乱放款、信托业野蛮生长等。”廖强认为，“当时中国经济风险的可预见性很差，后来经过国企改革、金融领域的银行重组上市后有所改善，现在又变差了。”
对于不良贷款反弹的原因，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同前一轮银行坏账相似，都与出口受到影响密切相关。
他在为本刊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出现了长达6年的通货紧缩。为使中国经济摆脱通缩，解决就业问题，我国进行了长达6年的投资扩张刺激。
当时，巨额信贷投放造成了大量坏账。国外学者估计，2002年前后，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达到了25%~45%，陷入技术性破产境地。
鲁政委表示，1997年后中国经济出现的困境，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直接导致我国经济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被严重的通缩阴影所笼罩，经济长年累月无法走出困境，银行不良贷款迅速增加。
鲁政委进一步认为，今天又走到了似曾相识的路口，眼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偏高，
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出口增速也已降到了10年来的最低增速（剔除2009年），与2001年的情况类似。
廖强认为，虽然从表现上来看同上一轮不良贷款确有相似之处，但程度上还是有很大不同。
他解释道，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经过改革进步很大，基本建立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架构，虽然枝节上还有一些漏洞，但毕竟有了一个抓手；另一方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本身规模增大了很多倍，规模增大本身带来的稳定性增加不容忽视，一些风吹草动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从百分比意义上要小得多。
此外，同上一轮不良贷款激增相比，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结构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中小银行数量众多。不可忽视的是，相对于大银行，中小银行受到不良贷款冲击，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弱。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主要是因为小银行的风险集中度较高。一方面，是地域集中度，这是‘娘胎里带来的’；另一方面，小银行一般设在地方，受地方政府的影响较大，在上一轮信贷刺激中，可能投放了一些现在认为是高风险的行业。这两个因素极大地动摇了小银行的流动性基础。”廖强表示。
由于企业出口受到影响较大，目前沿海地区的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相对较快。但廖强认为，处于沿海地区的小银行，其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比内地很多还没暴露风险的小银行要好得多。“出口部门带来的资产质量压力已经充分得到了显现，未来可能还有一些压力，但发达沿海地区的企业的整体经济活力和韧性比较好，应该不会给当地小银行带来系统性压力。”
廖强进一步认为，“内地小银行情况则完全不同，其风险点主要在尚未充分暴露风险的融资平台和中等规模的制造业企业。一旦风险显露，其所在地方经济实力又不如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大的风险，需要非常警惕。”
寻找应对之策
鲁政委指出，为应对上一轮不良贷款问题，国家除对几大国有银行进行资产剥离、注资核销坏账外，为使银行系统具有持续“造血功能”，建立了延续至今的存贷利差保护机制。
过去的成功之因，恰为当下受诟病之源。银行业应对不良贷款需要找到一种不同于1997年的解决思路。
“为避免将来再出现大量坏账无法吸收，同时还要推动利率市场化，首先要有避免坏账生成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让汇率更灵活，根除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偏高的生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再来推利率市场化才没有问题。”鲁政委表示。
他进一步认为，应考虑金融市场化的改革次序，应当优先考虑汇率的市场化。
某国有大行战略发展部门负责人则对资产证券化寄予厚望。
“一方面，银行将信贷资产证券化能够直接降低不良贷款的存量。同时，还能够提升资本充足率，改善资产负债表，发展中间业务，增强业务运营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增强抵御不良贷款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可以降低对间接融资的依赖，同时增加这些企业偿付银行贷款的资金来源，有效减少不良贷款的增量。”上述国有大行战略发展部门人士表示。
曾刚则认为，现阶段对于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在整体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关注重点应该放在局部地区风险上升到整体的可能性上。
“我国在2000年前后基本对银行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洗牌，小银行的风险也一直持续关注，在宏观经济不出大问题的前提下，基本不会暴露大的系统性问题。但是，实体经济发展有周期性，如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一样，如果实体经济失去了发展活力，银行也难幸免。”曾刚表示。
曾刚进一步指出，目前来看，中国经济还处于青壮年时期，从技术上加强不良贷款风险防控非常必要。
对于未来的不良贷款风险，廖强比较担忧的是尚未暴露的平台贷款，以及与基建相关的产能过剩行业。
他解释道，一般来讲，平台贷款都有地方政府隐性或显性的担保，也与地方财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投资，促进城镇化建设。因此从2013年来看，这部分风险可能会有序暴露，但不至于急速恶化。
另外，对于同基建相关的产能过剩行业，现阶段政府出于稳定就业考虑给予一定支持，但不排除政府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把一部分包袱甩给银行。这样一来，银行不良贷款可能继续上升。
廖强认为，对于银行坏账问题，首先要有清醒的认识，已经产生风险的项目要通过提高拨备逐步消化；未来新的与地方政府相关的项目，不能不加分辨地予以支持，应该合理评估判断风险。
此外，他进一步表示，银行之间的联合同盟和股权性质的并购是市场化的化解风险隐患的有效手段，可以更好地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有更好的公司治理，也可以获得技术支持。
比如，由民生银行、包商银行、哈尔滨银行等30多家中小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的亚洲金融合作联盟，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化解风险。
2012年12月，其中23家中小银行成员发起设立风险合作基金，总规模达30亿元人民币，联盟成员通过购买份额方式参与该基金运作，每份额为1亿元，享受救助权利的放大倍数为50倍。
亚洲金融合作联盟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民生银行行长助理石杰表示，该风险合作基金主要用于风险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