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弢／文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并确定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主要任务（下称“十二条”）。
一时间，温州成为举国瞩目之地，人们不止希望改革能够化解温州的危机，更希望通过温州金改，探索出一条全国金融的改革模式。
很快，金融改革与创新的消息便接二连三从温州传出，内容几乎涉及“十二条”提出的各个领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由振奋转为失望，因为“进展缓慢、有始无终”几乎成了各项“金改新政”的共同标签。
“今年融资比去年还要难，而且也没有见到融资成本降低多少。”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表示。
“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对陷入困境的大量中小企业而言，没有感受到金改带来的变化。”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这样评价。
一些受访人士认为，金改之所以进展缓慢，原因在于关键环节的改革细则迟迟不能出台。
直到2012年11月23日，备受期待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才正式对外公布。而此时，距离“十二条”出台已经过去8个月有余。
即便如此，“和之前的预期相比，《实施方案》在民资筹建、参股金融机构等改革方面依然没有太大突破。”周德文指出，《实施方案》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十二条”的可操作性。
与此同时，对于“十二条”所涉及的金改内容，业内也存在着诸多质疑。
“金改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表示，“核心目标模糊，使改革路径变得分散，难以集中政策资源来做好最重要的民间金融创新问题。”
杨涛认为，“十二条”中，多数是对已经存在的金融政策思路的重新描述，还有部分对于未来金融改革方向的描述。真正具有金融创新意义的，是“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和“研究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三个方面。
而这三个方面，进展情况到底如何呢？
银行遭遇改革障碍
“我们再次向金融机构进军的时机到了。”金改试验区获批当天，在与业界同仁的一场饭局上喝得有些“高”的温州人杨嘉兴举杯倡议道。
在创办的第一家民营银行被“收编”后即淡出金融界的杨嘉兴，再一次燃起了创办一家民资银行的希望。短短5天，杨嘉兴就召集了几十家有意愿的认股方，认购总额达到了8.75亿股。
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提交的《温州农业发展银行设立申请书》却在上报四天后被当地金融主管部门拒绝了。“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杨嘉兴你不要瞎折腾了，国务院的文件是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银行业，而不是鼓励民间资本去办银行’。”
“十二条”中不是明白写着‘鼓励民资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吗？”对于有关部门的解释，杨嘉兴感觉有些“说不通”。
对此，温州银监局有关负责人透露，“关于民间资本是否可以作为主发起人，和现行的银监会的政策有一定抵触。”
“没有明确允许民间资本筹建民营银行，这是一大遗憾。”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早在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中，就有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的类似规定，但“新36条”的实施细则一直没有出台，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步伐一直很艰辛。
与此同时，“十二条”中明确写明的“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一条也在实施中困难重重。
“小贷公司转村镇银行的积极性不高。截至目前，温州市有30家小贷公司，注册资本接近80亿元，正在筹建的有22家。但只有2家小贷公司（苍南联信和乐清正泰）提交了转制申请。”安信证券发布的一份研报显示，小贷公司大多不愿意，原因是转型后会受到较多的监管。
“事实上，主要的难点还在政策。”鹿城区一位小贷公司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现有的政策实际上为民资进入金融领域设置了障碍。
比如，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而“十二条”虽然指出，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转为村镇银行，但对于具体何种条件能转制，却并未明确说明。
“如果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转村镇银行又前景渺茫。”前述小贷公司负责人表示。
据接近温州金融办方面的知情人士透露，苍南联信和乐清正泰转升村镇银行后都会有银行机构参股。“在转为村镇银行的过程中，小贷公司的主要股东如作为主发起人，与银监会的现行规定不符，因此，需要引入商业银行充当主发起人角色。”
“在参股比例方面，我们单方面希望银行占股33%，我们占股67%，但还没最后确定。最终的持股比例，要与银行协商一致，并最终报银监会审批。”苍南联信总经理朱建良表示。
而乐清正泰的转制方案则仍在商讨之中。
对于这种转制模式，多家受访小贷公司负责人表示不甚满意。“我们一手养大的公司，却在转为村镇银行后失去了主导权。”
由于现行法规对于究竟是小贷公司还是银行作为主发起人的僵持，使得小贷公司转村镇银行一事迟迟没有进展。
事实上，对于小贷公司转制成为商业银行，业界也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
“对于民间资本来说，小贷公司是不错的出路，而且小贷公司本就在民间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全国有5000多家小贷公司，已经放贷5000多亿元，且没有什么明显的风险问题。”周德文认为，至于政府层面，应对小贷公司进行松绑，放宽其经营权力及经营范围。甚至，对于经营不错的小贷公司，应给予鼓励，这对于民间资本的积累也有益处。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此前也曾表示，“村镇银行并非小贷公司出路所在，而应发展为金融公司。”
耐人寻味的是，2012年11月23日，《实施方案》出台当天，温州市银监局方面首次松口对外透露说：“正在就双主发起人制度进行有效性评估和可行性研究。”
境外直投“只闻楼梯响”
“十二条”明确提出：“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意味温州金改最具创新意义的境外直投试点获准进入“尝试开展”阶段。
事实上，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不但可以为温州的民间资金打开一个新的出口，更被看成是“中国资本项目放开的重要一步”。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亦认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可减轻中国对外资产和负债结构失衡的现状。“渠道比‘池子’更有作用。”他认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是建“池子”，但如果“池子”的资金越来越多，也是个问题，3万亿外汇储备就要相应增加23万亿的人民币储备，这在国内就形成了通货膨胀。“不如开渠放水，释放出去。”
试验区获批第二天，作为直投试点之一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内已是车水马龙，挤满了前来寻找境外投资项目的温州商人。
事实上，个人境外直投的动议并非始于金改。“早在四年前，温州已开始酝酿个人直接投资试点。当时的背景是，温州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和个人外汇收支双向增长，而欧美经济的萎靡不振更为温州企业海外收购兼并提供了绝佳时机。”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介绍说。
2011年1月，温州市商务局在其官方网站正式发布《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方案明确，凡是18周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拥有温州户籍的个人，都有资格提出境外直接投资申请。
在额度上，该方案限定在试点期间，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总额不超过2亿美元、单次不超过300万美元。如果是多个投资者共同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总额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
然而，由于未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到半年，试点工作即被迫叫停。
“有很多人来咨询，也有很多报送材料，已经被送交到有关部门，但迟迟没有批复。国外的投资项目不会等一年，而在没有明确批复的情况下，投资人想去谈判也无法进行。”温州市商务局局长苏向青表示。
时隔一年，乘借金改的“东风”，喊了四年之久的个人境外投资试点终于获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过去，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宽进严出，对非居民相对宽松，而对居民相对较严。为了纠正这种不对称性，放松资本管制应以满足境内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居民正常合理的跨境资本流动需求为主。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体现了这一导向，有助于实现大体平衡、双向的跨境资本流动格局。
然而，在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境外直投试点的相关表述仅为“研究开展”，而备受关注的方案实施细则在经过半年多的研究设计阶段之后，尚未正式对外公布。
“温州目前准备的细则，与一年前几乎没有区别，但最终开展个人境外直投的金额、项目等具体限定会是多少，仍然要等待结果。”苏向青说，温州市方面曾多次上交方案，但实施细则始终未能出台。
为此，记者辗转联系到浙江省商务厅的相关负责人，对方回应称，与此前的尝试不同，温州金改从多个领域“放活”的民间资本，是否会因为这条途径“出海”快捷而加大风险，各方观点不一、争议较大。
记者了解到，一项较为集中的担忧在于，投资便利化是否会带来巨额资本外流？
“尽管目前只是计划在温州开放境外直投，但是也有可能全国的资金都通过这个出口向境外进行直投，流向境外的数量可能比预想的要多。”财经评论员叶檀指出。
“有争议认为，目前仅有温州独享境外投资特权，难免会形成漏斗效应，各地欲出境的钱都涌入温州，导致风险激增。”苏向青透露。
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类似的担忧大可不必。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先海认为，尽管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增速放缓的现实，但国外投资环境并不一定比国内好，对于资本外流不必过于担忧，但必须严格加强对投资的审批监管。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过去，国内对资本的管制是宽进严出，最担心的是资本外逃，因为对外投资流出的资本是对GDP的减量。但从中国目前的资本负债状况来看，在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下，对个人的对外直投就只会放得更宽。
面对各方建议，前述浙江商务厅负责人回应称：“从现在的预期来看，更需要关注的是个人境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即将正式对外公布境外直投实施细则将在最终直投允许的规模、总量与投资领域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阳光化”步履维艰
温州的民间资金总量究竟有多少？迄今官方并无权威统计。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了多个统计版本，其中，可信度较高的一个版本是6000~8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递增。
如此巨量的资金藏身民间无疑是把双刃剑。在史晋川看来，民间资金如得不到合理引导，必然会形成鱼龙混杂的局面。肇始于2011年下半年的“跑路潮”便是佐证。
由此，如何引导暗流涌动的民间资金走出灰色地带，使之阳光化、规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温州金改的突破口。
2012年4月26日，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东明路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下称“登记中心”）正式挂牌运营，这是温州第一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据登记中心总经理徐智潜介绍，中心以公司化形式运营，由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设立，“成立的初衷是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安全、可靠的平台，通过提供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信用查询、格式合同文本，以及中介机构、法律等方面的专业支持，最大限度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
目前，已有9家对接借贷融资业务的中介机构免费入驻，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公证处、评估中心等。据了解，民间借贷双方的信息在中心汇总后，入驻的机构就会为他们撮合“结对”，并提供第三方鉴证、资信评价，以及法律、保险等配套服务，最终完成借贷行为，并在服务中心登记备案。
“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会对各方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但不能直接接触资金和大包大揽。”据徐智潜透露，目前，通过登记中心达成的借贷主流月息水平在1分2到1分5之间，远低于担保公司或小贷公司。
而早在登记中心挂牌运营前两个月，温州第一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瓯海信通股份有限公司已试营业多时。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投资，以公司私募的形式，募集资金，规范民资和实业的资金流传渠道，所有资金往来均由政府进行全程监管。”瓯海信通总经理助理孙啸翔向记者介绍说，依照温州市金融办下发的通知，民间资本管理中心不吸储、不放贷，只能通过资本的项目投资实现资本增值。
孙啸翔在电话中连用了三个“阳光化”来概括民间资本管理中心的特点：“资金来源阳光化、用途阳光化、收益阳光化。”
温州市金融办提供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温州市辖区内先后有3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挂牌开业，全国首创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开业5个月来，共借出登记1244笔，金额9.4亿元。
尽管开局红火，但由于没有成熟的管理和运营办法，随着介入程度的不断加深，曾经信心满满的两家试点企业的负责人心中开始翻涌着巨大的问号。
数据显示，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中心仅促成了16笔、3731万元的成交。“平均两三天才会有一笔成交。”徐智潜认为，“温州危机过后，民众对于借款风险的把控极为严格，不太愿意轻易向外借钱。”
然而，记者多方了解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真实的原因是，很多企业不愿意公开资金状况。作为借贷方的中小微企业，如果要来这里登记借款，相当于把企业的财务状况曝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试点工作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温州很多出现财务危机的中小企业，即使政府有资助资金都不敢用，就是怕被银行知道之后被列为关注对象，断了今后从银行贷款的路。”
而作为放贷方的个人，如果去登记了，就等于公开了自己的利息收入。“放贷人大多害怕露富，而且一旦有利息收入，根据国家法律，就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前述人士表示。
“如果没有给放贷人保障，又没有给借款人贴息，大家为什么来这里登记呢？依靠这种登记的模式实现民间资金‘阳光化’，完全操作不起来。”方培林指出。
“登记中心既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事业单位，不提供任何担保，一旦借贷出现违约，也不承担责任。哪来的公信力？”杨嘉兴的质疑更为直接。
民间资产管理公司也面临类似的发展模式困惑。根据金融办的要求：对单一投资对象的投资总额不超过总资本净额的5%，换句话说，就是投资款每笔不得超过500万元。
在瓯海信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股东看来，长此以往，瓯海可能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做实业投资，500万元一笔的投资额度，那么，一亿元的金额需要20笔投资才能投完，这需要很大的精力，人力成本和财务成本比较高；如果以入股的方式进行投资，由于目前温州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造还够充分，风险比较大。”该人士表示。
他认为，如果能确定对方把资金投资到实业后，双方约定固定的投资回报，这本身也是一种资本投资实业的创新模式。“这种模式与传统的资金拆借和高利贷完全不同，但这些想法都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首肯才能操作。”
“客观地说，地方政府推动改革的诚意是有的，但是步伐太慢、幅度小。”方培林认为。
“由于之前的金融风波，现在，管理部门很怕再出现民间资本的风险。”杨嘉兴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