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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行的“智囊团” [《金融世界》2012年09月号 ]

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顾问委员会多年来为国开行的发展战略提供咨询,善用外脑,需要一定的智慧。

本刊记者  张玉洁/文

2012年4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以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为团长的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作为一个不被业内所熟知的“神秘”机构,国开行国际顾问委员会十几年来一直颇受高层领导重视,被接见似乎已经成为“惯例”,一年一度的全体会议带来全球最顶尖的头脑风暴。

14年前,陈元掌舵国开行,并主张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从“贷款机器”到“商业化和国际化”,这家曾有着巨额不良贷款的政策性银行逐渐获得国际认同,作为国开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机制,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作用值得关注。

国开行求变

国开行国际顾问委员会成立于1999年,此时,陈元接手国开行仅1年时间。

回顾国开行这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引入国际智囊团同陈元对国开行的治理思想一脉相承。

1998年,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陈元已经在人民银行工作了10年。随后,陈元调任国家开发银行,被寄望把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搞好。

从监管者转变为政策性银行经营者,接手国开行这个庞然大物对陈元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他曾表示,当时是带着挑重担的心情来到了国开行,难度更大的是要对这个“没有多少市场机制”的领域进行改革。

当时,在不少人心中,国开行作为国内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就相当于政府的第二财政,是可以借钱不还的免费午餐,其不良贷款率曾一度高达32%。按照陈元当时的表态:我们需要控制风险。

于是,陈元开始从国外寻找一些想法。他得到了西方发展机构的大量报告并雇佣波士顿和毕马威等多个国际顶尖咨询公司作为外国顾问,进行“照镜子”和“做体检”。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陈元在央行工作时,结识了不少国际金融界重量级人物。因此,一种想法产生:将这些高端人士纳入国开行,成立“智囊团”,也符合国开行打造“国际一流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战略目标。

当时,对于外国专家来说,加入“智囊团”意味着能够有机会接触中国的金融政策制定者,有机会了解中国金融体系如何运作。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巨大的金融市场将对外资金融机构逐渐开放,加入政策性银行的顾问委员会可能带来商机。

双方一拍即合。

1999年3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了国际顾问委员会。同年11月,由16名国际顾问参加的第一次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召开。

当时,中国经济正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因此,首次会议议题选择了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之策,以及国开行如何满足经济发展对长期、战略性投资的需求问题。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宗良认为,国开行作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金融机构,需要采取一些特殊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国开行在国际市场设立了许多小组,进行前期调研,配合决策,但国际市场相当复杂,难以在短时间内准确了解所在国的国情和详细信息,这对海外项目的贷款风险控制提出了很大挑战。

他进一步表示,一些项目也需要当地银行做结算配套服务,组建一个由各国政要和国际金融机构专家组成的咨询顾问团能够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政要和专家们可以通过他们长久积累的各种人脉和资源,迅速搭起两国经济活动之间的桥梁。”

特殊的公司治理

从2000年起,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已经成为了国开行内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国开行发展历程上,国际顾问委员会起到了很好的“智囊”作用。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当国内各大银行纷纷为实现信息化建设而招兵买马时,国开行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陈元认为国开行的信息化建设要走IT外包的路子。

当国开行《电子银行规划纲要》出台时,IT外包相关规划已赫然在列。是否将系统外包给服务商,当时在国开行内部引起了不小争议。

有人认为,外包在国内是个新事物,在国内银行界更是闻所未闻,IT外包风险太大。 陈元则表示,国开行的IT系统会越做越大,但我们的核心任务是银行业务,而不是IT建设,我们不可能自己养一大批高素质的IT专业人员。

这一发展战略正来自于国际顾问团的建议:根据发达国家银行信息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一个企业要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这种理念使陈元决定了走国开行的IT系统外包之路。

国顾委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另一个例子是,2007年,国开行以每股7.2英镑参股英国巴克莱银行,持有其3.1%股份。这一价值15亿英镑的交易吸引了全球金融市场目光。

作为这笔交易财务顾问的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松当时负责了与国开行的联系。他曾是国开行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一员。英格兰银行前行长乔治爵士当时也是国开行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陈元表示,国开行对巴克莱的投资不是以财务投资短期盈利为目标,而是长期的战略投资,着眼于长期合作。

根据国开行与巴克莱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巴克莱银行将向国开行转让管理经验和技术,提供人员培训,而国开行将支持巴克莱银行的全球发展战略。

陈元认为,巴克莱银行将会带给国开行很多风险管理和国际化业务中的新技能。

国际精英智囊

“国际顾问团对于国开行发展和公司治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一些决策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制定,因此,选择那些合适、对中国友好、真正愿意为中国发展付出努力的专家就十分重要。”宗良认为。

例如,现任顾问团团长、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在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始终致力于加强澳大利亚同中国的关系。卸任后,他还积极穿梭于两国之间,为促进各种经贸活动而努力。

顾问团中有一些陈元多年的老朋友。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便是其中一位,他曾是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陈元听到保罗·沃尔克的名字还是从他父亲陈云那里,陈云认为沃尔克是美国“经济上的总统”,给陈元留下深刻印象。

保罗·沃尔克曾多次造访过中国,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提出过很多观点和建议。在一张早期国顾委成员合影中,高大的保罗·沃尔克坐在了陈元身边。

当保罗·沃尔克传记被译成中文版时,陈元破例接受邀请,写下《一个中国人眼中的保罗·沃尔克》为其作序,对保罗·沃尔克高超的专业水平和对公众事务的奉献精神给予了很高评价。

不久前,85岁高龄的保罗·沃尔克参加了2012年上海陆家嘴论坛,他在论坛上主张中国应发展更多的中小银行以帮助更多小企业,并强调银行系统首要关心的应是客户,反对银行为自身利益涉足高风险投资。

国顾委成员中也不乏顶尖学者,刘遵义刚加入时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2004年,他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2010年11月任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来,刘遵义一直担任国顾委委员。

一位熟悉该委员会的人士表示,国开行作为一家主要从事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政策性银行,国际上,开发性金融开展较为成功的当属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银行。因此,来自以上机构的高管也是国际顾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实际上,国开行在小额贷款、农村金融等方面和这些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展了很多合作,这些国际顾问为国开行带来了很多小额贷款、农村金融的先进理念和经验。

国开行新农村处一位管理人员回忆起当年参加外国专家小额信用贷款培训时,还对一些细节记忆深刻,“外国专家根据一些国际经验提出,在选择抵押物时,不一定要拘泥于传统大物件,其实,只要是对于农户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纳入考虑之内,如家传的婚戒等。这的确是对我们传统思维的拓展”。

记者分析后得出结论,综观历届国际顾问团人选,大多是欧美前政治人物、高校校长,以及世界金融机构高管。这些重量级人物一方面将发达金融市场的理念带入中国,另外一方面也结合国开行的特点,为其发展战略提出意见和建议。

但也有业内人表示,尽管国开行已经把国际顾问委员会视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参与会议的顾问们并不能对国开行的内部经营和管理做出实质性的约束。因此,他们对国开行的影响力有限,更多是作为一个独立咨询机构存在。

同样有公司治理专家表示,外国专家的客观中立性也是一个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国开行也应该加强自身的独立研究,不能过于依赖外国专家。当那些外国机构和专家不能在咨询过程中完全排除自身商业利益时,给出的建议是否能保证客观和中立,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在涉及重大战略利益的决策中,咨询过程中要非常谨慎。”宗良表示,“对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使用要有一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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