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巍巍 康淼 王艳明／文
“阿特斯去年亏损5000多万美元。”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全球市场高级总监张含冰告诉记者，“但这在光伏行业中还算好的，据说其他一些大型光伏企业亏了六七千万美元甚至更多。”
统计数据显示，由于需求无力、价格暴跌，八成光伏上市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业绩将下滑。而库存高企、经营性现金流锐减，再加上投资基金和银行对光伏热情的消退，全行业正面临资金链条紧绷甚至断裂的风险。
雪上加霜的是，受到光伏产业整体萎靡的影响，各投资基金及银行纷纷调低对光伏企业盈利的预期，投资力度明显减小。根据ChinaVenture投中集团旗下金融数据产品CVSource统计显示，2012年，只有光伏逆变器生产企业格瑞特新能源1家企业获得PE投资。
事实上，业界早有“警惕过热”的呼声，但都被吞没在光伏产业疯狂发展的热潮中，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如今，发展的热潮还没有完全退去，光伏产业已经在面临着生死考验。
量增价跌
得益于欧洲光伏市场的拉动，我国光伏产业在2004年后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历程，连续多年增长率超过100%。2007年至今，我国光伏电池产量稳居世界首位，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产品输出国。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已达到3300万千瓦，实际产能达到4500万千瓦；从国内情况来看，2011年，我国光伏电池产能已经达到3500万千瓦，已可以满足全球太阳能光伏电池的安装需要。
张含冰告诉记者，虽然近年来国内光伏市场逐步开启，但短期内难以改变外需市场的主导地位，我国光伏产品95%以上仍然销往海外，且呈持续上升态势。来自光伏产品出口大省江苏的数据印证了这一观点：去年，江苏省太阳能光伏电池全年累计出口数量同比增长70.2%。
光伏产品出口量不断提高，价格却不断下滑。以太阳能电池为例，去年出口均价下降37.1%，从年初的2美元/瓦持续下跌，最低价仅为0.8美元/瓦。尽管光伏电池全年出口量增长七成多，但江苏省去年光伏产品出口总额仅增长12.2%，为152.3亿美元。
记者走访多家光伏企业了解到，去年以来，光伏业毛利率急剧下滑，硅片、电池片和组件价格降幅均超过40%，大量中小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面对量升价跌的局面，光伏企业普遍感到“日子难熬”。
“2008年以来陆续发生的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美市场不景气，对光伏产品的需求增速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呈现产业过热的势头。前些年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很多传统企业投资进入这一新能源领域，导致国内产能过剩，供过于求。部分光伏企业打起价格战，引发的效应从光伏产业链下游一直传递到上游。”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
出口遇阻
近期，欧美针对我国光伏产品的“双反”“紧箍咒”越箍越紧，让国内光伏业出口蒙上一层阴影。
美国商务部3月下旬做出对中国太阳能光伏电池产品反补贴调查的初裁，认定中国涉案企业存在2.9%~4.73%不等的补贴幅度，并追溯90天征税。
5月份，美国商务部再次宣布新一轮对光伏电池及组件产品反倾销调查的初裁，裁定中国涉案企业适用31.14%~249.96%不等的临时反倾销税率，并将征税措施向前追溯90天。这一次的惩罚性关税将会叠加在3月份宣布的反补贴税之上。美国商务部终裁结果将在今年10月宣布。
坏消息不止这些。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正荣说，欧盟和印度也可能跟随美国的脚步，对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做出类似的“双反”调查，课征惩罚性关税。这将让光伏企业的处境雪上加霜。
“我国近六成光伏产品销往欧盟市场，一旦欧盟‘双反’，我国光伏制造商将遭受摧毁性打击。”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徐征说。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说，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是典型的“三头在外”产业：一是光伏电池的生产设备主要从国外进口；二是晶体硅材料主要从国外进口；三是生产的光伏电池产品主要出口国外。近年来，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部分企业已基本掌握了多晶硅材料的生产工艺，多晶硅产量已满足了我国50%光伏电池生产需要，光伏电池生产设备的国产化能力也迅速提高，“三头在外”的状况有所改变，但光伏电池产品市场在外的状况尚未改变，许多关键装备和主要原辅材料的对外依赖度仍然很高。
史立山认为，今后相当长时间，我国光伏产业主要依赖国际光伏市场的状况将难以持续。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除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外，还试图通过制定更加严格的减排规则、技术标准、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来强化产业控制主导权，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
模式反思
与遭遇出口“寒冬”相比，国内光伏业的高能耗危机更让人忧心。“多年来，中国人自己高能耗，加班加点为老外节能，太阳能光伏产业这种发展模式已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将这种现象喻为“人吃苹果我食渣”。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光伏产品生产过程中，硅提纯阶段能源消耗量最大。以生产功率240瓦的CS6P组件为例，硅冶炼、硅提纯、硅锭及硅片制造、电池品制造、光伏组件制造等阶段的耗电量大致分别为38度、398度、64度、39度和5度，全程耗电544度，而这可以让2.2瓦的发光二极管灯泡发光120年（按照每天工作12小时计算）。如果这块组件被安装在光照二类地区，耗电量将在1.9年内收回，并在未来的20多年间，大致产生12098度绿色电力。
“这种短期能耗投入与长期能源节约的比率有力证明了太阳能光伏是节能产业。但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产品的效用要以消费地来衡量，而不应以产品生产地来计算。”林伯强说，外国消费者使用光伏产品，确实起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但中国却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说太阳能光伏是新能源，对中国来说，现在是伪命题。”
而光伏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去年，浙江海宁的光伏企业晶科能源有限公司就因为污染环境被当地政府部门通报。去年8月，晶科能源周边河道发生大批鱼死亡事件，当地村民认为是晶科能源污染所致。事实上，去年4月，晶科能源的排污口就已经出现超标现象，当地环保部门已经责令公司整改，但整改不彻底。
让外国消费者使用清洁能源，让国内老百姓承担高能耗与高污染，出口这样的产品对我国来说得不偿失。和光伏产品境况相似，我国大量出口稀土、有色金属、钢材、焦炭、化工原料，以及数量巨大的廉价服装、鞋子、玩具等，都是高能耗低附加值产品，我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了“世界垃圾场”。林伯强认为，国家的外贸导向要与全局性能源战略吻合，“这种牺牲能源换取外汇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开拓国内市场
一些专家就此提醒，我国应警惕光伏产品出口“以新能源之名行高能耗之实”，把握当前国外市场需求不振的契机，出实招开辟国内市场。
史立山表示，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70%以上，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巨大，发展光伏发电势在必行。目前，德国光伏发电量占到其总发电量的3%，如果到2020年我国光伏发电量占到总发电量的3%，光伏发电量将达3000亿千瓦时，需安装光伏容量2亿千瓦。按此目标，每年需安装2000万千瓦，这将为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史立山说，近年来，我国采取特许权招标方式启动了大型光伏发电站的建设，以常规电站建设和管理方式建设大型光伏电站，这对推动我国光伏电站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集中建设大型光伏发电、以远距离高压输电的太阳能利用方式并不科学。太阳能资源的主要特点是分布广泛，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优势是分布式应用。所以，要加快电力体制改革，开放用户端电力市场，培育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为加快培育国内光伏市场，完善光伏发电并网技术与标准也势在必行。徐征认为，一要加强光伏并网技术研发力度，建立微电网工程示范；二是组织电网公司、光伏电站安装商与运营商、光伏并网与储能设备制造商等制定光伏并网技术标准；三是加强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间的沟通协调，引导有条件、并网难度小的光伏发电设施率先并网，先易后难，不断完善光伏并网管理体制。
此外，有专家认为，应当加快培育多样化的光伏市场，坚持并网发电与离网应用相结合，支持与建筑相结合的光伏发电系统、小型光伏系统、离网光伏系统等应用，开发多样化的消费光伏产品。
加快产业整合
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光伏产业面临的出口困境也是产业整合的一个契机，一方面，可以顺水推舟减少光伏产品的出口量，另一方面，通过优胜劣汰，推动产业升级。
林伯强认为，当前欧美正要提起“双反”调查，“棒打”中国光伏产业，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该反思旧有发展模式的时候，应该顺势逐渐缩减光伏产品出口。
“我们不能把进出口总额作为评价经济开放度的唯一指标，而要对出口产品进行综合评价，改变对高耗能产品出口创汇作用的依赖。应该以内贸为主，把出口规模控制在10%以内，取消出口退税。”林伯强建议，适当提高光伏产品资源税，“提高环境门槛，是现阶段的可行性手段，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如果条件具备，也可结合能耗水平，实行更具差别化的进出口税收政策。”张含冰说，即使同属高耗能产品，如果一个企业生产能效高，则可使用较优惠的进出口关税。以此引导企业提高生产水平，避免对整个行业“一刀切”。当然，这对建立健全企业节能、排放的监测检测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应加强光伏产业整合研究，做好应对行业“洗牌“准备。我国光伏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一度超过30%，有些甚至达到50%以上。制造富豪的神话和地方政府的热情，助长了很多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统计显示，各省（区、市）均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的新兴产业，更有来自房地产、服装、纺织等产业的资本大举进入，而这些企业普遍规模小、能源利用水平低、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徐征认为，宜抓紧本轮国际市场疲软导致光伏产业普遍亏损的时机，加快淘汰投机类企业，鼓励优势企业兼并中小企业，激发规模效应，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