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飞 韩韬／文
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诚信”）控股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下称“中诚信国际”）正在酝酿主权信用评级业务。
“我们计划在近期推出主权信用评级，首批评级对象涵盖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中诚信董事长毛振华向记者透露，“我们有一个比较新的理论框架，重点关注评级对象的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
事实上，在此之前，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已经先后推出了主权信用评级。
但“国内评级机构在主权评级上基本还是‘自娱自乐’。”一位评级机构人士对国内的主权信用评级并不看好。
毕竟，主权信用评级需要建立在强大的市场公信力基础上，而这恰恰是中国评级机构最受人诟病之处。
即便在中国最早成立的全国性评级机构中诚信，其市场影响力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中诚信其他业务的发展也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
发家之路
中诚信成立于1992年。那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当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毛振华影响很大，他随后毅然选择“下海”，希望成立一家全国性的评级公司。当时，年仅28岁的毛振华已经是处级干部。
凭借在政府部门工作时的人脉资源，以及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的校友资源，毛振华“软磨硬泡”，最终拿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业务许可证。
这个金融业务许可不只包括评级，也包括投行、咨询等其他金融业务。
20年过去了，中诚信如今已经是中国评级行业的领头羊。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初步统计，2011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直接评级收入（不包括跟踪评级）为4.6亿元，其中，中诚信和联合共占有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
然而，在创建之初，中诚信的业务发展并不顺利，甚至一度“不务正业”以维持生存。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债券市场先天不足，发展曲折反复。中诚信成立之时，国内债券市场只有国债，且国债的利率被严格限定，不能低于银行利息，评级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我们成立后，开始十几年，几乎没有什么业务量。”中诚信副总裁何敏华表示。
尽管早在1992年，中诚信就在董辅甸、厉以宁、江平等多位知名学者的组织下，制定了国内第一套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公布了第一部《信用评级业务指南》，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都似乎只是摆设。
“90年代初，企业的融资基本靠贷款，后来，股票市场逐渐发展起来，但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却相对滞后，这阻碍了信用评级公司的发展。”何敏华介绍说。
中诚信借以完成公司原始积累的，并不是评级业务，而是企业改制投顾、咨询等业务。如为三峡工程设计融资方案；先后担任杏花酒厂、中国有色、武汉中百、伊利实业等众多企业改制和上市的财务顾问；参与山东华能在纽交所上市的项目等。
除此之外，中诚信“不务正业”的一些投资业务也相当成功。如位于北京长安街的曾经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烂尾楼——招商国际金融中心，被中诚信收购，后来，此投资项目经过包装处理，让中诚信收益颇丰。
当时的国内没有好的评级市场，而公司也需要生存，“只能被迫去做投资”。
与成立中诚信之初的踌躇满志相比，此时的毛振华，更多的是无奈。尽管中诚信一度占了70%甚至更多的评级市场份额，然而，中诚信通过评级“并没有赚什么钱”。
不过，随着银行间市场的建立，中国债券市场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
“2005年，短期融资券的推出，被认为是我国信用债券市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企业开始大规模发行无担保的信用债券。”何敏华表示，“只有在信用债券市场大发展的情况下，债券评级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同时，监管机构对评级机构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升。
2005年，人民银行颁布《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规定“企业发行融资券，均应经过在中国境内工商注册且具备债券评级能力的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并将评级结果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公示”，并宣布认可远东、新世纪、中诚信、大公和联合信用5家评级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评级结果。
市场和政策的双重利好促成了评级行业的实质性发展。
“从1992年诞生到2005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赚，到2005年，当年就赚了1000万。” 何敏华表示。
凭借早期构建的评级指标体系及深厚的人脉资源，“回归主业”的中诚信发展迅猛。2011年，中诚信旗下评级业务收入为2.7亿元。
合资风波
上世纪末，国外评级机构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市场。但一方面，外资评级机构在华成立控股公司或者独资运作都不被允许，另一方面，中国债券市场刚刚起步，外资机构也持观望态度。于是，组建合资公司成为外资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不二选择。
而此时的中诚信也在尝试各种途径以提升评级业务量，最终，与惠誉达成了合资协议。
1999年，惠誉与中诚信宣布合作，共同组建中诚信国际，惠誉拥有其中30%的股份。惠誉与中诚信签署不竞争条款，允诺合资期间不在中国独立开展与此合资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可惜时运不济，合资公司成立后，因为当时一些政策的原因（一度停发公司债等），公司业务一直处于空白。
2003年后，中国证监会草拟《资信评级机构从事证券资信评级业务管理办法》。当时市场有消息称，可能会允许某些国外评级机构在中国进行独立证券类业务的评级，条件是，这些公司要在中国以外做过10年以上评级业务，给中国企业海外发债评级超过7年。
尽管只是一种可能，但这仍让惠誉非常着急。如果允许国外评级机构在中国独立进行证券评级，很早就进入中国的惠誉，就会因为与中诚信的不竞争条款而难以占得先机。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惠誉的决定有些鲁莽了。
中诚信知情人士表示：“当时，惠誉是非常开心地强烈要求要走，穆迪就挺聪明，觉得国外评级机构在中国独立进行证券评级不会放开，惠誉走了之后，穆迪马上就来了。”
“穆迪与中诚信的谈判超过了一年的时间。”前述中诚信人士表示，“尽管谈判最终给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中诚信还是不太愿意卖这部分股权。”
“我们实际是同床异梦。”毛振华曾表示，“他们要独资，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民族品牌。”
“但当时的监管层并不是很信任中国本土的评级机构，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穆迪占中诚信国际49%的股权，中诚信占51%。”前述中诚信人士表示。
“这是一个成功的谈判，但是一个失败的交易。”毛振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然而，令谈判参与者都想象不到的是，几年之后，这个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的合资交易却令中诚信饱受批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汪巍曾撰文指出：“进入21世纪后几年，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公司利用我国在信用评级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长驱直入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
当时，除穆迪占中诚信国际49%股权之外，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标准普尔也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
汪巍在文中表示，“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除大公国际外，其余已经或正在被美国控制。”
对此，毛振华解释道，对于外界一直批评的“中诚信与穆迪约定七年后持股51%，实现绝对控股”的条款，事实上这只是一个“option”（选择权），是“别的评级机构如果出现外资机构控股的时候，他们有控股的选择权”。
“但是，去年我们把这个‘option’ 取消了，穆迪不会取得控股权。现在，财务报表等都在我们这，穆迪只是派了一个总裁过来，要说他们怎么控制我们，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毛振华看来，这只是一桩单纯的生意。
“中诚信跟穆迪的合资，本意在于‘以市场换技术’。”毛振华表示。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营运部张陆伟认为，“外资参与，如果是输出技术和管理的话，不见得是坏事。”
左右为难
经过20年的发展，中诚信早已确立了在评级业的“江湖地位”，但领头羊的位置并非坚若磐石。当前的中诚信正受到国内同行的激烈挑战，领先优势已不是十分明显。
在市场份额方面，“中诚信已由原先的70%甚至更多，降低到现在40%、30%的水平。”债券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诚信在新业务的开展上相对缓慢。”
根据中诚信的统计数据，2011年，按发行支数统计，中诚信国际在短融、中票、企业债的市场份额分别占到了37%、38%、30%；按发行规模统计，则分别占据40%、36%、47%的市场份额。
自去年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先后获得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的认证之后，证券市场评级机构已达到6家，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机构也增加到5家。
与此同时，评级市场虽然增长迅速，但总体来说，市场规模却并不大。
“中国评级行业蛋糕还是小得可怜，整个行业总收入不超过15亿元。”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副总裁周沅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几家公司平分，再刨除各种费用，平均每个人不足10万元，一年10万根本养不起一个博士。”
“僧多粥少”的现实，令评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
许多后发评级机构正激烈抢占评级市场份额，有时甚至采取“非常手段”。“新的评级机构一进场，就是放级别、抢客户，往往增长最快的机构就是最坏的机构。”业内人士对评级市场的现状颇感不满。
“比如，中诚信只给百强县的融资平台评级，百强县以外的基本不碰，但一些评级机构对很多县一级的平台都给很高的级别。所以我们的市场份额逐年下降。” 毛振华表示。
多家券商固定收益部分析师告诉记者，目前，行业内评级结果认可度还是以中诚信最高，联合、大公次之，新世纪、鹏元诟病相对较多。
“新世纪的正式评级报告还有错别字，做的比较‘糙’；鹏元基本上比同行给高一个级别，胆子比较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称。
“评级这个行业十分特殊，如果监管层放任评级机构充分竞争，则很容易产生‘劣币驱除良币’的情况。”业内人士表示，“评级机构的生存环境是很差的。”
“如果选择与其他评级公司一起去竞争新客户，面对着投资者、券商的高评级偏好，中诚信就有可能为了市场份额，降低自身的评级标准，但这样对评级公司的伤害是巨大的；而如果不发展、不竞争，就有可能市场份额越来越低。”对于中诚信当前的处境，业内人士如此分析。
公信力难题
中诚信遇到了增加市场份额与维持评级公信力的两难困境。事实上，这并非中诚信一家的“难念的经”。中国评级行业的公信力历来为外界所诟病，并且已经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多数时候，债券投资者并不是很依赖外部评级的。”张陆伟透露，“在银行间市场，银行作为最大的投资者群体，很多时候并不看重外部评级，基本上每一个大的银行都有一套内部评级体系，绝大多数银行在购买债券的时候，还是以内部评级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据介绍，即使债券经过信用增进，债项评级达到很高的级别，但是多数银行进行投资时，仍然是参照发行人的内部评级结果来定价，并没有参考外部评级。
中金公司就有自己的内部评分系统。中金公司分析师姬江帆介绍，国内评级没有明确的投资级投机级区分，“我们内部的评分体系，1档为最高，5档为最低，1~3为投资级，4和5为投机级，当然5比4更差。”
在中诚信等评级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均可以查阅到，评级符号对应的含义基本上与国际标准一样，即BBB级及以上的级别为投资级，BB级及以下的级别为投机级。
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外部评级公司的最低级投资级BBB级应对应中金公司这样的内部评级系统的3分。
然而，我们看到，外部评级在很多时候与内部评级的结果差异巨大。
如在中金公司2012年5月24日的债券分析报告中，鹏元对“12天富电力债”的主体与债项评级均为AA级（投资级），而中金的评分为4-（投机级）；联合对“12晋国电债”的主体与债项评级也都为AA+（投资级），中金的评分则为4+（投机级）；中诚信对“12湖北联投债”评级为AA+级，而中金公司的评分只有3分。
内外评级的巨大差异，使得外部评级对于投资者而言形同虚设，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差异也会对债券发行带来不小的麻烦。
“比如某个投资者根据内部评级结果要求收益率达到7%，而债券的外部评级级别较高，发行利率低于7%，这样投资者就不能买，债券发行就容易陷入被动。”张陆伟表示。
据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以投资人付费模式建立的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最近计划向市场公开发布评级结果。据了解，中债资信的评级结果与市场上的评级公司有较大差异。
“如果中债资信向市场公开发布评级结果的话，我个人预计会有触动，以后，其他评级机构再评级的时候，手可能会紧一些。”债券业内人士分析道。
有评级业内人士表示，“外资评级机构靠的是自己的百年信誉，才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话语权也不是说给你就给你的，必须要市场信任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