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军／文
中国近几年流行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中国老妇和一个美国老妇在天堂里相遇了。中国老妇说：“我到临死前终于攒够钱买一套房子了。”美国老妇则说：“我临死前才终于把房子贷款还清了。”
这则笑话基于美国人喜欢挥霍而中国人习惯节俭的成见，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失衡的世界经济如何失去方向。
这次危机在两个方面区别于过去的经济动荡，同时也解释了它持久不愈的原因。第一个是信贷悖论：它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破坏稳定。全球金融的扩张及其支配地位为更快的资本积累和物质丰富打开大门，但与此同时也播下危机的种子。在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神秘的金融操纵让消费者能够轻易享受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和更长的假期，即便他们根本没有储蓄。
美国等富裕国家的信用过剩导致中国和巴西等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国家生产过剩。这种不平衡对双方都产生消极影响。在西方，几十年来，实业家们纷纷将生产转到劳动力、设备和材料都更廉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本国的制造业不断被掏空。此外，中产阶级也萎缩了，原因是金融驱动型经济产生的收益都到了“肥猫”手里，他们操控着信贷杠杆。在新兴经济体，城市化和工业化使无数人摆脱贫困，但也给环境带来很大影响。
危机的第二个特点是相互关联性。如今世界不再是平的了，它更像一个迅速收缩的鱼缸。全球化解释了为什么占欧洲经济产值2.3%的希腊这条小鱼的蹦跳挣扎威胁到整个欧洲大陆的沉浮。它也解释了我在安徽一个偏远山区了解到的一家养鹅农户面临的困境。在危机之前，一只鹅的鹅绒可以卖13元人民币（约合2美元）；但在危机之后，同样数量的鹅绒只能卖不到7元。这个农民在城里打工的儿子也因为大量海外订单取消而下了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改革，信息技术也给生产和销售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但是，由此带来的高增长和低通胀的全球繁荣不可复制。自从互联网泡沫2000年破裂之后，世界经济就再没有找到新的推动力。相反，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消费者试图通过无节制的借贷——其中很多用于房地产——来实现经济繁荣。现在，日益提高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持续增加的通胀压力和数额巨大的主权债务已经让财政和货币政策杠杆不再那么有效。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能期待通过新自由主义——包括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自由贸易——来振兴经济。信贷悖论从狭义上说是一种金融危机——更广义上说它是一种信仰危机，它呼唤我们从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资本本身去自律。要防止它抵押掉人类的未来，各国政府必须改变对市场的放任态度。政府需要用“看得见的手”来管理市场，修补监管制度，约束不计后果的行为。政府应鼓励私有企业投资真正的经济，推动技术创新和就业，而不是投机和牟取暴利。
其次，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即美国、中国和欧盟，必须增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避免保护主义倾向。
第三，必须恢复平衡，包括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内需与外需的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衡。中国已经行动起来，鼓励国内消费，而不是一味依赖出口。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航空、核能和太空探索领域的革命。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出现了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只有科技领域的进一步创新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并引领世界最终走出当前的危机。
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推动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两国还需要在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和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中美两大经济体彼此已经高度依赖：去年，双边贸易超过4500亿美元。
摩擦难以避免，但重要的是双方通过基于平等和相互理解的协调合作来处理分歧。只有承认我们对彼此的极度依赖，我们才能让“鱼缸效应”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产生负面影响。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社长，本文载于7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7月19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