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罗三秀／文
前不久，东南大学110周年校庆。为回报母校，经济学家华生与夫人铁凝向东南大学捐款1100万元。不料，此举却为华生惹来了不小的麻烦。
有人调侃，“华生挥手间捐出1100万元，不过是超级富豪拔根毛。”甚至有人恶意攻击：这钱可能是其夫人凭职权贪腐而来。
不过，在捐款风波平息后，华生并未因此受挫而拒绝再做慈善。
在华生位于北四环中路的办公室里，记者问他退休后的打算，已近耳顺之年的华生毫不犹豫地说道：“能在学术前沿做多久就做多久，做不动了就做慈善。”
成名之路
提起华生对东南大学的特殊感情，还得从他的人生经历讲起。
1953年，华生生于江苏南京。本该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华生却过得非常压抑。作为“黑五类”子女，华生经常受到歧视，这对他今后的性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原本是很阳光、活泼甚至调皮的，现在有人说我看起来有些忧郁。”华生说。
不过，华生并未因此沉沦，在青少年时期，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读书。
上初二时，在中学图书馆里带头“偷书”成为华生的一大乐事。“都是外国的经典名著，例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大仲马的小说。”他说，读小说有很大的趣味性。
15岁初中毕业后，华生就下乡插队了，在农村一干就是5年。“那时候，扛着几箱子书，全部是马列书籍，《马克思传》、《列宁全集》等等。”华生至今记得，因为一天到晚看马列，甚至大队书记亲自跑来查看，觉得自己不正常。
在田间地头、在农村土房，华生的身影无处不在。“那时候种水稻，我光着脚，捧着《列宁全集》，就坐在田埂上放水。”回想起这一幕，华生自己都觉得好笑。
5年的农村生活结束后，华生又进厂当起了工人，与之相伴的依旧是几大箱子书。
在工厂时，华生就开始研究起经济问题，他尝试着撰写了一篇名为《应当实行资金利润率》的文章，并投到了南京大学学报，文章后来发表在1979年第1期上。
恢复高考以后，大量知识青年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然而，囿于“黑五类”子女的身份，华生迟迟未被学校录取。就在华生的大学梦将要破碎的时候，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补录班接纳了他。华生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在东南大学，华生选修了经济学。不过，因不守纪律，他常被批评。
“因为没上过高中数学，进校时数学不及格；第一堂课要求写26个英文字母，我只写了17个。”华生坦言，自己知识不平衡，所以进校时主要是到数学和英语班上课。
“有独立思维和独立行为方式，不一味追求学习成绩，却在很早时就确定要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成就的目标。”这是与华生有着同窗之谊的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许苏明对他的印象。
“大学四年主要是补习数学、英语和西方经济学，当时就定下了要么考研要么出国的目标。”华生回忆道。
“他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甚至可以为他的目标作出一定牺牲。他认为学好经济学之余，学外语是必需的，他常常钻研外语。”许苏明回忆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大学毕业后，华生顺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政系攻读研究生。
此时，国家经济改革正风起云涌。
1984年9月，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举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当时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改革已经开展，城市经济改革也箭在弦上。
这次会议上，有关价格改革的主张共有三派观点，其中，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主张一次性放开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以田源为代表的“调派”则主张逐渐、有选择地放开一部分计划外产品价格；而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等人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走双轨制价格改革并最终实现从计划价向市场价过渡的思路。
经过一番激烈的论战，华生等人最终脱颖而出。会后，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被中央采纳并于次年实施。2011年11月26日，价格双轨制理论获得了经济学界极有分量的“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莫干山“一战成名”后，华生开始走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前沿。那时，他还在读研究生二年级。
研究生毕业后，华生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6年，华生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被迫下海
就当在学术界名声大噪之际，华生作出了一个并不被太多人所理解的决定。1987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华生前往英国留学。
谈及当时的想法，华生说，虽然自己参与国家经济改革政策的制定，但仍感觉缺乏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知识结构有缺陷，需要到国外学习。
由此，华生开始了其七八年的海外留学、工作生涯。最初，他在牛津大学学习经济学，之后又在剑桥大学工作了4年。
留学期间，华生恰好赶上撒切尔政府搞私有化改革，推行大型国企上市。航空、水务、电力等行业的国有企业被允许上市，英国公民和海外留学生均可认购这些企业的股票。华生当时也参与了认购，其对股票的认知由此开始。
“作为经济学学生，我觉得要了解、实践证券市场。”华生回忆道。
不过，二级市场却让华生品尝了一把血本无归的滋味。他把在美国读书的妹妹打工积攒的1万美元都给亏得精光。幸运的是，华生回国时，被套的两三只股票出现了转机。他告诉记者，“有一只股票被收购了，还有一只涨得很好，所以最后还倒赚了几万美元。”
“经济学家做股票，做的时候赔，不做的时候反而可能赚。”华生后来还经常拿这段经历自嘲。
在国外时间久了，华生逐渐萌生了归国之意。
然而，世易时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国后，他被社科院拒之门外，之前分的房子被收，本人也被辞退。无奈之下，只好下海谋生。
创业之初，华生和从国家机关辞职的大学同学四处求生。开过火锅店、卖过书、搞过养殖、卖过酒、办过幼儿园……在商海中四处碰壁。
“知识分子下海，干啥啥不成。”华生笑言。
后来，剑桥大学的一位同事去看华生，建议他扬长避短，推荐其在国内引入发端于英国、已成为国际标准的ISO质量、环境等认证体系。经过校友的帮助和自己亲身考察，华生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受到国内和欧盟都认可的认证中心，亲自带队搞了第一批环境质量认证试点。
自此，华生的商业人生柳暗花明，结束了前两年为生计奔波、为发不出工资发愁的日子。无意间，华生成为90年代互联网兴起之前成功的海归企业家。
1999年，华生所掌舵的公司斥资1.57亿元收购了上市公司闽福发A，出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直至2003年卸任。
回归学术
生意渐入正轨后，华生的学术热情再次被点燃。“1997年到2002年，企业好转了，不用愁上顿没下顿。有点业余时间就会做研究。”华生说。
1996年，中国股市从3年熊市中走出。在短短8个月时间里，沪深股市牛气冲天，股价如脱缰的野马疯狂上涨。
注意到国内股市的奇怪表现后，1997年，华生开始思考国内股市的问题，并酝酿其回国后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这篇文章正面提出了股权分置改革问题，并于1998年初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
“和一个标准化市场（英国市场）对照，很容易就能看出中国的问题所在。”华生告诉记者，自己的思考得益于在英国的学习和实践经历。
不过，文章在发表后的3年时间里，并未在学界和证券业界产生反响。
2001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有股减持问题随即受到广泛讨论。与此同时，学界还掀起了一场股市大讨论，如吴敬琏的“赌场论”、许小年的“推倒重来论”。
在各方观点争执不下时，华生却独树一帜。
2001年7月，华生在《漫漫熊市的开始》一文中指出，如果按照国有股减持的方案，等于不承认国有股是非流通股，那么全部损失将由流通股股东承担，按此思路，A股的漫漫熊市就会开始了。
同年，为股改破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多部委联合召开讨论会议，华生受邀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华生重新回到了学术研究一线。
参加讨论会后，华生又发表了相关文章，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由此，华生暗下决心要逐步退出企业，回归学界。“1997年提出的问题到2001年才引起普遍讨论。”华生坦言，“这在当时给了我信心，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做研究。”
经过一两年的过渡安排，华生在2003年将上市公司和控股集团交由其创业伙伴和大学同学打理，自己则回归学术界，潜心做学问。
现在的华生，不属于任何一家高校或政府研究机构，更像是一个身份独立的民间学者，自掏腰包搞学术研究，还有几个助手帮忙。这几年，其研究领域已不局限于经济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总体研究的是中国社会的制度设计。
尽管在经商时也曾取得巨大成功，但是骨子里，华生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学者。
华生外出总会随身携带一个讲义夹，随时在上面写下自己对所研究问题的想法。“坐飞机、上医院、吃饭、排队……我都带着讲义夹。”华生说。
“对待学术问题，像孩子一般地较真。”一位采访过华生的记者提到，在公开论坛上，华生敢于和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辩论，对于一些发言后就早早离场的嘉宾，他也会不留情面地批评对方：“讲完话就走，哪有一点学术讨论的精神！”
“对待媒体刊出自己的文章，小到标点符号，大到文章标题，他都要认真修改。”华生的秘书告诉记者。
作为学者，华生除了搞研究之外，身上还有教育家的标签。目前，他仍然挂着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的头衔，尽管其多年前就已将学校事务交由他人管理。华生告诉记者，自己大约在2006年前后就退出了学校。
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及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对于国内的教育体制不无担忧。“中国的教育体系，行政色彩太浓，教育的方式、方法有问题，从管理体制到课程设置都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华生在珠海曾试图进行教育改革，但以失败告终。“在体制内办学，改革过激就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比如院长聘用制、教授治学。”华生表示。
虽然“功成名就”，但华生更愿意在家喝稀饭，而不是出去应酬。现在的他，每天工作至少10个小时。没有外出或会议时，他通常会在办公室花上一上午时间收读信件、邮件，读报，关注当天的经济新闻。午饭后稍作休息就开始投入正式的工作。晚饭后会和夫人铁凝闲话散步，然后各自散去，继续工作到凌晨。
在朋友、熟人的眼中，华生也有不少毛病，“有着急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清楚了还喋喋不休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