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明/文
希腊能否留在欧元区?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可表述为:希腊货币,如果有的话,是否能与欧元的汇率保持不变?
一国货币相对于另一货币的汇率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1)如果该国经济增长较慢,则其货币趋于走弱;2)若该国通胀率较高,则其货币因购买力下降而趋于贬值;3)若该国经常性账户赤字较大,则其货币趋于贬值;4)若该国货币利率较低,则套利行为将推动该国货币下行。反之亦反。
通常,这四个因素中有的推动一国货币升值,但其他因素又指向贬值,互相抵消,最终汇率变化取决于各因素强弱的此消彼长。比如,韩国在其经济腾飞阶段年均GDP增长高达9%,是同期美国经济增速的3倍,就此而言,韩币应对美元升值;但同时,韩国年均通胀率也高达9%,远高于美国的4.5%,这又指向韩币贬值。
在当今希腊的案例中,各因素对汇率的作用罕见地指向同一方向,即希腊货币应该对欧元贬值。从过去五年来看:首先,希腊经济年均萎缩2.8%,而同期欧元区GDP年均仅萎缩0.1%;其次,希腊年均通胀2.7%,也高于欧元区平均的1.6%;第三,希腊连年外贸逆差,GDP占比年均超过10%,而欧元区则为顺差,GDP占比约1.3%;不过,第四项利差因素为中性,因为希腊并无自己的货币,也使用欧元,而欧元只有一个统一的基准利率。
这正是问题所在,本来希腊可以通过调整汇率和利率来适应并调整本国的经济,但欧元区的统一货币和统一利率的安排使希腊失去了使用这种手段的机会。但这样的情况显然无法长期维持,也就是说,希腊货币必须贬值,而所谓希腊货币贬值,也就是希腊脱欧。
目前,希腊的情况有些类似20年前英镑危机爆发前夕。那时,包括英国在内的欧共体内部也实行人为的固定汇率制。但各成员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却并不支持汇率的不变。1989〜1992年间,德国GDP年均增长4.1%,同期英国年均增长还不到0.5%;其间德国年均通胀率3.7%,而英国年均通胀率高达6%;德国贸易顺差从80年代初每年40亿美元左右增加到90年代初的400多亿美元,同期英国则由每年约100亿美元顺差转为近400亿美元逆差。这些都指向英镑应对德国马克贬值,固定汇率制却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英镑危机终究还是在1992年9月爆发了,十天之内英镑就暴跌15%,英国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
类似的案例还有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中,之前被人为抬高的墨西哥比索和亚洲一些货币都经历了短期内大幅贬值。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经历汇率大幅贬值的国家都较快地走出了危机。比如英国,英镑危机之前五年,其经济年均增长1.4%;危机头一年,经济增速还提高了,达到2.2%;之后五年,GDP年均增速更提高到3.4%,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英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再看墨西哥,比索巨贬之前五年,其GDP年均增长3.9%;危机后头一年经济萎缩6.2%;但之后五年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速高达5.5%,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五年。
亚洲金融危机前五年,货币贬值最大的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四国GDP年均增长7.4%(算数平均值);危机后头一年,平均萎缩9.5%;但之后五年,这四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速恢复到年均5.1%,考虑到其间西方经济本世纪初衰退的国际大背景,这已经是个骄人的增速。
由此看来,希腊脱欧,也许是希腊经济复兴的必经之途。尽管这将经历一时的剧痛,但该来得早晚要来。
作者系新华社首席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