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们却发现，众多国有和非国有金融企业的高管，大都是在任上，直接从监管者变身为被监管者。他们之中，既有上级安排调动任职，也有自己主动下海履新。这种神仙“下凡”的故事，这种政商双栖的现象，对于改善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影响甚大，到了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时候了。
本刊记者 韩韬 罗三秀 梁敉静／文
官员到企业任职，这种现象，中外皆有。
比如，在美国，原副国务卿佐利克加入高盛，担任副董事长兼高级顾问团主席，被称为“旋转门”；在日本，各大官厅一般会把临近退休的高级官僚，安排到相关机构再就业，叫作公务员“下凡”。
这种“下凡”故事，在国外，一般发生在官员卸任或临近退休之时。
但是，在中国，人们却发现，众多国有和非国有金融企业的高管，大都是在任上，直接从监管者变身为被监管者。他们之中，既有上级安排调动任职，也有自己主动下海履新。
这种神仙“下凡”的故事，这种政商双栖的现象，对于改善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影响甚大，到了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时候了。
银行篇
有人说，政府部门官员到商业机构任职，好似“神仙”下凡。
在中国银行界，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之间，这样的“下凡”大戏持续不断。
空降国有大行
谈及部级官员担任国有商业银行高管，就不得不提及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
1981年，肖钢进入人民银行工作。从行长秘书，到计划统计司，再到政策研究室，直至担任主管金融监管的副行长。
2003年，43岁的肖钢接替刘明康，从人民银行“空降”中国银行，出任董事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有大行掌门人。从监管机构到商业银行，角色转换成为肖钢面临的一道难题。
当时，正值四大行股份制改革“前夜”，肖钢成了名副其实的“先遣兵”。
面对“背水一战”的形势，肖钢表示，银行业这次改革，无论在产权制度、公司治理，还是内部机制上，都将产生重大实质性变化，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
为此，肖钢与中行员工进行过数次面对面“恳谈”。在一次讨论中，不知因何话题，一位总行员工尖锐地问道：“你曾在央行任副行长，你认为政府部门好，还是商业银行好？你会选择部长，还是银行行长？”
肖钢回答：“银行家是一种职业，跟政府官员有很大区别。如果选择做银行家，就应该专心致志地做一个职业银行家。”
在肖钢领导下，中国银行于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分别在港沪挂牌，成功实现“A+H”股上市。
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这样评价肖钢：思维敏捷、勇于开拓创新，作风朴实、为人正派。
与肖钢一样，今年年初，王洪章被任命为建设银行董事长，调任前，他是人民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并在央行系统工作多年。
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主要挑战，仍然是如何尽快适应由宏观管理者，到微观经营者之间的角色转换。
同为副部级领导，2007年6月，唐双宁从银监会副主席一职，调任光大集团董事长。
对于这种由裁判员向运动员的角色转换，唐双宁用一副对联，描述了其中的心路历程。上联是：在机关昂首挺胸做公仆，否则没有权威；下联为：到企业猫腰低头当主人，否则没有钱赚；横批：大致如此。
当时，由于历史原因，光大集团所属企业数量众多，子公司、孙公司关系错综复杂。
对此，有人说，光大改革好似一部“天书”，将考验唐双宁的智慧和经验。
唐双宁果然不负众望。上任仅50天左右，光大集团重组方案就获得国务院批准；不仅如此，国内首家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帽子，也落到了光大集团头上。短短4个月后，中央汇金公司注资，光大银行随即步入上市历程。
公开资料显示，在上一轮人事调整中，工农中建四大行董事长，有3位来自人民银行，分别是前农行董事长项俊波、中行董事长肖钢和前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履新前，三人均为人民银行副行长。
在国有大行中，中行行长李礼辉有过7年监管部门工作经历，曾担任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
建行行长张建国也有过短暂的人民银行工作经历。
交通银行董事长胡怀邦，此前也曾在人民银行任职，历任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西安分行行长。银监会成立后，出任银监会监事会工作部主任，后升任银监会纪委书记。
交通银行行长牛锡明，曾任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工商信贷处副处长。
邮储银行多数高管，则拥有邮政系统官员的任职经历。
更加频繁的“下凡”……
证券篇
2012年5月15日，孙树明开始执掌广发证券，担任董事长一职。经过一年的证监会工作人员离职“冷冻”期后，孙树明终于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此前，孙树明担任广发证券党委书记。
进入广发证券之前，孙树明任职于中国证监会，历任会计部副主任、主任等职。
在孙树明之前，2011年，曾担任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处长的庞介民，也离开证监会，担任恒泰证券董事长。
监管部门官员到被监管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任职，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这些“下凡”的“神仙”，为所在机构的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胡关金谈起
在中国证券界，有着监管工作经历的胡关金，可谓是一位传奇人物。
1996年，深圳市改组深国投证券（后更名为国信证券），时任深圳证券监管办公室副主任的胡关金主动请缨，出任董事长兼总裁。
胡关金“主政”时期，国信证券的投行部门招揽了国内数量最多的保荐人，在2003年，取得了主承销数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然而，2004年5月，在国信证券业务发展如日中天之时，胡关金却“挂靴而去”，毅然赴任华西证券总裁。
胡关金入主后，华西证券仅用1年时间就扭亏为盈，业务大有起色。
对于胡关金在国信证券和华西证券的成功，外界分析认为，除了胡关金个人能力外，当地政府，尤其是证券监管系统的支持也是重要因素。
目前，国内一百余家证券公司中，不乏来自证监会和沪深交易所的高管。
中信证券副董事长殷可、招商证券副总裁孙议政、光大证券助理总裁胡世明、太平洋证券总经理王超、海通证券总经理李明山、国信证券总裁胡继之等，均来自证监会上市部、机构监管部、法规部等重要部门，或曾任职于沪深证券交易所。
“证监会官员下海到券商任职是正常的，并不稀奇。” 一位券商研究人员表示。
除了“下凡”到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也是证监会官员下海的重要去向。
原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莫泰山，曾经是证监会官员，历任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处长、主席秘书、基金监管部处长。
2005年，莫泰山投身公募基金，出任交银施罗德副总经理。2008年，正式升任董事、总经理。在其担任总经理的两年半时间里，交银施罗德基金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10年上半年，成立仅5年的交银施罗德，其管理的资产规模约有500亿元，在上海的基金公司中名列前茅。
外界曾评价，莫泰山最大的优势是监管层资源，对于资源的整合有着先天优势。遗憾的是，因为与股东在管理层激励问题上存有分歧，莫泰山最终选择离开。2010年9月，莫泰山投奔上海知名私募公司，出任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此外，国泰基金总经理金旭、建信基金副总经理何斌、中欧基金总经理刘建平、泰达宏利基金总经理缪钧伟、国投瑞银基金总经理尚健、融通基金督察长涂卫东……这些在基金业耳熟能详的高管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处——证监会基金监管部。
据本刊记者统计，截至2012年5月17日，在68家已发行基金产品的基金管理公司中，近半数基金公司出现了证券监管系统下海官员的身影。
在45名“下凡”到基金公司任职的人员中，有21名出自证监会，13名来自地方证监局、11名曾在沪深交易所工作。这些人员中，33人担任基金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余为监事、独立董事。
或许，下海到证券公司或者基金公司任职，已经成为证券监管部门官员职业规划的一部分。
下海的诱惑……
保险篇
近几年，保监会及各地保监局官员频频“下凡”险企，有的调任国有险企担任高管，有的则选择在非国有险企大展拳脚。
空降国有险企
前不久，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下称“中国人寿”）、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下称“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保险集团（下称“中国太平”）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正式升格为副部级单位，其组织关系及人事权也统一由保监会移至中组部。
3月19日、20日，中组部负责人分别前往上述四家单位，正式宣布包括各公司董事长等人事任命。
这场人事变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杨明生的职位更迭。
3月22日，中国人寿发布临时信息披露报告称：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杨明生同志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现年57岁的杨明生，在进入中国人寿前，曾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2003年9月，升任农行党委书记、行长，2007年7月调任保监会副主席。
此次人事变动中的另一主角是王滨，在调任中国太平董事长之前，他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
业内人士认为，与王滨相比，杨明生面临的挑战更大：担任中国人寿董事长后，杨明生要完成由“官”到“企”的角色转变。
由保监会官员“变身”国有险企老总，在保险业早有传统，中国人寿前任董事长袁力也曾经历这一角色转变。
2011年5月，原保监会主席助理袁力接替已届退休年龄的杨超，出任中国人寿总裁、党委书记。
袁力曾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平安保险（美国）公司等多家保险公司任职，1998年调入保监会，2006年1月起，任保监会主席助理兼新闻发言人。
记者发现，这些调任国有险企的官员，在进入监管部门工作之前，都有在金融机构工作的经历。
“袁力在进入保监会之前，曾经一直在保险公司工作，他的保险从业生涯要多于监管生涯。杨明生几年前是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属于被监管者。”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说。
在进入中国人寿前，袁力已经有27年的保险业从业经历。其中，在保险公司工作14年，曾任中国人保吉林市分公司国际业务处处长助理、平安保险（美国）有限公司总经理，熟悉财产险业务及国际险业务。
2011年，除袁力以外，保监会还走出了一位保险公司高管。
2011年11月，李劲夫入主太平财险担任“掌门人”，此前，他已被任命为中国太平副总经理。
李劲夫在进入中国太平之前，历任保监会南京特派员办事处主任，江苏保监局副局长、局长，2008年6月起，调入保监会任财产保险监管部（再保险监管部）主任。
而在进入保监会工作之前，他曾任职中国人保广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兼广州分公司总经理。
“像袁力、杨明生这种级别的官员由监管层走向企业，大多都属于正常职务调动，而这种正常职务调动的官员级别，一般在正局级以上，一般情况下也是到国有企业任职。组织关系其实是在中组部。”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
关于职务调动后的级别问题，这位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来说，级别不会有大的变动，如果有变动，属于“个人机遇”。
保险界曾在2005年和2008年分别发生过较大规模的人事变动。
2005年，三大国有保险公司高管发生变动。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现中国太平）和中国再保险集团的负责人均由保监会的官员出任。前者的董事长是原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后者的总经理是原保监会财产险监管部主任刘京生。原北京保监局副局长傅安平调任人保寿险副总裁。
2008年，原保监会中介监管部主任王建出任中国人寿养老险公司董事长；同年9月，中国保险保障基金公司成立，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兼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聘任原保监会财会部正局级巡视员曾于瑾为总裁。时任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调整任职领导干部集体谈话会上表示，此次干部调整是一次战略部署。
“下海”非国有险企……
（全文1154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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