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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哄而上的文化产业园 [《金融世界》2012年06月号 ]

由于投资巨大,只有少数文化产业园能够收支平衡,多数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盈利。

本刊记者  赵仁伟 廖君 杨一苗 冯源 孔祥鑫/文

地处武汉市江夏区的谭鑫培文化园占地3600亩,是全国最大的京剧主题公园。

武汉市江夏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蔡明贵告诉记者,文化园计划总投资6.6亿元,目前已由政府投入1.2亿元左右。主题公园的维护费每年都在400多万元,收回成本实现盈利可能会是一个较长的周期。

尽管投入不少,但记者在现场看到,免费开放的主题公园游客稀少。事实上,这一现象并非仅此一例。

谁都能批

目前,能够批准设立文化产业园区,或为园区授牌的部门上有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以及一些全国性行业协会,中有省级的宣传部、发改委、经信委,以及文化、广电、出版、工商等部门,下有市县级政府乃至其下属机构。

有专家认为,这种谁都有权认定园区的现象源于政府多头管理。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魏鹏举说,文化产业的核心圈四大行业——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影电视服务、文化艺术服务,就分别由新闻出版、广电、文化三大系统管理,单一的动漫产业链也由上述三大系统管理,而网络游戏还多了一个工信部门。

而据文化部相关人士介绍,目前,各地园区项目审批一般在发改委,土地供应在国土部门,规划在建设部门,文化部门没有决定权,甚至还不如文物部门的审核权大。

业内人士认为,在多头管理体制下,文化产业园区很难实现有序发展。

陕西省文化厅文化产业处处长王凤翱认为,2010年,全国市以下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整合后,理顺了管理体制,但是在省一级,各部门职责不清、业务交叉,不利于文化产业统一规划。

江苏省委宣传部改革办主任陈法林说,审批部门过多,给前期规划和后期管理带来诸多不便,这是造成园区过多过滥的重要原因。

多头管理体制还产生了诸多政策漏洞。南京市一家文化产业园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申报文化产业项目时,他们往往齐头并进,向不同的政府部门申报。“反正谁都能批,报上哪家算哪家,其实这是不利于文化产业整体发展。”业内人士透露。

陕西省委宣传部文改办主任雎励军建议,每个省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基地的评选命名工作,都统一归口到省级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管理。而陈法林也建议,可以设置一个协调机构负责文化园区的审批、授牌工作,协调文化、财政、工商、税务、国土等部门,统一审批、统一规划。

产业沉疴

除了审批方五花八门,记者还发现,文化产业园区的名称也多种多样: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其实园区与基地也没有明确区别,单个企业可称园区,企业集群又可称基地。产业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从文具生产到影视制作,从工艺美术到网游动漫等都被容纳在内。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与现代传播研究所所长王长寿表示,对文化产业范畴的理解存在国际国内不一致、不同行业不一致的现象,比如旅游、体育、会议、包装印刷、教育培训等是否应计入文化产业一直存有争议,而科技及工业产品的创意部分如何归入文化产业也是一个难题。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陈少峰认为,缺乏创意是当前许多文化产业园的通病。各地在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时应该更注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因为文创产业的定义与文化产业相比更为明晰,不易产生误导。他举例说,同样是旅游,故宫旅游是“吃老本”,就不该算是文化产业,世博园旅游是“吃创意”,只有依靠创意赚钱,才能算作文化创意产业。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统计口径混乱,亟待统一。国家统计局2004年4月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文化及相关产业划分为9大类、24中类和80小类。但是,北京和上海就各有自己的分类标准,江苏省和浙江省依据国家统计局标准,但是苏州和杭州又有自己的统计口径。

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李元告诉记者,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没有“文化产业”这个栏目,使对这一新兴产业的考核、监控和指导都有很大难度。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斌说,一些地方在国家统计局规定的文化产业门类之外,将软件开发、通信服务、设计服务、体育旅游等产业全部计入,显得文化产业的总量和增速都提升很快。

魏鹏举也认为:“文化产业要真正成为支柱产业,就不能搞统计游戏,否则就会存在虚火。”

泡沫风险

许多地方发展文化园区建设呈现一哄而上的态势:广告产业园、音乐产业园、新媒体产业园、出版创意产业园、动漫游戏产业园等名目繁多。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文化产业园投资动辄几千万元上亿元,多则数十亿上百亿的也不鲜见。由于投资巨大,目前只有少数能维持收支平衡,多数园区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盈利。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邵培仁教授做过概算,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10个城市,这四五年时间就建了300多个文化园。

武汉“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投资方武汉致盛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慧说:“园区投资几千万,运营成本每年都要100多万元,尽管现在一期园区已经饱和,但是要过六七年才能实现盈亏平衡,三年收回成本的原计划也无法实现。”

魏鹏举认为,受国家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各地政府加大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力度。但一些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大跃进式”发展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文化创意产业泡沫化风险正在积聚。

现在许多文化园区为打出“特色”牌,纷纷依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大兴土木,中视传媒无锡影视基地副总经理季美娟认为,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利用,但关键在于要找准对社会和国人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文化资源。她举例说,三国城和水浒城吸引游客并非三国文化和宋代文化,而在于《三国演义》文化和《水浒》文化。

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晓宁认为,如果文化园区依托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够深厚,很难形成长效发展机制,反而会透支破坏历史文化资源。

文化学者、西安外事学院文化产业学院院长肖云儒也认为,透支历史文化资源,过度策划趋势值得警惕,一旦脆弱的文化生态无法承载超负荷的策划和开发,反而会破坏固有的历史文化景点,弄得古不古今不今,不伦不类。

记者在北京、西安、武汉等地的一些文化产业园区采访时发现,一些园区建好后,通过招商引资吸引来一些文化企业,但这些企业并无明显的上下游关系,也没有形成文化产业链条,园区也与一般的写字楼没多大区别,一些园区的收入也只是靠收取的房租来维持运转。

吕晓宁认为,出现这种状况,与地方政府习惯于通过园区模式来发展文化产业有关,其动力是经营城市和土地增值,但这样做的隐患很大,容易出现文化园区“地产化”、“空壳化”问题。

他举例说,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园通过“文化+地产+旅游”的模式进行大规模土地开发,的确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和土地的增值,但从文化园区的角度看,里面虽然吸引了1500多家企业,但主要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在起作用,而不是靠市场自发发育形成的产业集聚,更像是一个文化企业的“大拼盘”,缺少真正的文化产业集聚。

“目前一些文化产业园区会变成一些地方发展房地产的卖点,此类园区缺少文化内涵,盈利模式也比较模糊。”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总经济师朱李鸣说,当前文化产业园区最缺的还是文化创意和产业集聚,占有大量土地建设文化园区的模式显然是不可取的。

从做“壳”转向做“核”

邵培仁认为,不少开发商主导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迫于盈利的压力,放宽园区的进入门槛,允许一些非创意类企业进驻,这将导致园区内文化创意生态环境被破坏。

陈少峰认为,文化产业园区至少应符合三条标准,首先,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化,没有规模化也就不可能产业化。其次,应有相当企业进驻,并生产相应产品,不能只成为卖东西的商业街。最关键的一条是要实现产业的集聚,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形成相应的产业链。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园区中高质量的园区很少,大都是‘撮合型’的,缺少资源整合和产业链的形成。”陈少峰指出,一些地方在建设文化产业园过程中“硬件思维”明显,往往先把园区建起来,再进行招商,缺少对产业和文化内涵的规划和提升。

业内人士建议,各地政府应加强科学规划,引导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做“壳”到做“核”转变,通过加快产业集聚、搭建孵化平台、完善扶持措施等提升文化产业园区的质量和效益。

首先,调整政府角色,搭建孵化平台。魏鹏举建议,政府做文化产业园区的角色需要调整,不要去做企业该做的事情,而是要做好公共服务,做好产业孵化平台的建设,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来推动市场培育,推动产业良性健康发展。朱李鸣认为,园区的功能应该是为小型艺术创意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为创意设计人才提供创意活动的空间,提供人才招聘、信息服务、融资渠道、产权交易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其次,重视软件建设,突出文化内涵。魏鹏举说,做文化园区需要一点耐心,不能有太多的功利心,对文化这种战略性的产业,要对内容的创造、科技的研发给予更多的激励和支持,而不是急功近利,只支持那些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要容忍一些企业扎实做好内容,内容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即使利税少一些也要予以支持。

其三,培育龙头企业,引导产业集聚。朱李鸣认为,对文创产业园区的考量应该看它的产业有无真正核心竞争力,也就是最终的文化创意产品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可。而且要看有没有在细分行业里的龙头骨干企业,有没有标志性的企业集团,只有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才能集聚大批关联企业并形成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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