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罗三秀／文
2012年5月，这个月份注定要铭刻在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夏基金”）的发展史中。
短短不到5天的时间，华夏基金的两个灵魂人物先后离职。先是缔造了华夏基金投资业绩神话的副总经理、基金经理王亚伟离职，后是成就了华夏基金规模佳话的灵魂人物范勇宏卸任总经理，退居二线。
随后，见证了华夏基金十余年风雨历程的三位独立董事——王连洲、龙涛、涂建也集体离开。
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过去14年，华夏基金一路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这个时代记载了华夏的巅峰和辉煌，有着鲜明的“范式”管理风格，也交织着范勇宏的抗争与无奈。
故事要从上世纪末开始说起。
发家之路
1997年冬天，时任华夏证券东四营业部总经理的范勇宏离开东四营业部，参与创建华夏基金。当时受命参与华夏基金筹备的，还有时任华夏证券副总裁、现任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林义相。
不到半年，华夏基金便在北京寿松饭店悄然诞生，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起人，分别持股55%、38%和7%。这一天是1998年4月9日。
作为当时全国最大证券营业部的总经理，范勇宏被林义相推荐担任华夏基金总经理一职。
就在华夏基金生日当天，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华夏基金发行第一只基金——基金兴华。欣喜之余，范勇宏和他的同事们很快又投入到新基金的发行工作中。4月28日，基金兴华正式成立。
此时的公募基金行业，犹如一张白纸。市场上的基金也都是早期成立的“老基金”，运作不规范，尚待改制。对于当时最早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而言，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
“基金是管出来的，不是卖出来的。”以业绩为导向是范勇宏一直所坚持的理念。因此，他非常重视华夏基金的投研队伍建设，在这方面的投入可谓慷慨。多年下来，华夏基金的投研人员多达170多人，其中不乏海归、高考状元。
“华夏基金管理层非常注重研发队伍的发展，重视人才的培养，进行了高额的投入。”一位接近华夏基金的人士告诉记者，“公司研发队伍比较稳定，虽然中途走了几个基金经理，但是整个研发体系没动，人才梯队保持得很好。”
范勇宏也非常重视从其他金融机构学习研发经验。一位接近中信证券的人士告诉记者，2000年前后，华夏基金曾到访中信证券当时的金融工程部门，了解其相关产品设计方案、不同类型投资风格的产品的研究。
对投研业务的投入，让华夏基金收获了不俗的业绩。
基金兴华在2001年、2002年连续获得封闭式基金投资业绩第一名。2002年12月，华夏基金更是在全国社保基金“选秀”中获得首批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资格。到2003年4月份，华夏基金已是国内管理基金数目最多、业务范围最广的基金管理公司。
除注重研发和业绩之外，范勇宏也非常注重公司治理架构的完善，以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2001年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人选的通知》，要求在基金管理公司法人治理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据王连洲回忆，华夏基金是第一个响应号召的。这位中国《证券法》、《信托法》、《投资基金法》三部重要民商法律起草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自2001年起就开始担任华夏基金独立董事。
在随后长达7年的时间里，王连洲、龙涛、涂建、鲁明泓、刘芳勤等五人组成的华夏基金“独立董事团”一直没有变化。
2005年4月，随着中国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基金行业步入高速发展时期。到2007年，公募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一举超过3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30%以上。
在此期间，华夏基金发展迅速。截至2006年12月30日，华夏基金所管理的基金资产规模达727亿元，居市场第三位。当年华夏基金实现净利润8039万元（未经审计）。
在随后的2007年和2008年，华夏基金更是势如破竹，一跃成为基金业的“龙头老大”。
2007年，基金销售火爆，大量资金涌入基金业。各家基金公司都忙着大比例分拆，以扩张基金资产。而华夏基金却反其道而行之，在2007年10月10日至15日，暂停了华夏红利、华夏回报、华夏优势、华夏蓝筹核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业务。此时，A股市场已达6000点。
这一年，王亚伟管理的华夏大盘以226%的回报率第一次夺得行业冠军。而华夏平稳增长、华夏优势、华夏红利业绩回报均超过150%，排在所有基金的前20位。在良好业绩的支撑下，华夏基金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2600亿元，勇夺行业第一把交椅。
范勇宏对“规模诱惑”的抵制，使华夏基金在风云突变的2008年避免了基金份额被大量赎回、基金资产大幅缩水的尴尬。华夏基金也得以继续稳坐行业头把交椅，其管理的基金资产规模与第二名的差距从2007年的265.85亿元扩大至2008年的839亿元。
中途易主
就在华夏基金业绩登顶之际，收获市场果实的已然不再是原来的股东。2007年9月，华夏基金被纳入中信证券旗下。
事实上，早在世纪之交，华夏基金就经历了几次股权变动。
1999年，华夏证券因违规经营被北京市政府接管。从此，华夏基金的股东频繁变动。2000年1月，华夏基金增资扩股，引入华泰证券、兴业证券、西南证券等3家新股东。
2002年，华夏证券经营状况继续恶化，而兴业证券、华泰证券介入华夏基金不符合证监会“一参一控”的规定。2003年9月，华夏基金的股东变更为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35.725%）、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35.725%）、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25%）和中国科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3.55%）。
从2006年3月到2007年9月，中信证券斥资9.4亿元，分步收购了华夏基金100%的股权。2006年，中信证券分别受让了北京证券、北京国资公司持有的华夏基金5%、35.725%的股权，并于2007年受让北京证券所持华夏基金20%股权。同一年，中信证券受让中国科技证券持有的3.55%股权，以及西南证券持有的35.725%股权。
中信证券对华夏证券的收购充满波折。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与北京证券等几家机构被北京市政府要求退出华夏基金的情况不同，西南证券当时并不想退出，但受到证监会可能对其上市资格设卡的压力，西南证券最终只好将其股权转让给中信证券。
此外，中信证券在不断收购华夏基金股份的过程中，也曾一度遭到华夏基金董事会的反对。因为根据证监会规定的“49%”持股上限要求（基金管理公司主要股东最高出资比例不超过全部出资的49％），中信证券事实上已触犯了监管红线。
对此，中信证券当然心知肚明，但他们有着自己的打算。
“中信证券的思路是先收购，再整合。”在前述接近中信证券的人士看来，中信证券的“违规持股”是个过渡安排。“中信全资收购华夏基金，是为了整合其已经控股的中信基金，满足证监会‘一参一控’的要求。”
鉴于中信证券再三承诺会尽快引入新股东，加之监管层当时也认可中信证券的安排，华夏基金董事会最终同意中信证券成为华夏基金的单一股东。
中信证券的这一做法也被一些业内人士戏称为“先生孩子再登记”。
为了整合两家基金公司，中信证券在2007年6月，以1.11亿元完成收购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上海久事公司和中海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中信基金51%的股权，从而全资持有中信基金。2007年12月，中信证券全资控股的华夏基金又吸收合并中信基金。
2008年3月，合并中信基金后的华夏基金进行董事会改组，在5人董事会中，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任董事长，范勇宏留任董事，龙涛、王连洲、涂建三人留任独立董事。
然而，华夏基金与中信基金整合完成之后，中信证券依然持有华夏基金100%股权。面对证监会2010年四次下发督促函和对华夏基金的处罚，中信证券却迟迟不愿忍痛割爱。
直到2011年12月，中信证券才以83亿元的价格完成51%股权的转让。至此，华夏基金的股东由中信证券一家增至六家，新进股东分别为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比例11%）、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出资比例10%）、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出资比例10%）、山东海丰国际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10%）和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10%）。
受累于中信证券的超限持股问题，华夏基金在2010年和2011年被证监会暂停新业务，期间该公司未有新基金发行。
暂停新业务后，华夏基金的运营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依然保持了行业之首的地位。2011年，华夏基金所管理的基金资产规模与第二名的差距为306亿元。
股权激励之争
表面上，在范勇宏团队带领下，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华夏基金光鲜亮丽，但背后，以范勇宏为核心的管理层和股东中信证券多年来的矛盾与纷争从未停止。
在前述接近中信证券的人士看来，华夏基金管理层和中信证券不合，就像两夫妻闹“离婚”，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
双方的矛盾始于中信基金和华夏基金的合并。作为国内基金业首个合并案，华夏基金和中信基金的合并并不完满。一个是基金业的龙头大哥，一个是券业大佬的亲生子，二者融合的难度可想而知。
华夏基金管理层希望保留管理和人事权的独立，而中信基金被合并后，中信证券希望中信基金的原班人马能在华夏基金有一席之地。
坊间广为流传的一个桥段是，王东明本想安排其昔日的秘书吕涛去华夏基金担任副总经理，结果却遭到华夏基金方面的强烈抵制。此后，中信证券每年的年会上，华夏基金范勇宏从未露面，代其参会的华夏基金数位副总经理也多备受冷落。
华夏基金管理层和中信证券的隔阂还在于，华夏基金贡献了大量利润，中信证券作为股东，却并没有给予华夏基金管理层满意的回报。
“中信证券投资华夏基金的复合利润率是非常惊人的，但对于经营团队来说，却有点太抠门了。”前述知情人士感慨道，基民买华夏基金是基于对范勇宏、王亚伟等基金管理团队的信赖，而非源自中信证券的信用。
事实上，2007~2011年，华夏基金累计实现净利润逾50亿元，早已超过中信证券当初在华夏基金身上所投入的10.51亿元（包括收购中信基金51%的股权成本），如果算上中信证券2011年出售华夏基金51%股权所得83亿元现金和目前剩余49%的股权价值，中信证券在投资华夏基金的5年时间里所获回报将近200亿元。
然而，对于范勇宏团队一直要求的股权激励，中信证券却始终不肯让步。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尽管在中信证券一家独大的时候，双方已经产生了一些误解，但是在董事长王东明的支持下，范勇宏还是坚持了两年。真正产生离职的想法，可能还是在这次股权转让的过程中产生的。
据了解，范勇宏曾希望借中信证券转让华夏基金51%股权的机会，为公司的核心投研团队争取部分股权作为长期激励手段。
“范、王其实是为了经营团队，为了基金投资者而需要更多的话语权，以争取吸收更多优秀的投研人才。”前述知情人士称。
一位不愿具名的基金业界人士认为，范勇宏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经理人，不是简单地要股权。“毕竟当股东的经营目标、经营战略和管理层做好业绩的理念不一致时，缺乏资本话语权的管理层就只能执行股东的决策。而如果管理层持股，有一定话语权，就能参与公司战略的制定，为团队发展争取空间。”
该知情人士透露，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中信证券秘密地寻找、接洽潜在买家，不是非常尊重华夏基金的经营团队。中信证券在跟谁谈，价格是多少，华夏基金的经营团队并不知道。
中信证券引入新股东后，华夏基金管理层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前几年，管理层的自由度还是比较大，但是，在有关公司未来发展的决策上愈发感到话语权越来越弱了。”前述知情人士认为，那些新股东肯定会想着尽快收回自己的投资，对经营团队的压力会非常大，以致影响公司正常的业务开展。
诚然，对于新股东而言，以16亿元购得华夏基金10%的股权，投资成本不可谓不高昂。在公募基金规模缩水，行业利润普遍下滑的背景下，华夏基金的经营压力可见一斑。
2012年，华夏基金全体职工减薪15%~20%，高管降薪幅度甚至达到20%。其他基金公司都没有跟进，这使公司高管层难以面对团队员工。
股东利益与员工孰轻孰重，作为管理层的范勇宏早在2008年就道出了自己的理念。
“要做一家负责任的基金公司，应该想清楚自己是站在什么角度，为谁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一是客户，二是员工，三是股东。在出现矛盾时，一是客户的利益最重要，二是优秀的员工要保住。”范勇宏在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道。
路在何方
在内外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范勇宏、王亚伟最终选择离开。外界普遍认为，范勇宏虽留任华夏基金副董事长，但是今后主要是在即将筹建的中国基金业协会任职。
范勇宏、王亚伟这两个标杆性人物离去，华夏基金的前景将会怎样呢？
前述知情人士认为，范、王离开对华夏基金肯定会有影响，但是华夏基金多年建立起来的基础制度架构、严格管理的企业文化以及整体的团队奋斗精神还在。
近年来，华夏基金净利润大幅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2008年，华夏基金净利润高达12.24亿元，但到2011年，净利润却大幅下滑至6.67亿元，同年，资产规模排名行业第三的易方达基金公司却实现6.9亿元的净利润，首次超越华夏基金。
“今后华夏基金的发展前景还很难预料，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该知情人士称，“如果股东尊重和理解基金公司市场主体地位，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则华夏基金还能保持原来的传统，还有个好的发展前途；如果股东过多干预公司经营，则很难说华夏基金不会变成二流甚至三流的基金公司。”
如今，华夏基金还剩下的早年核心管理人员有总经理滕天鸣、副总经理张后奇、副总经理吴志军、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刘文动等。
事实上，范勇宏、王亚伟离职所反映出的问题，在整个基金行业非常具有代表性。
2011年，同为“老十家”基金公司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掌门人肖风选择离职，就跟今日的范勇宏非常相似。
“行业龙头都留不住人才，说明基金体制与机制设计存在重大瑕疵。”王连洲也指出，基金公司的良性健康发展，离不开经营团队与股东、董事会与股东和经营团队以及经营团队与投资者之间等三方关系的协调。
在现有单一的基金组织形式和公司治理模式下，职业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矛盾贯穿于整个行业。
在前述基金业界人士看来，基金业的公司治理有待改进。一方面，作为基金托管人的银行以及第三方基金评价机构都没做好外部监管，而基金公司的内部监管也不尽如人意。在目前的体制下，基金经理的利益和持有人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如果基金经理得到的激励不多，薪酬较少，就难有动力去全心全意地为持有人做好投资业绩。
公募基金业难以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在拷问行业制度之殇的同时，也给监管层提出了一道难题。
“完善市场的治理机制，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干预，放松审批、加强监管，制度公正、透明，及时对制度进行纠偏。”王连洲呼吁基金业加强制度建设。当然，有了制度，还要有好的执行才行。
实际上，解决基金公司治理问题，监管层也在寻方问药。
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曾在上海公开表示，5%以下的基金业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可能会放开。
然而，部分业内人士认为，5%的股权激励对于解决问题，帮助有限。
“在以人才为核心的基金管理公司，应该尊重管理团队，提高管理层的话语权。”前述知情人士认为，5%的股权根本制约不了大股东，保护不了投资者利益。如果基金管理团队拥有话语权，就可以以高薪留住一些人才、培训人才。
或许，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基金的组织架构问题。
“基金的组织形式应该由市场去决定，契约型、公司型或合伙制的基金都可以成立，要让投资者去选择，让各类型基金之间公平竞争。”前述知情人士表示。
